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四书学”的形成，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主要在“四书学”的框架内绵延展开，以迄于今。现代的朱子四书学研究采用哲学诠释为主、经学为辅的进路，在《四书集注》内在研究、学术史研究、专题研究方面有所收获。而宋元以来800年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异彩纷呈，就发展阶段论，呈现出由南宋“铨择刊润”、少有发明，到元代凸显作者见解、阐发与批判兼具，再至明清趋于保守凝固的变化历程。从诠释样式论，有考据派、义理派、综合派、科举派。从研究态度论，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从诠释体裁论，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从诠释目的论，则致力于阐发《集注》原意，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力求归于一是。未来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应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两种方式，以求朱子四书之是为根基，深入挖掘朱子四书学的理论内涵，实现与现代思想的对接与转化。
  一近来研究
  近来朱子四书学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进路，集中于《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四书学、理学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朱子四书学论题的专门研究三方面。《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从研究范围上，可分为《四书集注》的整体研究与专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为经学文献整理与哲学义理阐发两类。经学文献整理进路注重《四书集注》的文本研究。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下了很大工夫考证《集注》各条注释的出处，以“古”“近”“新”等标示朱子四书之来源及特色，虽颇见功力，然仍囿于表面点明来源出处，并未对具体内容之调整及其动机、过程加以比较分析。其书过于机械罗列，立论不免拘泥，认为朱子音义之解定当来自某人某书，太过确定，有穿凿、琐碎之嫌。如指出《集注》“义者，人心之裁制”来自【古】“孙奭疏云：盖裁制度宜之，谓义”。①恐未必。且因著作体大，不免有疏漏不当之处。如认为“自武丁至纣，凡七世”，《集注》实为“九世”。②《集注》“三代盛时，王畿不过千里。今齐已有之，异于文王之百里。又鸡犬之声相闻，自国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一段，仅分别指出首句与末句之古，而遗漏中间二句未加讨论。③又如认为程子“‘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明道、伊川之别不明白矣。”其实据《二程文集》卷十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可断定为伊川说。④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侧重从典籍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大学》、《中庸》的作者、分章，《论孟集注》的引述特点等予以阐发。⑤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则把《集注》全部译成白话文。⑥台湾陈逢源《朱子与四书集注》一书，围绕从五经到四书、从体证到建构、道统与进程、集注与章句、义理与训诂、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价值、撰写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手段、义理内涵诸方面，更多的用力于四书的注释体例、引证方式，义理方面则非其重点。
  哲学义理诠释进路侧重四书学内在思想的阐发。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是国内最早从哲学上对《四书集注》作出全面专门论述的专著。该书分为前论、本论、附论三大块，前论论述了朱子《四书》的编著过程；本论论述了《集注》的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及《集注》所带有的华严宗印迹；附论论述了《集注》的学风旨趣、历史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本书以十万余字对《集注》的主要思想内涵做了较为集中而富有层次的揭示，但带有当时不可避免的阶级分析痕迹，且论述过简。①《四书集注》的专书研究，侧重于经学的整理。如侧重作者、年代、分章、字句、训诂、引文的分析等。
  四书（经）学史、理学史背景下的考察。此类研究更关注哲学义理诠释，如朱汉民、肖永民的《四书学与宋代理学》以朱子四书诠释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理学与四书的关系；②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集注》与理学的思想关系，认为《集注》开创了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风，体现了朱子复归性善本初的体系，对南宋四书学具有重要影响。③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从话语体系、解释框架、概念诠释、文献征引、语文解读等方面解析朱子四书原文解释与思想体系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④
  朱子四书学论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多而散，涵盖《四书集注》的形成、重要范畴、诠释手法等诸多内容。钱穆、束景南对《四书集注》的形成多有讨论，束景南将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认为《四书集注》的刊刻，先后有丁酉说、浙东说、丙午说、己酉说、庚戌说、甲寅说等诸版本。⑤更多成果体现为《四书集注》范畴的研究，涉及道统、理、仁、诚、中庸、格物、心、性、情等。朱子四书学诠释成为热点论题：一是着力对朱子经典诠释方法的揭示，集中于朱子四书与理学关系、诠释理念与方法等。如钱穆《朱子新学案》指出朱子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朱汉民揭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实践诠释和人文信仰特征。周光庆指出朱子四书解释方法论具有系统性，采用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二是通过对《集注》重要章节诠释的深入挖掘揭示《集注》的特点，尤集中于“学而时习”、“浩然之气”、曾点气象等章节。①
  二 古人研究
  《四库提要》从整个经学史的比较视野，肯定《四书》研究是朱子最重要、最有创见的经学贡献。“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②事实亦是如此。朱子《四书集注》自从行世以来，即成为学者学习四书、研讨理学的范本，成为其弟子后学理解朱子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但鉴于该书“浑然犹经”的简约特点，他们花费极大工夫来阐述彼此对《集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阐释《集注》，成为决定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朱子四书诠释学史。
  朱子四书诠释简史，发生了由编辑朱子四书著作到引入朱子后学论著、由不加评语的“铨择刊润”到凸显作者案语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在评论《四书大全》时对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流布略有概述：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③
  顾氏在此概括了朱子四书学诠释的简史：（一）对朱子《四书》的阐发滥觞于黄榦《论语通释》，而且是单经的阐发。（二）真德秀《四书集编》标志着朱子四书诠释的真正开端。《四书集编》的价值在于首创性，示范性、准确性，它第一次较为合理地选录《或问》、《语类》、《辑略》来解释《章句》；在选录之中做了必要鉴定删削工作，显示了编者对朱子《四书》的深刻理解。并在个别地方直接表达了个人看法。《四书集编》还有一独特处，即引用张栻说非常之多，可见并非纯以朱解朱。正如真氏所言，该书具“铨择刊润之功”而非发明驳斥之力。《四库提要》认为，真德秀对朱子理解水平最高，故该书在同类书中水平亦最高。《学庸集编原序》说，“《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傥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①与此“以朱解朱、罕有辨订”的类似著作尚有蔡模《孟子集疏》，《四库提要》评论该书为，“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代表了诠释《集注》的第二阶段，赵氏在序中提出《集注》“浑然如经”说，树起了《集注》为经的大旗。“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落实在形式上，《集注》之文改为与正文同字号，凸显了与经文的平起平坐地位，仅比正文低一格以示区别。而《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亦采用与经文同号字，比《集注》低一格，比经文低两格，以示区别。至于《语孟或问》，则与《语录》一样，皆以小字注释。这种差别性做法，表明赵氏把握到《学庸或问》的地位不一般。除引用朱子说，该书还大量采用朱子门人说，共取13家。“遍取子朱子诸书，及诸高第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于下。”赵氏本人的思想亦开始大量表现，以“愚谓”的形式直接发表看法达253处之多。但该书不足在于取材不够广泛，取舍不够精密，过于冗滥。
  元代是朱子《四书》诠释的兴盛期，直接影响了明清以后的研究。《集注》于1313年被确定为科举教材，但在《集注》文本的判定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陈栎《四书发明》主流行之兴国本（即祝洙本）为文公晚年定本，而胡炳文《四书通》则不取此本，并指摘此本之误。陈栎弟子倪士毅作《四书辑释》在版本上力主《发明》，在义理诠释上兼取《四书通》，实为元代《四书》诠释之大成。元代《四书》的特点是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多，批判意识增强，争论的学术氛围浓厚，开始凸显个人见解。除金履祥从考证方面批评《集注》外，即便被《四库提要》讥讽为“胶执门户”的胡炳文《四书通》，实际上对朱子《四书》也多有批评，这是此前的朱子诠释著作所少有的。元代《四书》诠释著作不仅重视《集注》，而且加大了对朱子后学的引用与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所引朱子之解已非主体，更多的是朱子后学之说，以突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已然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色。
  正因《辑释》集元代《四书》之大成，故明代所纂《四书大全》即以之为底本，而其所作增删，反不如《辑释》，遭到学者讥讽。《大全》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四书学进入凝固期，整个明代并未出现重要的专门诠释朱子《四书》的著作，最有活力的是批评朱子的心学派《四书》。
  进入清代以来，虽然朱子四书学得到以汤斌、熊赐履、张伯行、李光地、朱轼等为骨干的庙堂理学的支持，以陆世仪、陆陇其为代表的学界的笃志研究，但因遭明代心学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朴学的兴起，以考据之学批评《集注》典章名物制度之疏漏成为时之所尚，典型者如考据大家毛奇龄以批评《四书集注》之误为己任，甚至不惜失于罗织。晚清学术又受到西学的冲击，随着1905年科举的废除、读经的废止，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就很荒芜了。清代朱子四书学受到官方与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总体上处于衰败期。但晚清有一朱子《四书》校勘成果，即江苏吴志忠父子的《集注》校勘本，成为今日流行之用本。吴氏父子以数十年之力，校订各本《集注》文字异同，认为所有《集注》版本中，“云峰《四书通》，可谓最善。”故此，当前大陆学界出版的《集注》版本，多采用吴氏父子本，即胡炳文《四书通》本。而在此之前，尤其是自《大全》流行以来，官方定本一直取陈栎《四书发明》本，今虽无人再来争夺定本权，但二者之异确是客观存在，颇可注意的。
  《四库总目提要》在评价陈士元《论语类考》时还对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样式有所揭示：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于世。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于《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于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于《集注》不为苟同。①
  此将朱子四书研究分为义理派与考据派，真德秀《四书集编》、蔡节《论语集说》属于义理派的早期代表，考证派始于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同类杜、薛之书不传，惟张存中、詹道传之书传于世。其实，传于世者尚有与金氏大致同期的豫章赵悳《四书笺义》，该书因未被四库发现，故不及之。《提要》此种二分法过于简略，应再加上两类。一是如《四书纂疏》、《四书通》、《四书发明》等兼具考据与义理的综合派，盖此类从形式上最接近《集注》兼顾考据、义理的特点。二是科举派四书。此派四书虽在学术上无甚可取，然对时代思想、民众心理影响甚大，而且客观上由于元代以来科考与学术关系密切，科考类著作中亦有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故在科考尚浅之元代尤为明显，如元代袁俊翁的《四书疑节》为典型“经疑”科考著作，却对《四书》提出不少新解，对《集注》提出有针对性的质疑，这在后世科考著作中是罕见的。②至于章、股、分节之说，早在解释《集注》的元代著作《四书通》中即有之。尤其是在明清科举无孔不入的影响下，严肃学者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亦都有针对科考著作者，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即是对《四书大全》的批判解读。
  朱子《四书》诠释的态度。上引《提要》末句在评价金履祥时表明了四库编纂者学术判定的一个重要标尺：即对《集注》之误是隐讳还是批判，尤其是在是非较为分明的考据上更显突出。《提要》指出金氏较张氏、詹氏的高明处在于敢于辨析《集注》错误之处，而后者仅是隐讳不言，盖彼此心术不同。其实，《提要》对朱子学派多有偏见，带有“仇朱”的眼光。①詹氏何尝未指出《集注》之误来，不过较隐晦罢了。②大部分严肃的“羽翼朱子”的著作，对《集注》都是既有阐发，亦有批评，不过二者比重不一而已。据对《集注》之态度，后世朱子《四书》诠释大致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三类。维护阐发型占多数，以阐发为主，间有不同于《集注》处，亦委婉述之，如《四书集编》、《四书纂疏》、《四书通》等，此类居于诠释的主流。特别注意的是史伯璿的《四书管窥》极力维护《集注》，对饶鲁、胡炳文等人违背《集注》的说法多有批评。其次，批评指摘型，此类著作在朱子学者中很少，著名者当属金履祥对《集注》考证之批评，至于朱子学之外的学者，则对朱子批评甚多，如陈天祥《四书辨疑》、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朴学皆多有猛烈批评。但朱子学之内、外心态不同，金履祥的一句话最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金氏认为，自己对《集注》的批评属于忠臣，一片好心，他人则不行，是馋贼诋毁之心。再次，自我发明型。此类著作基本上还是站在认同朱子学的立场，对《集注》有所阐发，但同时又在义理上提出许多与朱子不同看法，显出相当的独立性。典型者如宋代饶鲁《四书辑讲》、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清代王夫之的《四书》系列著作，这一类学者非常善于思考，颇具新意与影响。
  对朱子《四书》诠释的体裁丰富，主要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形式。
  顾名思义，“集编”是集合朱子《四书》各种说法阐发《集注》，编辑成书，偶亦下一断语，表达态度。纯粹以《集编》为主的是真德秀《四书集编》，它的好处在于只是选取朱子本人看法（还采用了很多张栻说），互相发明，比较忠实于原著者之意。诚如《四库提要》的评价，“《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①。这种形式后来虽不再流行，但选取朱子本人之说以阐发《集注》则成为诠释朱子四书的公理，各家之异不过在于选取的比重有多少而已。
  鉴于《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引而不发，尤未易读”的特点，非常有必要作疏证工作。顾名思义，“纂疏”是以疏证形式阐发《集注》，视《集注》如经，这是古代解经最常见的形式。宋赵顺孙《四书纂疏序》言，“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祗不韪也。”宋蔡节《论语集说》、宋蔡模《孟子集疏》皆为此类。此类著作选材范围扩大，不仅仅限于朱子著作，而且涉及朱子门人后学的看法，其优点是资料性很强，缺点正如《四库提要》对《孟子集疏》之论，去取为主，发明有余而专主一家，辨析不足。“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余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但此类情况到了元代有所改变，《四书发明》、《四书通》、《四书辑释》作为元代纂疏类代表著作，较前人更广泛地引用朱子后学说，更重视辨析考订工作，以维护对《集注》解释的合理性。由于对朱子后学之说的大量引用辨析，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导致诠释重心往往成了朱子后学之说。《四书大全》实袭此类著作。有必要提下元代史伯璿的《四书管窥》，该书全力批判饶鲁、胡云峰、陈栎等朱子后学对《集注》的批判之说，作为第一部集中反驳朱子后学异于《集注》之说的著作，表明朱子学内部分歧，产生了要求定于一是的统一思想的做法。
  “笺证”就是采用笺注形式，专门对《集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来源等一一笺释考证，它与上述纂疏类的最大差别是专门化，仅仅涉及考据而不论义理。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扫除文本障碍，节省翻检之劳。对于读书不广的初学者来说，尤为便利。这种专题化的诠释对明清两代四书考证颇有影响，体现了元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典型著作有赵悳《四书笺义》、詹道传《四书纂笺》、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氏书与其他三书的不同在于，全列《四书集注》，导致篇幅巨大。而其他三书则仅列所笺证文本，故篇幅略小。当然，赵氏《笺义》由于不加增删的详引材料导致篇幅偏大。
  “通旨”。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虽非专门阐发《集注》，然以《集注》思想为主，据《集注》所释之重要范畴，将《四书》拆分为九十八门，以类相聚。其意在于以若干来自《四书》之范畴贯穿全部《四书》文本，显示了《集注》范畴之学的重要，近于《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但同时对同一范畴下的经文展开疑问剖析，再辅之以“愚案”提出新解，体现了批判继承的精神。该书以“字义”为纲、“经疑”为目的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形成了《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
  “章图”。图解《四书集注》成为宋元代以来颇为重要的诠释方法，其简明直观的优点适合宣传讲解。其实，《朱子语类》中亦记载朱子曾以图解《四书》范畴如仁等。颇有意思的是，图解《四书》可同时运用于解释考据与义理分析，如饶鲁《大学中庸图》解释义理，赵悳《四书笺义》之图则专门解释名物。最典型为元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该书《章图》列图750余幅，就朱子四书各章“分章析义，各布为图”，《纂释》又对诸家解说“辩证同异，增损详略”，其图文并进、体大思精的特色形成了图解《四书》诠释的典范。虞集在该书序中对其图解《集注》的特点有很好论述，该书通过图解的形式来表达概念关系，以期使《集注》的宗旨一目了然，使学者更易于理解接受。“其为书也，盖取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之说有对待者，若体用知行之类；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义利之类：有成列者，若学问辨思行之类，随义立例，章为之图，以究朱子为书之旨，其意可谓勤且切矣。”①
  “经疑”。《四书》经疑作为元代科考形式，有其意义。经疑把《四书》设定为数百道疑问之题，要求考生以问辨答疑的方式辨析其间异同，考查学生对《集注》的融会贯通。选题是精心挑选的，通常围绕重点论题如仁义、心性之别等展开，注重《四书》经文与朱子注文的异同比较，问题详尽而答案简要。所设计的疑问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乏考据之学。尽管是科考的选拔之举，但亦不乏学术性，特别突出了对《集注》的全面掌握，强调了概念的细致辨析能力。当然，经疑的最大局限是由于限定了在《四书集注》中出题，而且是问答分析题，故题目非常有限，重复极多，易流于记诵之学，导致其积极意义的消失。
  就诠释目的论，古代朱子四书学研究，致力于阐发朱子《集注》的原意，通过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纠正朱子后学之误，力求归于一是。诚如黄榦所言，对朱子之书，“则家藏而人诵之。读其言者，未必通其义，通其义者，未必明诸心”①。盖朱子之书，《语类》、《或问》、《文集》与《集注》之说，时有异同。在朱子去世后，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异同，以正确阐发朱子《集注》思想，成为朱子后学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朱子在世之时即存在，朱子本人亦有所察觉，常提起某某之说是未定之说等。如他曾明确告知学者，《论孟或问》是丁酉年间的未定之说，后无精力修改，与《论孟集注》差别甚大，故“不须看。”其受业弟子在编辑《语录》时，就产生了分歧。对《语录》不同之说，叶味道等主张应删去，以定于一。黄榦则主张应当保留，不可妄加删除，以待后人评判。而且，黄榦也特别注意《语录》与《集注》冲突之处，似乎《语录》更加可信。
  因此，判定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定朱子晚年定见，成为朱子《四书》诠释者努力的目标。如上述《集注》文字版本异同问题就一直延续到清末。海外朱子学者亦察觉朱子异同的重要，如韩国韩元震著有《朱子言论异同考》来讨论这一问题。即便批评《集注》之说，亦与朱子《四书》异同说有关。无论是宋代饶鲁、元代金履祥等来自内部的批评，还是阳明心学等来自外部的批评，都曾以朱子早晚异同之说为武器来批判朱子，这样使得批评比较合理有据。如考证类著作在批评《集注》时，常指出《集注》之解前后矛盾处，指出《集注》与《或问》、《文集》、《语类》等书矛盾处。而阳明为了避开朱子学派的攻击，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为盾牌，其目的是利用客观存在的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有一定效果。而绵延至久的朱陆异同之争事实上亦可谓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的翻版，故朱子《集注》异同之说实关系数百年朱子《四书》研究之命脉。
  三 前瞻
  显然，古今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视角上的差异更有意义。今人的研究是比较中立的知识化的外在研究，有重视实用的倾向，希望能为我所用。因此在研究方式上，更重视哲学诠释，喜欢大而化之的主题化研究，勇于立论。而古人的研究也求“用”，求的是身心受用，特别注重求“是”，求朱子之所是，故有如许之多的疏证、通释、讲义之作。古人“求是”的工作应该得到继承与加强，这是朱子《四书》之学根基所在。在研究态度上，应加强对朱子四书学复杂性的认识。盖此书为朱子毕生精力所萃，字字句句皆是“秤上称来，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故朱子言，“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诚非自炫之言，而是真实肺腑之语。为此，应从研读朱子著作做起，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四书集注》版本、朱子四书的形成等问题皆须再探究。在研究目标上，关注朱子《集注》说了什么，求《集注》之是仍是非常紧迫而复杂的。比如朱子在某章注中说了什么？改动了没有？改动几次？为什么改动？朱子常常就《集注》某章的诠释花费很大精力，值得深入考察。比较幸运的是，晚近以来朱子学学者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为朱子四书学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钱穆《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等巨著，对我们把握《四书》文献与义理皆甚有益处。在研究方法上，应扩大研究视角，对朱子四书学系统展开系列比较研究。朱子首次建构的四书学系统，在文本上由《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四书集注》构成，在义理上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王展开，具有阶段性、差异性、一体性等特点，需要以比较的眼光展开系列探索。细化研究触角，整合研究进路之间的联系，以《四书集注》研究为枢纽，从系统动态、内在比较、综合纵贯的视野对朱子四书学展开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发生还原与工夫体验相结合的双向挖掘，以期揭示朱子四书学的具体演变、晚年定见，以及对经典诠释与理学思想的一体化建构。应展开专题化研究。比较研究还应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朱子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蕴含了朱子学、宋明理学的根本命题，重要论题如四书学的形成、一体化、经典化、形上化、道统论、道体论、工夫论、圣王论皆须深入研究。朱子四书学与其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思想之关联，特别是与《近思录》、《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著作的关系，亦应专门加以探讨。对构成朱子四书学的根本性著作，《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皆应逐一考察。朱子《四书集注》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故其诠释思想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朱子在经典注释中所实现的经学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学哲学，在思想史、经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