南平市图书馆

近来朱子四书学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进路，集中于《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四书学、理学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朱子四书学论题的专门研究三方面。《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从研究范围上，可分为《四书集注》的整体研究与专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为经学文献整理与哲学义理阐发两类。经学文献整理进路注重《四书集注》的文本研究。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下了很大工夫考证《集注》各条注释的出处，以“古”“近”“新”等标示朱子四书之来源及特色，虽颇见功力，然仍囿于表面点明来源出处，并未对具体内容之调整及其动机、过程加以比较分析。其书过于机械罗列，立论不免拘泥，认为朱子音义之解定当来自某人某书，太过确定，有穿凿、琐碎之嫌。如指出《集注》“义者，人心之裁制”来自【古】“孙奭疏云：盖裁制度宜之，谓义”。①恐未必。且因著作体大，不免有疏漏不当之处。如认为“自武丁至纣，凡七世”，《集注》实为“九世”。②《集注》“三代盛时，王畿不过千里。今齐已有之，异于文王之百里。又鸡犬之声相闻，自国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一段，仅分别指出首句与末句之古，而遗漏中间二句未加讨论。③又如认为程子“‘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明道、伊川之别不明白矣。”其实据《二程文集》卷十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可断定为伊川说。④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侧重从典籍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大学》、《中庸》的作者、分章，《论孟集注》的引述特点等予以阐发。⑤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则把《集注》全部译成白话文。⑥台湾陈逢源《朱子与四书集注》一书，围绕从五经到四书、从体证到建构、道统与进程、集注与章句、义理与训诂、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价值、撰写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手段、义理内涵诸方面，更多的用力于四书的注释体例、引证方式，义理方面则非其重点。
  哲学义理诠释进路侧重四书学内在思想的阐发。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是国内最早从哲学上对《四书集注》作出全面专门论述的专著。该书分为前论、本论、附论三大块，前论论述了朱子《四书》的编著过程；本论论述了《集注》的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及《集注》所带有的华严宗印迹；附论论述了《集注》的学风旨趣、历史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本书以十万余字对《集注》的主要思想内涵做了较为集中而富有层次的揭示，但带有当时不可避免的阶级分析痕迹，且论述过简。①《四书集注》的专书研究，侧重于经学的整理。如侧重作者、年代、分章、字句、训诂、引文的分析等。
  四书（经）学史、理学史背景下的考察。此类研究更关注哲学义理诠释，如朱汉民、肖永民的《四书学与宋代理学》以朱子四书诠释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理学与四书的关系；②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集注》与理学的思想关系，认为《集注》开创了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风，体现了朱子复归性善本初的体系，对南宋四书学具有重要影响。③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从话语体系、解释框架、概念诠释、文献征引、语文解读等方面解析朱子四书原文解释与思想体系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④
  朱子四书学论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多而散，涵盖《四书集注》的形成、重要范畴、诠释手法等诸多内容。钱穆、束景南对《四书集注》的形成多有讨论，束景南将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认为《四书集注》的刊刻，先后有丁酉说、浙东说、丙午说、己酉说、庚戌说、甲寅说等诸版本。⑤更多成果体现为《四书集注》范畴的研究，涉及道统、理、仁、诚、中庸、格物、心、性、情等。朱子四书学诠释成为热点论题：一是着力对朱子经典诠释方法的揭示，集中于朱子四书与理学关系、诠释理念与方法等。如钱穆《朱子新学案》指出朱子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朱汉民揭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实践诠释和人文信仰特征。周光庆指出朱子四书解释方法论具有系统性，采用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二是通过对《集注》重要章节诠释的深入挖掘揭示《集注》的特点，尤集中于“学而时习”、“浩然之气”、曾点气象等章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