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一章 朱子四书学概述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698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朱子四书学概述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53 |
| 页码： | 1-5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四书学概述情况的具体介绍，内容主要介绍了回顾与前瞻、四书学院系统、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等。 |
| 关键词： |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第一节 回顾与前瞻
《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四书学”的形成，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主要在“四书学”的框架内绵延展开，以迄于今。现代的朱子四书学研究采用哲学诠释为主、经学为辅的进路，在《四书集注》内在研究、学术史研究、专题研究方面有所收获。而宋元以来800年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异彩纷呈，就发展阶段论，呈现出由南宋“铨择刊润”、少有发明，到元代凸显作者见解、阐发与批判兼具，再至明清趋于保守凝固的变化历程。从诠释样式论，有考据派、义理派、综合派、科举派。从研究态度论，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从诠释体裁论，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从诠释目的论，则致力于阐发《集注》原意，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力求归于一是。未来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应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两种方式，以求朱子四书之是为根基，深入挖掘朱子四书学的理论内涵，实现与现代思想的对接与转化。
一近来研究
近来朱子四书学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进路，集中于《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四书学、理学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朱子四书学论题的专门研究三方面。《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从研究范围上，可分为《四书集注》的整体研究与专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为经学文献整理与哲学义理阐发两类。经学文献整理进路注重《四书集注》的文本研究。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下了很大工夫考证《集注》各条注释的出处，以“古”“近”“新”等标示朱子四书之来源及特色，虽颇见功力，然仍囿于表面点明来源出处，并未对具体内容之调整及其动机、过程加以比较分析。其书过于机械罗列，立论不免拘泥，认为朱子音义之解定当来自某人某书，太过确定，有穿凿、琐碎之嫌。如指出《集注》“义者，人心之裁制”来自【古】“孙奭疏云：盖裁制度宜之，谓义”。①恐未必。且因著作体大，不免有疏漏不当之处。如认为“自武丁至纣，凡七世”，《集注》实为“九世”。②《集注》“三代盛时，王畿不过千里。今齐已有之，异于文王之百里。又鸡犬之声相闻，自国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一段，仅分别指出首句与末句之古，而遗漏中间二句未加讨论。③又如认为程子“‘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明道、伊川之别不明白矣。”其实据《二程文集》卷十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可断定为伊川说。④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侧重从典籍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大学》、《中庸》的作者、分章，《论孟集注》的引述特点等予以阐发。⑤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则把《集注》全部译成白话文。⑥台湾陈逢源《朱子与四书集注》一书，围绕从五经到四书、从体证到建构、道统与进程、集注与章句、义理与训诂、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价值、撰写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手段、义理内涵诸方面，更多的用力于四书的注释体例、引证方式，义理方面则非其重点。
哲学义理诠释进路侧重四书学内在思想的阐发。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是国内最早从哲学上对《四书集注》作出全面专门论述的专著。该书分为前论、本论、附论三大块，前论论述了朱子《四书》的编著过程；本论论述了《集注》的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及《集注》所带有的华严宗印迹；附论论述了《集注》的学风旨趣、历史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本书以十万余字对《集注》的主要思想内涵做了较为集中而富有层次的揭示，但带有当时不可避免的阶级分析痕迹，且论述过简。①《四书集注》的专书研究，侧重于经学的整理。如侧重作者、年代、分章、字句、训诂、引文的分析等。
四书（经）学史、理学史背景下的考察。此类研究更关注哲学义理诠释，如朱汉民、肖永民的《四书学与宋代理学》以朱子四书诠释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理学与四书的关系；②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集注》与理学的思想关系，认为《集注》开创了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风，体现了朱子复归性善本初的体系，对南宋四书学具有重要影响。③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从话语体系、解释框架、概念诠释、文献征引、语文解读等方面解析朱子四书原文解释与思想体系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④
朱子四书学论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多而散，涵盖《四书集注》的形成、重要范畴、诠释手法等诸多内容。钱穆、束景南对《四书集注》的形成多有讨论，束景南将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认为《四书集注》的刊刻，先后有丁酉说、浙东说、丙午说、己酉说、庚戌说、甲寅说等诸版本。⑤更多成果体现为《四书集注》范畴的研究，涉及道统、理、仁、诚、中庸、格物、心、性、情等。朱子四书学诠释成为热点论题：一是着力对朱子经典诠释方法的揭示，集中于朱子四书与理学关系、诠释理念与方法等。如钱穆《朱子新学案》指出朱子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朱汉民揭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实践诠释和人文信仰特征。周光庆指出朱子四书解释方法论具有系统性，采用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二是通过对《集注》重要章节诠释的深入挖掘揭示《集注》的特点，尤集中于“学而时习”、“浩然之气”、曾点气象等章节。①
二 古人研究
《四库提要》从整个经学史的比较视野，肯定《四书》研究是朱子最重要、最有创见的经学贡献。“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②事实亦是如此。朱子《四书集注》自从行世以来，即成为学者学习四书、研讨理学的范本，成为其弟子后学理解朱子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但鉴于该书“浑然犹经”的简约特点，他们花费极大工夫来阐述彼此对《集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阐释《集注》，成为决定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朱子四书诠释学史。
朱子四书诠释简史，发生了由编辑朱子四书著作到引入朱子后学论著、由不加评语的“铨择刊润”到凸显作者案语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在评论《四书大全》时对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流布略有概述：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③
顾氏在此概括了朱子四书学诠释的简史：（一）对朱子《四书》的阐发滥觞于黄榦《论语通释》，而且是单经的阐发。（二）真德秀《四书集编》标志着朱子四书诠释的真正开端。《四书集编》的价值在于首创性，示范性、准确性，它第一次较为合理地选录《或问》、《语类》、《辑略》来解释《章句》；在选录之中做了必要鉴定删削工作，显示了编者对朱子《四书》的深刻理解。并在个别地方直接表达了个人看法。《四书集编》还有一独特处，即引用张栻说非常之多，可见并非纯以朱解朱。正如真氏所言，该书具“铨择刊润之功”而非发明驳斥之力。《四库提要》认为，真德秀对朱子理解水平最高，故该书在同类书中水平亦最高。《学庸集编原序》说，“《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傥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①与此“以朱解朱、罕有辨订”的类似著作尚有蔡模《孟子集疏》，《四库提要》评论该书为，“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代表了诠释《集注》的第二阶段，赵氏在序中提出《集注》“浑然如经”说，树起了《集注》为经的大旗。“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落实在形式上，《集注》之文改为与正文同字号，凸显了与经文的平起平坐地位，仅比正文低一格以示区别。而《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亦采用与经文同号字，比《集注》低一格，比经文低两格，以示区别。至于《语孟或问》，则与《语录》一样，皆以小字注释。这种差别性做法，表明赵氏把握到《学庸或问》的地位不一般。除引用朱子说，该书还大量采用朱子门人说，共取13家。“遍取子朱子诸书，及诸高第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于下。”赵氏本人的思想亦开始大量表现，以“愚谓”的形式直接发表看法达253处之多。但该书不足在于取材不够广泛，取舍不够精密，过于冗滥。
元代是朱子《四书》诠释的兴盛期，直接影响了明清以后的研究。《集注》于1313年被确定为科举教材，但在《集注》文本的判定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陈栎《四书发明》主流行之兴国本（即祝洙本）为文公晚年定本，而胡炳文《四书通》则不取此本，并指摘此本之误。陈栎弟子倪士毅作《四书辑释》在版本上力主《发明》，在义理诠释上兼取《四书通》，实为元代《四书》诠释之大成。元代《四书》的特点是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多，批判意识增强，争论的学术氛围浓厚，开始凸显个人见解。除金履祥从考证方面批评《集注》外，即便被《四库提要》讥讽为“胶执门户”的胡炳文《四书通》，实际上对朱子《四书》也多有批评，这是此前的朱子诠释著作所少有的。元代《四书》诠释著作不仅重视《集注》，而且加大了对朱子后学的引用与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所引朱子之解已非主体，更多的是朱子后学之说，以突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已然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色。
正因《辑释》集元代《四书》之大成，故明代所纂《四书大全》即以之为底本，而其所作增删，反不如《辑释》，遭到学者讥讽。《大全》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四书学进入凝固期，整个明代并未出现重要的专门诠释朱子《四书》的著作，最有活力的是批评朱子的心学派《四书》。
进入清代以来，虽然朱子四书学得到以汤斌、熊赐履、张伯行、李光地、朱轼等为骨干的庙堂理学的支持，以陆世仪、陆陇其为代表的学界的笃志研究，但因遭明代心学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朴学的兴起，以考据之学批评《集注》典章名物制度之疏漏成为时之所尚，典型者如考据大家毛奇龄以批评《四书集注》之误为己任，甚至不惜失于罗织。晚清学术又受到西学的冲击，随着1905年科举的废除、读经的废止，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就很荒芜了。清代朱子四书学受到官方与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总体上处于衰败期。但晚清有一朱子《四书》校勘成果，即江苏吴志忠父子的《集注》校勘本，成为今日流行之用本。吴氏父子以数十年之力，校订各本《集注》文字异同，认为所有《集注》版本中，“云峰《四书通》，可谓最善。”故此，当前大陆学界出版的《集注》版本，多采用吴氏父子本，即胡炳文《四书通》本。而在此之前，尤其是自《大全》流行以来，官方定本一直取陈栎《四书发明》本，今虽无人再来争夺定本权，但二者之异确是客观存在，颇可注意的。
《四库总目提要》在评价陈士元《论语类考》时还对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样式有所揭示：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于世。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于《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于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于《集注》不为苟同。①
此将朱子四书研究分为义理派与考据派，真德秀《四书集编》、蔡节《论语集说》属于义理派的早期代表，考证派始于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同类杜、薛之书不传，惟张存中、詹道传之书传于世。其实，传于世者尚有与金氏大致同期的豫章赵悳《四书笺义》，该书因未被四库发现，故不及之。《提要》此种二分法过于简略，应再加上两类。一是如《四书纂疏》、《四书通》、《四书发明》等兼具考据与义理的综合派，盖此类从形式上最接近《集注》兼顾考据、义理的特点。二是科举派四书。此派四书虽在学术上无甚可取，然对时代思想、民众心理影响甚大，而且客观上由于元代以来科考与学术关系密切，科考类著作中亦有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故在科考尚浅之元代尤为明显，如元代袁俊翁的《四书疑节》为典型“经疑”科考著作，却对《四书》提出不少新解，对《集注》提出有针对性的质疑，这在后世科考著作中是罕见的。②至于章、股、分节之说，早在解释《集注》的元代著作《四书通》中即有之。尤其是在明清科举无孔不入的影响下，严肃学者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亦都有针对科考著作者，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即是对《四书大全》的批判解读。
朱子《四书》诠释的态度。上引《提要》末句在评价金履祥时表明了四库编纂者学术判定的一个重要标尺：即对《集注》之误是隐讳还是批判，尤其是在是非较为分明的考据上更显突出。《提要》指出金氏较张氏、詹氏的高明处在于敢于辨析《集注》错误之处，而后者仅是隐讳不言，盖彼此心术不同。其实，《提要》对朱子学派多有偏见，带有“仇朱”的眼光。①詹氏何尝未指出《集注》之误来，不过较隐晦罢了。②大部分严肃的“羽翼朱子”的著作，对《集注》都是既有阐发，亦有批评，不过二者比重不一而已。据对《集注》之态度，后世朱子《四书》诠释大致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三类。维护阐发型占多数，以阐发为主，间有不同于《集注》处，亦委婉述之，如《四书集编》、《四书纂疏》、《四书通》等，此类居于诠释的主流。特别注意的是史伯璿的《四书管窥》极力维护《集注》，对饶鲁、胡炳文等人违背《集注》的说法多有批评。其次，批评指摘型，此类著作在朱子学者中很少，著名者当属金履祥对《集注》考证之批评，至于朱子学之外的学者，则对朱子批评甚多，如陈天祥《四书辨疑》、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朴学皆多有猛烈批评。但朱子学之内、外心态不同，金履祥的一句话最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金氏认为，自己对《集注》的批评属于忠臣，一片好心，他人则不行，是馋贼诋毁之心。再次，自我发明型。此类著作基本上还是站在认同朱子学的立场，对《集注》有所阐发，但同时又在义理上提出许多与朱子不同看法，显出相当的独立性。典型者如宋代饶鲁《四书辑讲》、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清代王夫之的《四书》系列著作，这一类学者非常善于思考，颇具新意与影响。
对朱子《四书》诠释的体裁丰富，主要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形式。
顾名思义，“集编”是集合朱子《四书》各种说法阐发《集注》，编辑成书，偶亦下一断语，表达态度。纯粹以《集编》为主的是真德秀《四书集编》，它的好处在于只是选取朱子本人看法（还采用了很多张栻说），互相发明，比较忠实于原著者之意。诚如《四库提要》的评价，“《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①。这种形式后来虽不再流行，但选取朱子本人之说以阐发《集注》则成为诠释朱子四书的公理，各家之异不过在于选取的比重有多少而已。
鉴于《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引而不发，尤未易读”的特点，非常有必要作疏证工作。顾名思义，“纂疏”是以疏证形式阐发《集注》，视《集注》如经，这是古代解经最常见的形式。宋赵顺孙《四书纂疏序》言，“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祗不韪也。”宋蔡节《论语集说》、宋蔡模《孟子集疏》皆为此类。此类著作选材范围扩大，不仅仅限于朱子著作，而且涉及朱子门人后学的看法，其优点是资料性很强，缺点正如《四库提要》对《孟子集疏》之论，去取为主，发明有余而专主一家，辨析不足。“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余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但此类情况到了元代有所改变，《四书发明》、《四书通》、《四书辑释》作为元代纂疏类代表著作，较前人更广泛地引用朱子后学说，更重视辨析考订工作，以维护对《集注》解释的合理性。由于对朱子后学之说的大量引用辨析，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导致诠释重心往往成了朱子后学之说。《四书大全》实袭此类著作。有必要提下元代史伯璿的《四书管窥》，该书全力批判饶鲁、胡云峰、陈栎等朱子后学对《集注》的批判之说，作为第一部集中反驳朱子后学异于《集注》之说的著作，表明朱子学内部分歧，产生了要求定于一是的统一思想的做法。
“笺证”就是采用笺注形式，专门对《集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来源等一一笺释考证，它与上述纂疏类的最大差别是专门化，仅仅涉及考据而不论义理。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扫除文本障碍，节省翻检之劳。对于读书不广的初学者来说，尤为便利。这种专题化的诠释对明清两代四书考证颇有影响，体现了元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典型著作有赵悳《四书笺义》、詹道传《四书纂笺》、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氏书与其他三书的不同在于，全列《四书集注》，导致篇幅巨大。而其他三书则仅列所笺证文本，故篇幅略小。当然，赵氏《笺义》由于不加增删的详引材料导致篇幅偏大。
“通旨”。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虽非专门阐发《集注》，然以《集注》思想为主，据《集注》所释之重要范畴，将《四书》拆分为九十八门，以类相聚。其意在于以若干来自《四书》之范畴贯穿全部《四书》文本，显示了《集注》范畴之学的重要，近于《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但同时对同一范畴下的经文展开疑问剖析，再辅之以“愚案”提出新解，体现了批判继承的精神。该书以“字义”为纲、“经疑”为目的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形成了《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
“章图”。图解《四书集注》成为宋元代以来颇为重要的诠释方法，其简明直观的优点适合宣传讲解。其实，《朱子语类》中亦记载朱子曾以图解《四书》范畴如仁等。颇有意思的是，图解《四书》可同时运用于解释考据与义理分析，如饶鲁《大学中庸图》解释义理，赵悳《四书笺义》之图则专门解释名物。最典型为元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该书《章图》列图750余幅，就朱子四书各章“分章析义，各布为图”，《纂释》又对诸家解说“辩证同异，增损详略”，其图文并进、体大思精的特色形成了图解《四书》诠释的典范。虞集在该书序中对其图解《集注》的特点有很好论述，该书通过图解的形式来表达概念关系，以期使《集注》的宗旨一目了然，使学者更易于理解接受。“其为书也，盖取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之说有对待者，若体用知行之类；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义利之类：有成列者，若学问辨思行之类，随义立例，章为之图，以究朱子为书之旨，其意可谓勤且切矣。”①
“经疑”。《四书》经疑作为元代科考形式，有其意义。经疑把《四书》设定为数百道疑问之题，要求考生以问辨答疑的方式辨析其间异同，考查学生对《集注》的融会贯通。选题是精心挑选的，通常围绕重点论题如仁义、心性之别等展开，注重《四书》经文与朱子注文的异同比较，问题详尽而答案简要。所设计的疑问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乏考据之学。尽管是科考的选拔之举，但亦不乏学术性，特别突出了对《集注》的全面掌握，强调了概念的细致辨析能力。当然，经疑的最大局限是由于限定了在《四书集注》中出题，而且是问答分析题，故题目非常有限，重复极多，易流于记诵之学，导致其积极意义的消失。
就诠释目的论，古代朱子四书学研究，致力于阐发朱子《集注》的原意，通过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纠正朱子后学之误，力求归于一是。诚如黄榦所言，对朱子之书，“则家藏而人诵之。读其言者，未必通其义，通其义者，未必明诸心”①。盖朱子之书，《语类》、《或问》、《文集》与《集注》之说，时有异同。在朱子去世后，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异同，以正确阐发朱子《集注》思想，成为朱子后学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朱子在世之时即存在，朱子本人亦有所察觉，常提起某某之说是未定之说等。如他曾明确告知学者，《论孟或问》是丁酉年间的未定之说，后无精力修改，与《论孟集注》差别甚大，故“不须看。”其受业弟子在编辑《语录》时，就产生了分歧。对《语录》不同之说，叶味道等主张应删去，以定于一。黄榦则主张应当保留，不可妄加删除，以待后人评判。而且，黄榦也特别注意《语录》与《集注》冲突之处，似乎《语录》更加可信。
因此，判定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定朱子晚年定见，成为朱子《四书》诠释者努力的目标。如上述《集注》文字版本异同问题就一直延续到清末。海外朱子学者亦察觉朱子异同的重要，如韩国韩元震著有《朱子言论异同考》来讨论这一问题。即便批评《集注》之说，亦与朱子《四书》异同说有关。无论是宋代饶鲁、元代金履祥等来自内部的批评，还是阳明心学等来自外部的批评，都曾以朱子早晚异同之说为武器来批判朱子，这样使得批评比较合理有据。如考证类著作在批评《集注》时，常指出《集注》之解前后矛盾处，指出《集注》与《或问》、《文集》、《语类》等书矛盾处。而阳明为了避开朱子学派的攻击，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为盾牌，其目的是利用客观存在的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有一定效果。而绵延至久的朱陆异同之争事实上亦可谓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的翻版，故朱子《集注》异同之说实关系数百年朱子《四书》研究之命脉。
三 前瞻
显然，古今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视角上的差异更有意义。今人的研究是比较中立的知识化的外在研究，有重视实用的倾向，希望能为我所用。因此在研究方式上，更重视哲学诠释，喜欢大而化之的主题化研究，勇于立论。而古人的研究也求“用”，求的是身心受用，特别注重求“是”，求朱子之所是，故有如许之多的疏证、通释、讲义之作。古人“求是”的工作应该得到继承与加强，这是朱子《四书》之学根基所在。在研究态度上，应加强对朱子四书学复杂性的认识。盖此书为朱子毕生精力所萃，字字句句皆是“秤上称来，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故朱子言，“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诚非自炫之言，而是真实肺腑之语。为此，应从研读朱子著作做起，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四书集注》版本、朱子四书的形成等问题皆须再探究。在研究目标上，关注朱子《集注》说了什么，求《集注》之是仍是非常紧迫而复杂的。比如朱子在某章注中说了什么？改动了没有？改动几次？为什么改动？朱子常常就《集注》某章的诠释花费很大精力，值得深入考察。比较幸运的是，晚近以来朱子学学者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为朱子四书学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钱穆《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等巨著，对我们把握《四书》文献与义理皆甚有益处。在研究方法上，应扩大研究视角，对朱子四书学系统展开系列比较研究。朱子首次建构的四书学系统，在文本上由《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四书集注》构成，在义理上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王展开，具有阶段性、差异性、一体性等特点，需要以比较的眼光展开系列探索。细化研究触角，整合研究进路之间的联系，以《四书集注》研究为枢纽，从系统动态、内在比较、综合纵贯的视野对朱子四书学展开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发生还原与工夫体验相结合的双向挖掘，以期揭示朱子四书学的具体演变、晚年定见，以及对经典诠释与理学思想的一体化建构。应展开专题化研究。比较研究还应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朱子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蕴含了朱子学、宋明理学的根本命题，重要论题如四书学的形成、一体化、经典化、形上化、道统论、道体论、工夫论、圣王论皆须深入研究。朱子四书学与其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思想之关联，特别是与《近思录》、《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著作的关系，亦应专门加以探讨。对构成朱子四书学的根本性著作，《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皆应逐一考察。朱子《四书集注》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故其诠释思想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朱子在经典注释中所实现的经学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学哲学，在思想史、经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四书学系统
一 《四书》与四书学
四书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之合称，四书之名与宋代理学之勃兴，尤其是朱子学崛起有莫大关联。在朱子之前，并未有人将此四书视为一体而综合研究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①就经学史来看，这四部儒家经典地位本就不同。《论语》为孔子与弟子言论对答记录，在汉代即受重视，此后一直备受尊崇。《中庸》、《大学》分别为《礼记》之三十一、四十二篇，并未特受重视。自唐韩愈、李翱始倡言二篇，至宋代学者才大力张扬之，理学创立者二程兄弟于此尤有功焉。《孟子》一书，至东汉末年，始有赵岐为之作注，此后复归于默默。其命运转机之先兆，亦始于韩愈之推尊，迄于宋代，则学者呈现出尊孟与非孟两种对立观点，为此发生一场长达百年的争论，直至朱子为《孟子》作注，将其编入《四书》，《孟子》在儒学中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稳固确立。①
朱子对《四书》的贡献，首在于将分散独立的《学》、《庸》、《论》、《孟》视为一相互贯通的思想有机体，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思想融入到《四书》注释中，形成了《四书集注》这一经学与理学合一的新经学系统。一方面，朱子坚持从经学的章句、注释之学入手，对古本《学》、《庸》重新加以分章别句，增删调整，分经别传，透过精细的章句工作，使二书的条理性、可读性为之一变。对《论》、《孟》则以二程之学为主，搜集汉宋诸家之说，赋予二书义理之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朱子认为四书是一个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贤气象所展开的关联一体的思想系统，此系统以理学思想为根基，重建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经典系统，阐发了足与佛老抗衡的安身立命之道、内圣外王之学，标志着儒家思想进入了“四书学”这一新时代。后世儒学的发展，实际皆以《四书集注》为中心，涌现出不计其数、体裁各异的《集注》注释之作。
朱子四书学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之前儒学的新思想系统，提出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话语。此一新系统以理先气后为前提，理气同异为核心，理一分殊为展开，以理解仁，以理释性，将天理作为标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价值合一、超越与内在一体的范畴。以理气在逻辑上的“一而二”与存在上的“二而一”为基础，自然推出人性先天本来的圆满具足与后天存在的亏缺偏颇，由此详细阐发了以复性为指归的变化气质工夫。工夫的展开又奠基于对人之心性情的认识，以儒学体用论为框架，主张横渠提出的“心统性情”论，妥善解决了心、性、情三者在工夫系统中的位置。摒除了魏晋玄学及李翱主张的性善情恶、灭情复性说，而以中和之说给予了情应有之正面地位。故此，工夫之关键在于对治阻碍本性呈现的气质之偏与保持作为心之所发的情欲的合理性，以理治欲，故“存天理，灭人欲”可谓朱子学及宋明理学之总纲，其目的并非如流俗所误解之剥夺人之一切欲望，否则即陷入其所批评的“无情”之论了，乃是将人之情欲复归于发而皆中节的中和状态，以成就其圣贤人格。它对治的恰恰是流俗之“过情纵欲”与佛老的“灭情去欲”，而止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率性顺情。
朱子四书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夫教化系统。此一工夫系统具有精整、严密、双向并进的特点。简言之，它以知行范畴为中心，以进学以致知，主敬以穷理为纲要，故此，一方面继承孔孟哲学中固有的工夫范畴，并赋予其新的深刻意义，如忠恕、存养、克己复礼等，同时又特别抉发了格物、诚意、慎独等在工夫系统中的独特性。朱子的《四书》工夫以知与行、省察与存养、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两轮、双翼为骨架，其余工夫皆可填充于此。此两轮工夫理论上似乎有先后，如知先行后，而实践中实无先后，不可等待。乃是即知即行，知行一体，交错并进，最终所实现之真知，实内在蕴含了必行之知。较之先秦儒学，朱子对格物、诚意、主敬、克己的工夫意义尤其重视，只有通过格物穷理之功，方能实现心体之明，一颗黑漆漆之心，是无法做出正确行动，迈向圣贤之途的；格物工夫又需要以主敬为前提，无敬以主宰之心，一团乱糟糟之心，是不可能成就一事的，更不可能做到格物穷理。此即“心静理明”。但私意之发，隐微难识，潜伏扎根，故诚其意之工夫即必不可少，否则一切的言行皆是虚妄不实。故诚意具有行为之指南与船舵之作用。另一方面，人一切之为学工夫，皆可归纳为“灭欲存理”，此即克己工夫之所在。克己即是战胜私欲，复礼即是复归天理。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充满了强烈道统意识的理学道统系统。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具体诠释，处处充满了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于此系统论述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包含了道统谱系、道统观念、传道经典、为道工夫等诸多方面。即以道统谱系而论，在鲜明的道统三阶段论中，一则突出了夫子虽不得其位而贤于尧舜的第一人地位；二则彰显了二程在孟子殁后夫子之道不传的千五百年之后，独得此道于遗经之中，使得儒道再生，其功甚伟。且由对明道造道境界之推崇，证明了颜子学圣人之所学命题之成立。由此开启了儒家之道发展的新阶段。在具体的四书文本诠释中，朱子根据弟子在道统中地位、得道之深浅，给予了某种带有脸谱化的阐述。如对颜、曾言语之阐发，皆为推扬之辞，以示效仿之途；外此，如子贡、子路等余子，则皆多有贬抑之语，以表警戒之意。即使朱子对《四书》次序之编排，以《大学》为首，居于《论》《孟》之前，亦是据为道次第而论。可见，只有以道统为视角，方能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用心。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经典诠释系统，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相得益彰，达到了简而明，切而要的效果，做到了汉学诠释与宋学诠释的统一，可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大成之作，对于未来中国经典学的复兴，具有不言而喻的示范意义。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着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他自觉继承了汉学与宋学两种之学方法之优长，同时摒弃其短。作为二程学派的传人，朱子先天继承了理学发挥义理的诠释特点，此自毋庸多论。与此派不同的是，朱子还认识到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方法亦“大有好处”，故《四书集注》非常重视字词的音韵训诂、章句区分，反思二程学派不重此学而造成义理诠释的失误，“因章句不明而看不成道理！”朱子《四书》文本的诠释，对二程学派的批评多半从章句训诂之学入手，揭示其义理层面的缺失。反而甚少对汉唐训诂学加以批评，只是认为郑玄等学者解释文本虽有根据，却始于烦琐，而无甚意味，即“辞费而理不明”。而朱子所追求者，恰在“辞简理明”。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站在了理学诠释的对立面。其次，朱子有一套自觉的分层诠释理念，即基本层是求得文本的本意，此可谓文本层；第二层是发明圣贤原意，此可谓理论层；第三层则是揭示为学弊病之针砭，可谓应用层。尤其是第三层，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与其工夫教化论紧密相连，故《四书集注》中常有针对读者的告诫之语。总之，朱子的诠释继承了传统经典注释形式，而又融入了理学这一代表时代精神之思想，诚可谓做到了寓作于述，注新酒于旧瓶。
朱子就各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点、定位、意义皆有明确阐发。他认为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作，而是承载着圣人之道，昭示着成圣之途的根本经典。学者照此用功，可踏上成就圣贤之路而受用无尽。“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①朱子认为，圣贤经典的诠释者承担着代圣贤立言以教化众生的任务。一方面，圣贤之言本自明白，圣贤之道本自清晰，根本无需解释。另一方面，学者因各种因素，无法真正懂得圣贤之道与言，故朱子怀着为学者解疑释惑的目的注解四书，希望学者以注解为扶梯，通达圣贤之意。朱子的潜在预设是：《四书集注》是对圣贤之意的完全正确毫不走样的发明，学者可由此以入圣贤之道，《集注》于学者实有阶梯和渡船之意义，学者应先仔细领会之。他以无有合适注解而辛苦研读《四书》的切身体会，告诫学者当珍惜如今有注可读的大好机会，言语中似有警告后世学者“身在福中须知福”的意味，亦透露出对前辈学者注解《四书》的不满。
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①
注释要因言以达意，学者之误在因言失意，言作为载道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得失成败皆系乎此。读书当先求经文本意，如不可得，方可借助注解以求通达。注解是理解经文的阶梯，在二程时《大学》未有注释，学者理解不够清晰，比较含糊。至今日有了《大学章句》，则大体分明，更易理解经文。
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说，想也看得鹘突。而今看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子细去看。②
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创造性阐发，于“四书学”的确立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二程、张载等对《四书》多有论述，但其思想建构仍偏重由五经这一固有传统展开，如程颐最重要著作《易传》即是如此。朱子在继承、消化前辈《四书》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展开全面系统精密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四书学”这一新的经典体系。
二 《四书》特点及定位
（一）《四书》定位
朱子常在比较视野下判定《学》、《庸》、《论》、《孟》的定位和特点，涉及著者、文本、义理诸方面。《四书》尽管各有特点，但一理贯通，无有高下之分。既“各自精细”，又“真实工夫只一般”。如《论语》就个别事实说，《中庸》就理上说，但在究竟义理上，二者无别，仅是表述不同而已。须把握《四书》异中有同的特点，不可为其表面差异所迷惑。圣人之书，各有差别，不可执一不变。学习方法亦应有针对性的变化，如此方易契入。能否把握《四书》异同，乃学习《四书》的应有之义。如《中庸》皆言义理，故应以思索为主；《大学》仅说工夫节目，应以践行为主。
朱子指出《大学》交代了古人为学次第，清楚易懂，确实可行，不应到无形无影处理会。《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殊处在于首尾完备，前后贯通，相互发明，均匀一致。而其他三书则杂乱无序，不易把握。总之，《大学》是纲领，《论》、《孟》就具体经验事实阐发。具体言之，《大学》一书重心在前，后面只是对前面的重复重叠。其纲领在明明德，着力在格物。格物工夫是成就圣贤的普遍路径，对于任何资质之人皆适用，格物承担了引导学者齐入圣贤境遇的任务，具有普世意义。故《大学》本领全在乎格物上。
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①
朱子主张《论语》编撰者当为曾子、有子弟子，且篇章存在些微残缺，特别是后面数章难解处增多。“古书多至后面便不分晓。《语》、《孟》亦然。”②《论语》的特点是句句事实，随机发问，灵活多变。故《论语集注》注重挖掘对话背景和史实补充。朱子对全书的认识基于两分视角，于孔、颜、曾之言认为至善无暇；若他人之说，则多有不满。
关于《孟子》的作者，《孟子集注》并存孟子自著与弟子所著两种观点，朱子更倾向于孟子自著，否则不可能如此通贯畅达、明白亲切，但亦未否定有弟子润色处。鉴于《孟子》自成文字特点，特别强调学习该书须熟读成诵，以求贯通，由此还可悟到写作方法。又鉴于《孟子》一书难以把握要领的特点，晚年特意挑出其要领所在，编撰《孟子要略》。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岂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门，而没世不闻耶！方。①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②
朱子通过《语》、《孟》比较的方式阐发了二者异同。他以一生学习实践之体会，称赞论孟义理高深，无有其比。又指出《论》《孟》之别客观存在，圣贤教人，门户各自不同。二者存在错杂与整齐，自然与张扬，朴实与虚灵，从容与充扩，简易与费力，事实工夫与理义存心，平淡与紧切，含蓄与外露，精密与疏脱，广大与逼仄，纯正与瑕疵之别。总之，《论语》可包《孟子》之言。《语类》卷十九于此有详尽比较。
关于《中庸》。朱子将《中庸》定位为深妙高远之书，“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奠定了儒家形上基础，而多讲鬼神、天道性命等无形影之事。其义理深奥而不宜初读，故学者当明白道理了，方可自此而入，以资印证。因《中庸》多上达本体而少下学工夫，故在《四书》次序中，前三书是基础，《中庸》为压轴，须在学习三书基础上再研读《中庸》。朱子对《中庸》章句下了很大功夫，为此与好友吕、张进行多次讨论，主张《中庸》各章次序谨严，枝叶相对，浑然一篇。又指出《中庸》虽兼具精粗本末，但尚未达到完备无缺的地步，指末处偏少也。“《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方子。”③
《大学》居首。在《四书》系列中，各书所承担地位不一。《大学》居于入德之门，《四书》之首的优先地位，这是从教法、实际修为的角度立论，是在与其他三书的比较中，在整个《四书》系列中提出的。《大学》作为入德之门虽来自二程说，并非一人私见，朱子继承发扬此一观点。《答杨子直》言：“只如《大学》，据程先生说，乃是孔氏遗书，而谓其他莫如《论》、《孟》。则其尊之固在《论语》之右，非熹之私说矣。”①
《大学》居于四书之首的最大障碍是《论语》，《论语》在儒家经典中历来就居于经典地位，反映的是圣人思想。为此，二程提出《大学》乃孔子亲手所写遗留下来的著作，较之弟子记载的《论语》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朱子认为，《四书》作为一系统，义理上一以贯之，并无高低之分。但在教法上，存在先后难易之别。《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因为它是“入德之门户”，进入整个《四书》系统，必须由此门户而入，由此门户奠定规模，方可学习其他三书。“《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②
朱子自认《四书》之中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历来关注最少，而却是朱子用力最多者，朱子给予了《大学》无比之重视，最终奠定了《大学》在后世的崇高地位。朱子于《大学章句》感情无比深厚，时有流露。自言此书可视为一生代表作，突破了前贤所见，耗费一生心血，可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相比。与《大学》相比，《论》、《孟》、《中庸》却不算用力。朱子对《大学》的最直接工作是增削调整文本，以为其思想系统服务，对《大学》一经十传格局的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结构谨严的著作，对明德、格物、至善、诚意诸概念的阐发，直接奠定了理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最终《大学章句》的影响盖过了郑玄传下来的古本《大学》。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友仁。
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贺孙。①
《大学》成为整个《四书》的灵魂，格物、诚意之说贯穿全部《四书》，在《论》、《孟》、《庸》中无处不在。故可以说，不理解《大学章句》，就无法理解朱子《四书》。这也是朱子一再强调先掌握《大学》然后学习《语》、《孟》的原因。朱子明确告诉学生，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大学》，突出了《大学》的“唯一性”。“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淳。”②
朱子对《大学》在四书系列中的地位做了详尽说明。《大学》具有条理清楚严谨、义理周遍精密、简易可行的特点，朱子以“间架”“行程历”“纲目”“大坯模”“田契”“食谱”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性、奠基性。《大学》安排了层次分明的工夫节目，《论》、《孟》、《庸》可谓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掌握了《大学》，学习任何经典皆具有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大雅。③
《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自修。④
作为儒家立教传法的大典，《大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特别对后世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应在熟读《大学》的基础上去学习《论》、《孟》。《论》、《孟》好比《大学》碗中之肉菜，是对《大学》的充实，《大学》是“匡网”，已包括了《论》、《孟》要领。与《大学》相比，《论》、《孟》虽然紧切，但内容参差不齐、高低有别，不如《大学》整齐均匀。故从为学难易急缓的角度，应当先《大学》而后论孟。朱子以自身经历为例，谆谆告诫学者，读透《大学》是研读包括《论》、《孟》在内一切书籍的要领，精通《大学》，则一通百通，一往无碍。
公读令《大学》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网了，卒亦未易看得。贺孙。①
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也。……《论》、《孟》之为人虽切，然而问者非一人，记者非一手，或先后浅深之无序，或抑扬进退之不齐，其间盖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书而后《论》、《孟》，盖以其难易缓急言之……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而读《四书》者，又不可不先于《大学》，亦已明矣。②
《大学》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意义，亲切好懂，故居《四书》之首。《论语》次之，它树立了为学根本，多为对日用工夫的朴实阐发，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是对《四书》义理的发扬阐发，能够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殿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宇。③
（二）六种排序
朱子对《四书》次序安排有明确表述，从为学由易到难的角度依次为：《学》《语》《孟》《庸》。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类次序为最常见者，在文集中共出现7次，其年代多在朱子六十以后，代表了朱子成熟思想，在后世甚为流行。朱子特别强调，《大学》在《论语》之前、《中庸》在《孟子》之后的次序不可颠倒，表明他当时已警惕、担心后学对此次序有所误解。“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然此书之目，只是一时偶见《大学》太薄，装不成册，难作标题，故如此写。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①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朱子提及二程据著者顺序提及四书次序为《学》《语》《庸》《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但在结束本文时朱子特别强调，虽然依据著者顺序，《中庸》先于《孟子》，但在为学次第上，必须先《孟子》后《中庸》，这才符合为道次序。“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人道之渐也。”朱子对《四书》次序的这一安排在朱子后学中得到较多认同，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将此顺序视为朱子定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此外如《朱子语类》编者黄士毅、黎靖德、胡炳文《四书通》及四库本《四书章句集注》等，在分类上皆采用此序。
但朱子在言及四书次序时，情况复杂，非皆照此次第提及。我们认为，判定朱子《四书》排序须从庚戌后才有效用，盖至此时，朱子《四书》系统的思想、次第观念才确立起来。正如郭齐先生所论，“朱熹早年对《四书》次序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朱熹提到《四书》时，其次序是十分随意。……到了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这书有了更深的认识，朱熹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②。其次，朱子行文中四书排列先后并不代表朱子对四书学习顺序的看法，必须放到具体语境中方可。据陈逢源先生研究，《朱子文集》涉及四书次序尚有以下情况：《论》《孟》《学》《庸》。此次序有3次，分别为35岁与陈明仲、55岁与胡季随的通信，乃朱子四书思想尚未成熟时看法。此类可注意者，《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两大系列并提，《论》《孟》在前、《学》《庸》在后的次第源于《四书》的历史影响、相互关系和朱子撰述特点。
《论》《孟》《庸》《学》。此次序有6次，其中3次见于《答吕子约》。2次见于《答罗参议》，1次见于《答潘叔昌》。但据学者考证，《答罗参议》书乃作于朱子早年学尚未成的1165年，与答潘、吕之书相差约20年之久，后者已是朱子思想几乎成熟时期。故它仍然体现《集注》、《章句》两个系列特点。此次序恐是朱子据具体对象学习《大学》弊病而提出。《答黄直卿》言：“《大学》诸生看者多无入处，不知病在甚处。似是规摹太广，令人心量包罗不得也。不如看《语》、《孟子（诸本皆无‘子’字）》者，渐见次第。”①
《学》《庸》《论》《孟》。此次序仅1次，见于57岁《答潘恭叔四》（《文集》卷五十）然此种安排在后世版本中甚为流行，今人对此多有不解，认为是后世学者任意颠倒朱子安排。如郭齐针对此次序提出批评，“宋末以来，许多《四书》研究者忽略了朱熹对各书次序的看法，而将其顺序任意颠倒。”②陈逢源认为此类次序完全是出于刊刻方便，没有多大意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其实亦是朱子《四书》以类相从原则的体现，符合《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称呼即表明全书由章句、集注两个系列构成，体现了章句在前，集注在后的特点，就四书系统而言，《学》《庸》《论孟》分别为关系更紧密的小系统。《学》《庸》皆为篇幅短小之文，皆为章句，皆有序，皆来自《礼记》，皆是纲领性讲法，《学庸或问》皆受到更高重视，《学》《庸》一体化影响后世更大。反之，《论》《孟》是分量更大、内容更驳，单独成书的著述，而加以集注化。就道统传承言，曾子、子思的传承，孔孟的传承也是可以成立的。有时朱子就往往省去前者，而直接提及孔孟之传。朱子转述、刊刻过程中，《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常常分开刊刻，如将《学》、《庸》割开编排，反而不便。故此种编排最为流行。《四库全书》所收《四书》论著以此类为多，今刊本亦多取此序。
《学》《论》《庸》《孟》。按：此次序有7次，皆在朱子60岁左右。《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此跋明确指出，行文所言四书次序并不代表排列次第。陈逢源则以此次序为据，批评朱子《学》《语》《孟》《庸》次第，说，“须由《大学》而《论语》《孟子》，再至《中庸》的进学方式，断定《四书章句集注》应以此为序，于是其中失去统绪，结构颇有扦格。”“分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脉络，按核《朱子文集》，以及相关语录，似乎必须回归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次第，方能彰显朱熹建构道统的深意。”①此说可再作讨论。首先朱子反复强调《大学》在前定规模，《中庸》在后观发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特意强调《中庸》在《孟子》前，乃是就道统言，但就为学来说，则须先《孟子》、后《中庸》。其次，陈氏认为此次第分别对应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但这样一来，曾子则不显矣。如将《大学》完全视为“孔氏遗书”，似不合朱子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之意。再次，朱子在四书中对道统思想有充分的阐发。但“道统”毕竟属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四书集注》的安排则着眼于具体工夫，要给予学者入门为学的实际指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故此种编排次序不应视为朱子定见。《大学》在《论语》之前除非从为学次第角度考虑，否则无论从道统、作者先后角度都是很牵强的。《语》、《庸》、《孟》的次第从道统、作者角度考虑则很顺畅。据此，我们应认为朱子对此次第的不同表述综合了为学与道统。
《论》《学》《庸》《孟》。按：此类次序仅见于《潘氏妇墓志铭》（《文集》卷九十二）。其次第似乎为孔、曾、思、孟的道统。据此，朱子关于《四书》次第安排主要有三种，皆有其各自理由。一是据为学次第的《学》《语》《孟》《庸》，二是兼具为学和道统的《学》《语》《庸》《孟》，三是据《四书》内在关系的二分特点、形成过程的《学》《庸》《语》《孟》。这种多样而非单一的组合表明了《四书》的复杂性。
（三）四书与五经
在建构四书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五经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朱子明确从为学工夫、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优先于五经，以“禾饭“‘阶梯”的形象譬喻传达了四书、五经之间的难易、远近、大小关系。
禾饭之喻。五经是禾，四书是米，四书是可以直接滋润身心的精神食粮，五经则尚须一加工成饭的过程。“《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①米本源于禾，是对禾的加工，但米较之禾，具有精细、洁白、现成、纯粹不杂的优点。四书与五经关系亦然。四书是可直接取用的现成义理之学，五经尚涉及史学、文学等外在博杂之学，对其义理的获得须经过复杂艰难的辨析提取过程。在朱子看来，义理之学应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此意义上，五经不够纯粹、集中、清楚，对学者来说，直接学习四书，较之五经显然更为容易和有效。故从教法、效用的角度，朱子也是先四书后五经。此即“《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
阶梯之喻。朱子尽管置《四书》于五经之先，但并未否定五经的重要性，强调应在《四书》基础上学习五经，如此更为见效。四书是达到六经的阶梯，似乎仅是手段，六经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其实不然。此喻还是突出《四书》的重要，《四书》作为过程、手段、前提，对于目标的达成具有决定意义。朱子对四书五经关系的认识继承了二程关于二者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的看法。“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③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指示学者，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必定有所收获。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经典，则更易见效。“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①
朱子对《四书》、五经态度的差异亦见诸其著述。他完成的五经著作仅有《周易本义》、《周易启蒙》、《诗集传》，《尚书》、《仪礼》主要由弟子完成。且对五经之一的《春秋》无甚好感，多有批评。这与他全面推崇《四书》明显有别。朱子视《四书》为整个为学之本，掌握《四书》，对理解其他著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四书》与它书存在本末关系。《四书》所体现的义理之学为本，史学、文学为末，文史可以作为四书义理学的必要补充，但不可颠倒本末，以史学、文学取代《四书》。这在朱子与浙东学派、刘子澄、程洵的讨论中有清楚表述。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盖卿。②
三 《四书》学系列著述
朱子将原本分散独立的四部书（《学》、《庸》实为《礼记》之两篇）凝聚成密不可分、一体贯通的经典系统。就朱子编撰四书过程可知，四书非自始即是一整体，而大致可分为《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两类。各书系列并非完全对应。如《章句》系列，有《中庸辑略》而无《大学集解》（曾有书稿），有《孟子要略》而无《论语要略》。《论语》有《训蒙口义》而《孟子》则无。各书用力深浅亦自不同。《大学章句》无疑用功最深，《中庸章句》次之，《论孟集注》选用各家注释较多，看似省力些。朱子真正提及“四书”这一名称者极少。《晦庵集》提及“四书”者不过五次左右，见于与杨子直、曹元可、窦文清、蔡季通、向伯元的书信，除与蔡季通书信为丁酉《四书》注解初成时外，其余书信多集中于辛亥前后。《语类》提及“四书”者亦不过4次左右，徐宇、游敬仲辛亥所记2次，袭盖卿甲寅1次，郭友仁戊午1次。
朱子对四书学著述系列的特色、分工有明确表述。
《精义》《集解》系列。《论语》则先后有《论语精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庚子（1180年）《论孟要义》。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孟子》则先后有丙戌（1169年）前后的《孟子集解》，壬辰、庚子年《论孟精义》《论孟要义》。朱子壬子年（1192年）还专门做了一个孟子原文的选本工作，即《孟子要略》。②朱子对《大学》也有集解工作，虽《大学集解》早佚未传。又名《大学集传》。朱子对该书日渐满意，直至《大学章句》已经大体成熟后，还告之学者可以将该书作为参考。朱子对《中庸》同样做了集解工作。在师从延平时，朱子开始编撰《中庸集说》，搜集洛学各家有关《中庸》见解而成。对《中庸集说》进行修改，改为《中庸集解》。朱熹还指导石子重编写《中庸集解》一书，此后与讲友将石子重书删削改名为《中庸辑略》。朱子直到己酉前尚在修改《中庸辑略》，并提出将该书与《章句》《或问》一并刊刻流行。就此意义而言，《中庸辑略》在《精义》系列中具有独特地位。朱子对二程、张载门下的《中庸》解并不满意，认为或偏差，或多误。
《或问》系列。《或问》在《精义》、《集解》基础上撰写，与《章句》、《集注》有密切关联，其完成过程略与丁酉年《集注》同步。主要采用辩论设问的方式，辨析《精义》《集解》诸家异同，阐述《章句》《集注》取舍要义所在。丁酉年朱子告之蔡季通，他已撰成与《精义》《集注》并行的《论孟或问》。须注意的是，正如《四书章句集注》包含章句、集注两个系列一样，《四书或问》同样可分为《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两个系列。二者差别在于《论孟或问》丁酉成书后未再修改，体现《论孟集注》初成时的成果。《学庸或问》则未弃修改。朱子晚年常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这与他对《论孟或问》的态度决然有别。
《章句》《集注》系列。《大学章句》初稿略早于《中庸章句》，二者皆完成于壬辰。癸巳《答林择之》提到《中庸章句》编撰体例和《大学章句》相似，亦是在参考各家基础上提出己说。甲午与吕伯恭、江德功、张南轩等人通信中多次提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记大学后》《书中庸后》分别对二书章句调整进行详细说明。据丁酉《答蔡季通》可知，朱子于该年正式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己酉（1189年）正式序定《学庸章句》，标志《学庸章句》的成熟，庚戌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大学章句》，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大学章句》、《论孟集注》。但朱子对南康刻本也并不满意，不废修订刊刻。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初成丁酉年，甲辰（1184年）詹仪之和潘畴又将《语孟集注》刊印于德庆。丙午又由詹仪之和赵汝愚分别刊刻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壬子在南康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而后因朱子党禁之厄而遭毁板之令。就朱子自我表述而论，庚戌年61岁为四书定型年代，故在己酉序定《学庸章句》。
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道夫。①
《章句集注》的核心地位。朱子对诠释《四书》的《精义》、《章句集注》、《或问》诸书性质及关系有明确表述，三者是既有差别又不可脱离，相互依靠的统一体。《章句集注》居于绝对核心地位，与经文最为贴近。它代表了朱子定见，具有“逐字称等”不可移易、不可轻忽的经典性质。朱子对花费四十多年心血的《集注》甚为满意，认为达到了“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如秤上称过一般，无有高低偏倚，由此进学，成就不可估量。《语类》卷十九言：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节。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友仁。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过。
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僩。①
朱子因《集注》说过于简洁，不易理解。故撰写《或问》以对《集注》展开详尽阐发，答疑解惑，辨析《精义》诸说，把握《集注》要领。但《或问》的详尽造成文字增多，支离烦琐，反倒增加学习负担。。其实，《或问》受《章句集注》影响，如《大学或问》与《中庸或问》的差别在：《大学或问》负责阐发《章句》未详之处，《中庸或问》则同时肩负阐发章句与辨析诸家说的双重任务，因二程一派对《中庸》有所论说，若不辨析清楚，易给学者造成困惑。
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贺孙。②
某《或问》中已说多了。贺孙。③
先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请问，曰：“支离。”泳。④
在圣贤之意、经文、章句、或问、精义之间存在层次关系。熟读经文是为了领悟圣贤本意，由经文以通达本意。为读懂经文，必须参考《章句》。章句为经文服务，若读经文不通，可参考章句，判定章句的标准在经文。但为了读懂章句，必须参考《或问》。判定或问的标准在《章句》，或问为《章句》服务，“注脚之注脚”，《或问》在地位次序上居正文、章句之后，主要起答疑解惑的辅助作用。故朱子指出，如无必要，不须参考《或问》。盖此书之作，似有违背夫子教学愤悱启发之弊，且学者无疑生疑。从注释角度言，则存在一个从外在辅助读本到接近圣贤本意的由低浅到高深的次第，即或问、章句、经文、本意，在此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循环往复的双向系列中，关键在于工夫，必须苦下工夫，方可了然于心。随着境界的提升、理解的加深，逐步丢下作为辅助的或问，然后是章句、正经、最后连正经也放下，即得意忘言境地。在朱子看来，学习的过程是逐步放弃注本的过程，注本越来越少才好。越离不开注本，注本越多，恰恰说明理解水平太低，始终停留于粗浅阶段。故朱子曾鼓励学者应当放弃注本，尤其是《或问》。《语类》卷十四言：
只如《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大雅。①
子渊问《大学或问》。曰：“且从头逐句理会，到不通处，却看《章句》。《或问》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会。”贺孙。②
正因如此，朱子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曾反思自家对经典诠释文字过多，反造成学习理解障碍。“某所成《章句》、《或问》之书，已是伤多了。当初只怕人晓不得，故说许多。今人看，反晓不得。贺孙。”③但更多时候，朱子还是肯定注解工作必要，指出《大学或问》有其必要意义，尤其体现在对核心难懂的格物、诚意章辨析上。鉴于《大学或问》自成一体的特点，朱子提出于此书应当融会贯通，互相参照，不可割裂看。
朱子定位《集注》与《集义》的关系是精髓与皮毛。《集注》对前辈说已撮其大要，并无半个闲字，一字不可轻易放过，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故无需再向外添加前辈说。意味着《集注》在继承前人之说上的集大成性。对《集义》的掌握需要相当辨别工夫，盖《集义》驳杂、容有是非掺杂、瑕瑜互见的情况。《集注》则是对《集义》去芜存精加工的善本，其义理完全可靠，只是省略了过程，文字简易，学者又不容易体会其字里行间的要义所在。朱子提出的办法是，读熟《集注》，在此基础上，再看《集义》，由此二书异同来体会去取淘汰之意。但对《集注》的真切把握又应建立在对《集义》的辨析思考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智慧。《精义》作为诸家说的集合，是《集注》的铺垫，朱子自身在熟读《精义》诸家说基础上，经过对各家说法的异同比较辨析，达到了自出手法地步。可见《精义》在《集注》中扮演了阶梯角色。朱子一方面指出，《集注》来源于《集义》又高于《集义》，是对《集义》的精炼提升超越，在取舍诸家说的过程中达到了精妙确当、严谨细密、无可移易的地步，在此意义上，学者掌握《集注》即可，不需要再学习《集义》。但同时又指出，《精义》诸说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集注》过于简要平易，学者不易把握其中要妙。若能对《集注》所取诸家说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理解《集注》大有必要。故此应学习《精义》，借此为梯以通达道理。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道夫。①
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②
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③
须借它（《集义》）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④最后，略论一下朱子诠释《四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态度和方法。他主张解经根本在谨守经义“本分”“代圣贤立言”，而不是立己之言，这是他解经第一原则。宋代疑经解经风潮甚为流行，“六经注我”的义理解经风气大行其道，朱子对此颇有不满。圣人之言有具体语境，有特定针对对象，批评伊洛诸家虽才气高，虽然有得，其一时所见，却偏离本意。故《集注》于二程诸家说，即便思想深刻，然不符合本意者，常不选取。最终朱子对经典的解释超越了二程，取得了“至先生而后大明”的效果。其次，朱子诠释《四书》态度极为认真，战战兢兢，对每一用词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从训诂解之，达到丝毫不漏的精细地步，树立读书仔细的榜样。再次，对二程诸家说，朱子指出须详加辨析。因二程之说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未见得符合本意。《集注》与二程说之不同，显示了朱子的独立精神。朱子每次修改注释，皆是有意而为，不可轻视。修改的原因在于难得恰好文字，既要表达自身义理，又要符合经文原意。朱子对解经有强烈嗜好，人劝他少著书，或者从大纲立论，遭到朱子批评。认为大纲虽好，然不够细致，因为正谬往往仅在毫忽间，故须穷尽一切。
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道夫。
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贺孙。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①
黄榦曾回忆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费尽心力，为安顿一字而数日不安而夜不成寐。“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余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处，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①朱子认为，诠释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与圣贤同心，达到了己心与圣贤之心的相合，故判定诠释的好坏即在于是否令圣贤点头称是。“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
朱子对自身学习《四书》的方法多有揭示。认为《大学》须花费数月工夫，《论》、《孟》则要两三年工夫。“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力行。②“《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德明。③提出研读《学》《庸》的办法是句句理会，互相印证阐发。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今读《大学》亦然。”④于《论》、《孟》当专一沉潜，自然自得。“沉浸专一于《论》、《孟》，必待其自得。”⑤在把握文义基础上细加玩味，每日少读精思，以身体之，切实不虚。“《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贺孙。⑥读书看诸家异同最妙。吾等今日读朱子，亦当观朱子异同。“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⑦读书贪多最为大病，仔细为要。“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⑧独处深思，精专透彻，方得效用。“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⑨信而能疑，当经历由信到疑的过程。“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久之，方见其未是。”⑩工夫当勿忘勿助，勿高勿虚，反思自家曾裹入流行之解经风气中，高谈义理。后经延平指点，方刻意经学，于经典中推见实理。“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大雅。①朱子反思自家之学乃是铢累寸积之学，此针对的是好高捷径之学。“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②提出读书不可挑读、快读，主张应玩味体察，“须是熟方得”，处处皆精义，道理自然显现。“《论语》须是玩味。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③主张于《四书》当“日日认过，只是要熟”。“如鸡伏卵，温故自成”④。
第三节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朱子四书诠释历经一长期艰辛过程，故厘清把握这一过程，对理解作为“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⑤的四书学非常重要。学界对朱子四书的形成似乎已形成某种共识，然仍有可探讨之处。朱子四书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段：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这一过程体现了朱子四书撰述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的特点。朱子对四书各书或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但并未合刻《四书集注》。朱子四书学着力构建了四书的一体化，但此一体化中亦有客观的差别性。这在《四书或问》中表现得极明显。盖今通行本《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由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部分构成。朱子四书系列著述反复修改刊刻，颇有使人迷惑颠倒之处。如《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名称、刊刻皆多变，极易混淆。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而今流传通行本却不属任何一版本，似为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的形成著述，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 《章句》《集注》的形成刊刻
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朱子求学问道的全部生命，是一长期的探索过程，此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五个时段：四书学的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最后完善期。
自接受庭教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可视为朱子四书学启蒙期。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小在父亲朱松指导下诵读四书，打下日后研究四书的初步根基，朱子自称“某少时读四书，甚辛苦”①。绍兴十三年（1143年）父殁之后，朱子举家迁至崇安，受学父挚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苦读四书。“某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②中举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赴任同安前。朱子十九岁中进士后，泛滥佛老，但仍以研读四书为主。谢良佐《论语解》对朱子四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曾叙说反复研读该书的情景，对其引导之功深表感激。“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上蔡）之言，以发其趣。”③
朱子四书学准备期大致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年），即十年从学延平期，此阶段朱子始专意儒学，写下了表明与佛学决裂的批判著作——《杂学辨》，其中包括对吕本中《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的批评，对吕氏、张氏佛老之说的批评，是朱子对自身佛老思想的彻底清洗，是走向儒学的宣言。同时撰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完成了四书诠释的准备性工作。④庚辰（1160年）《答程云夫》一言，“《孟子集解》虽已具稿，然尚多所疑”⑤。延平对朱子最大教导在于通过和朱子反复探究理一分殊这一兼具形上本体和形下方法论的儒学命题，帮助朱子分辨儒佛在本体与工夫上的同异，最终使朱子从泛滥释老之路归本伊洛之学。这一探究过程围绕四书文本的重点章节范畴展开，涉及《论语》忠恕说和仁说、《孟子》存心养气说、《大学》“格物”说、《中庸》未发已发说，如己丑（1169年）《答林择之》二十言，“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
从隆兴甲申年（1164年）至淳熙九年壬寅年（1182年）为朱子四书学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经过与湖湘学派争论中和说、仁说，朱子树立起一生为学大旨，完成了《章句》、《集注》、《或问》初稿，并有所刊刻。
这一时期时跨度较长，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甲申（1164年）至壬辰（1172年）的《精义》阶段，此时朱子非常注意区分儒佛，对《论语》仁说、《孟子》养气尽心、《大学》格物诚意、《中庸》中和诸说的认识皆得到加深，在四书文本上亦取得进展，壬辰年出版了《论孟精义》②。《大学》方面，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大学集解》一书，该书集解前辈诸说而成，故又名《大学集传》。丁亥1167年《答林师鲁》言，“《大学集传》虽原于先贤之旧，然去取之间，决于私臆”③。乙巳1185年《答林井伯》二言，“伊川先生多令学者先看《大学》，此诚学者入德门户，某向有《集解》两册，纳呈福公（陈俊卿），其间多是集诸先生说”。④
自癸巳（1173年）至丁酉（1177年）为第二阶段，《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四书或问》等著作相继完成。在《大学集解》基础上完成《大学》的经传划分、次序调整，加入了训诂注音，撰成《大学章句》，完成了与之配套使用的《大学或问》。朱子一直做《中庸》的集解工作，此时撰成与《大学章句》体例相似的《中庸章句》。癸巳《答林择之》十三言，“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⑤。朱子反对友人刻印《中庸章句》，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三十八言，“《中庸解》固不能无谬误，更望细加考订。……但恐未成之书，若缘此流布，不能不误人耳”①。考虑到好友石子重《中庸集解》太繁厚了，朱子特意编撰《中庸辑略》一书。丁酉年正式完成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从丁酉年朱子给蔡季通的信中可知，以《精义》、《或问》、《章句》、《集注》为主的四书学框架已经建构起来了。“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石子重）《集解》太烦故耳。”②“近日《章句》《集注》四书却看得一过，其间多所是正。”③需注意的是，朱子此时并未将《章句》、《集注》合订为一部书，而是称为“四书”，即四本书之意，《章句》、《集注》各两本。
自戊戌（1178年）至壬寅（1182年）为第三阶段，着重四书文本的修改与刊刻。如庚子（1180年）朱子提及《论语集注》当改大半，庚子（1180年）《答程正思》六言，“《论语》旧尝纂定诸说，近细考之，所当改易者什过五六”④。辛丑（1181年）提及《孟子集注》、《中庸章句》修改，《答叶永卿》九，“《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过，未及再看”⑤。《答刘子澄》二，“偷闲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⑥。
壬寅（1182年）朱子将《学庸章句》合刊于浙东任上，他在丁未（1187年）《答宋深之》（二）提到，“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幸视之。《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只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⑦。这里朱子提到《学庸章句》而非《四书集注》合刻为“一编”，《学庸章句》是合刻而非各自单刻。《论语集注》则早在庚子（1180年）就为商人盗刻，“《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⑧。同年朱子给廖子晦的信中称已请求官府追究盗版之事，“《论语集注》已移文两县，并作书嘱之矣”①。可知此时朱子《论》、《孟》并未合刻。
自淳熙癸卯年（1183年）至绍熙壬子（1192年）十年间为朱子四书学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朱子对《章句》、《集注》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刊刻。我们以己酉（1189年）年朱子序定《学庸章句》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论述。
己酉前四书的修改刊刻。首先是《大学》、《中庸》德庆刻本、丙午改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德庆刻本、丙午刻本（静江本）。朱子在这数年间对《四书》做了较为密集的修改刊刻。乙巳（1185年）朱子对四书进行了一次较为满意的全面修改，尤其是提到《大学》所改甚多。《答潘端叔》二言，“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②。丙午（1186年）在詹仪之的要求下，朱子将修改的四书抄写给他，结果詹氏将其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不告而刊之，此为静江本也，朱子对此深感不满。《答詹帅书》（二）言，“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1184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就有了德庆刊本，詹氏还为之写序，朱子指出隔了两年，今本较旧本修改不大，紧要之处仍不满意，“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耳”③。《答詹帅书》（三）言，“但两年以来节次改定，又已不少……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纳呈。”④《答詹帅书》（四）言，“熹前日拜书，并已校过文字。……不免亲为看过，其间又有合修改处甚多，……昨日始得了毕，但《论语》所改已多，不知尚堪修否”⑤？詹氏在两年前的德庆刊本中，似乎也刊刻了《大学》、《中庸》，这次本来还要刊刻新本，但为朱子所制止，“《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朱子还具体透露《中庸》序和《大学》格物的修改．《答詹帅书》（三）言，“《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辩论冗说极多”①。
显然，朱子此时对四书的处理是，《学》、《庸》并提，《论》、《孟》并提，并无四书合刻。上引《答宋深之》（二）书仅言及《学庸》合刻，而未言及《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答黄直卿》三十六书提及《论孟》刻本而未言及《学庸》，“广西寄得《语孟》说来，细看亦多合改”②。戊申（1188年）《答苏晋叟》明确言及建阳人盗版“静江本”《论孟解》，可见詹仪之广西静江刻本仅刻《论孟集注》而非《四书集注》。“《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刋（‘刊’）行，……然乃是静江本之未修者，亦不足观也。”③此外，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指出朱子晚年《语孟集注》与赵汝愚所刻成都本差别极大，说明所谓成都刻本仅为《语孟集注》。于此可推，“静江本”“德庆本”当与之类似。
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鹤山集》卷五十三）
此后朱子仍继续四书的修改工作，并提到四书著作被盗版的苦恼，《中庸》新本尚未刊刻即遭到盗印，《论孟解》旧本静江本亦被人翻印，甚悔此书刊刻过早，存在不完善处，担心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戊申（1188年）《答应仁仲》二，“《中庸》等书未敢刻，闻有盗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为挠也”④。修订工作不止于《章句》、《集注》，其中包括《学庸或问》。戊申《答黄直卿》二十言，“《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子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⑤。
己酉正式序定《学庸章句》，庚戌刊刻《大学章句》、《四子》，标志着朱子四书学的正式形成。
庚戌（1190年）朱子在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了《四子》。据《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可知，朱子在漳州将四书合刻，四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特别说明《中庸》当在《孟子》后，《大学》当在《论语》前，此四书为原本而非朱子注本，朱子对原书只作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注音，“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二是补上了二程涉及四书读法的议论，今本《论孟集注》亦有此。这是为了“以便观者”“以见读之之法”，方便学者理解。“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①朱子在《答曹元可》中指出，自己对于所刻《四书》只是“略述鄙意以附书后”，指书后跋语而非四书各章句之注文。“是以顷年尝刻四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②朱子此时公务繁忙，限于精力，无力完成《四书集注》的修改工作。在《答张元德》第一书中，朱子交代对《大学章句》多有修改，而《论孟集注》《中庸章句》任职期间则无暇改，自己也颇不满意。
《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如《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间事虽不多，然亦终日扰扰，少得暇看文字。③
正因为朱子仅修改好了《大学章句》，故庚戌年仅刊刻了《大学章句》。此时，朱子将《章句》、《集注》与《四子》相提并论，显然彼此各为一套书，四子不等于《四书集注》。在庚戌《答张元德》第二书中，朱子先提到《大学章句》刊行，再提到《四子》，将《大学章句》与《四子》并提，若四子指《四书章句集注》，则逻辑不通。同时《答林一之》书亦将《四子》与《章句集注》并提，显然《四子》与《四书集注》是两套书。
《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临漳四子四经各往一本，其后各有跋语，可见读之之法。①
疑问两条至诚之说，固难躐等遽论。熹于《四子后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谓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详考之过。②
壬子年南康《大学》《论》《孟》刻本。朱子所著《大学》、《论》、《孟》三书于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壬子年朱子《答李诚之》一提到刊刻了《大学章句》，“近所刊定《大学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③癸丑（1193年）《答刘德修》二中提到《大学》、《论语》、《孟子》三书在南康被刊刻，却未提到《中庸》，可见并无《四书集注》合刻。“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板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今内一通”。④朱子此后多次提到南康刻本，对之多有修改。如甲寅（1194年）《答吴伯丰》十三，“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⑤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四提到对南康语孟版本经过再三修改，“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同书还提到毁版事，“毁板事近复差缓，未知何谓”⑥。南康本遭到毁板《语》、《孟》之令但终未实行，丁巳（1197年）《与黄直卿书》二十五言，“得曾致虚书，云江东漕司行下南康，毁《语》、《孟》板。刘四哥却云被学官回申不可，遂已”⑦。朱子同时修改《中庸章句》、《或问》、《辑略》三书，对三书作了合理定位，《或问》简单直接，《集解》诸说不纯，时有不妥，当以《章句》为主，《或问》、《集解》之说适当添入，以二者之长补《章句》之不足。辛亥（1191年）《答黄直卿》十七言，“或只如旧而添《集解》、《或问》以载注中之说”⑧。
自绍熙癸丑（1193年）至庚申（1200年）是四书学的最后修改完善期。南康诸刻本在朱子生前甚为流行，成为重要的教材。朱子对此从未满足，始终在不懈修改，亦有新的刊刻。尤其对《大学》修改频繁。朱子甲寅（1194年）曾入侍讲解《大学》，回来后对《大学章句》有所修改，如乙卯（1195年）《答吴伯丰》十五言，“《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①。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六指出《大学》已经修改成新的定本，并以此刊正旧版，“‘小人闲居’以下……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②。己未年（1199年）仍刻《大学》新本，《答刘季章》十一言，“《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③。对《中庸》的修改围绕首章等重点章句展开，且《章句》、《或问》并行修改。乙卯《答林德久》六提及修订刊刻《中庸章句》《或问》，“《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两处，以《或问》未罢，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月可了”④。朱子此时对《孟子》仍颇为费心，除修改《孟子集注》外，还编撰了《孟子要略》一书，丁巳（1197年）《答黄直卿》三十言，“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觉得从前多是衍说，已略修正，异日写去，此书似有益于学者”⑤。他对《论语》的重要章节仍在修改，如乙卯、戊午间《答曾无疑》四言，“忠恕二说皆近之。熹向来所论正谓如此，近复细观，乃有未尽，已于《论语集注》中更定其说矣”⑥。
朱子对四书著作反复修改，诸家《年谱》皆载朱子易箦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正反映出朱子对四书死而后已、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朱子现存文献反复提及《学庸章句》、《论孟集注》多为单刻，有时两两刻，但并无提及四书合刻，故可认为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四书集注》作为专名及合刊乃后人所为。①后人魏了翁也是将朱子四书单提，如他在《朱文公五书问答序》言，“得未见之书，乃《易本义》与《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又裒当时答问之语为一编。”（《鹤山集》卷五十五）
二 《四书或问》的分合异同
《四书或问》因皆为朱子所作，且刻为一书之故，易被视为一体而不加区别。既然包含章句、集注两种不同体裁的《四书章句集注》都可视为一书，何况体裁一致的《学庸论孟或问》了。其实不然，且看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四书或问》校点说明中体现的困惑：
就连朱熹自己，对《章句》、《集注》、《或问》也语含轩轾。一方面，他对《章句》、《集注》的修改日益精密……另一方面，对《或问》却又无暇修订，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或问》与《集注》抵牾颇多，甚至还得出“不须看”的结论。……朱熹生前只刻印了《论孟集注》，从未将《论孟或问》付印，……但据《中庸章句序》，他在世时，已将《或问》附于《章句》之后。
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
“校点说明”指出，朱子有明确贬低《或问》的说法，《或问》无法和《集注》相提并论，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朱子于《语孟集注》反复修订、刊刻，对《或问》却说无暇修订，从未将《论孟或问》刻印。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将《中庸或问》附于《章句》之后，一并刊刻。这也是事实。这里显然存在矛盾，校点说明者并未解释个中原因，而是最后以“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为结束语。
仔细阅读朱子关于《或问》的论述，即可发现，在朱子心目中，有两种不同的《或问》：一种是“不须看”的、“不相应的”《论孟或问》；另一种是不断修改完善附于《章句》之后的《学庸或问》。在丁酉年，朱子大致分别完成了四书的《或问》，这是一个分水岭。此时的四书《或问》皆反映了朱子丁酉期思想，可视为一体。但自此就走向了分别。《论孟或问》从此再未修改，亦从未主动刊刻，朱子不愿将之与《论孟集注》同等并提。《答张元德》明确言，“《语孟或问》乃丁酉本”①。弟子甘节晚年所录语录亦提及《论语或问》为丁酉本。“张仁叟问《论语或问》。曰：是十五年前文字，与今说不类。”②
反观《学庸或问》则不然，朱子晚年屡屡提及且不废修改，《朱文公文集》中万人杰、陈淳等弟子与朱子书信，多有长篇讨论《学庸或问》者，亦证明朱子对《学庸或问》非常重视，不断修改。朱子本人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更证明了《学庸或问》的重要。再从后世《四书集注》刊本来看，许多著作如元代胡炳文《四书通》等多收入《学庸或问》，并为之作注，据此亦可看出在朱子后学那里对《论孟或问》与《学庸或问》就有区别对待。典型者如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对学习《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有明确区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是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同时通读的，而《论孟或问》则要求挑选其中与《论孟集注》义理相应者读，盖其多有与之不相应者。
《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抄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抄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这也提醒我们，《四书或问》乃后世所刊，并非朱子所著，恐朱子在世时并无“《四书或问》”一书。只有《论孟或问》、《学庸或问》，二者在相同时间形成初稿，此时视为一体是合理的。但此后二者产生差别，今本二者分别代表朱子丁酉时期的和晚年的思想，故须区别对待。这与我们上述《四书集注》合刊的分析颇有关联，我们很自然地将《四书或问》视为一体，是受到合刊本的误导，加上“以今视昔”的眼光，所以难免与事实不符。
三 《论孟精义》系列异同①
朱子《论孟精义》是个复杂的系列，其名称的反复变化也反映了它不断被修改刊刻的历史，先后有《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语孟要义》等名称。《论孟精义》是其中最流行者，今传世本即为此名。问题是各种版本仅仅是名称之异还是内容有别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如何呢？今本《论孟精义》真实情况如何呢？以下试图具体分析朱子《论孟精义》的形成过程，以回答以上问题。
朱子对《论语》、《孟子》的研究分别进行。癸未（1163年）先后撰成《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二书早佚，今存《论语要义目录序》，对《要义》一书缘起有详细介绍。序文指出，该书取名《要义》相对小学而言，尽管小学名物训诂之功不可省略，但此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②朱子对此书效用极为自信，认为它优于《论语训蒙口义》。《与平父书中杂说》言，“《训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义》自佳也”③。应当记住的是，此处《要义》仅指《论语要义》而非后来的《语孟要义》。此书代表了朱子从师延平以来研究《论语》的心得体会，朱子撰述该书，目的在于以之作为教学范本，为学者学习理学思想提供便利。故三年后朱子在给友人信中有此书“甚便学者观览”之说。《答何叔京》三言，“伯崇云《论语要义》武阳学中已写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书，甚便学者观览”④。朱子在稍早时的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程钦国》言，“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此书主要聚集二程学派的孟子说，初稿成书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独自修改，直至丙戌（1169年）朱子才将之在友朋间传阅切磋，并参考了何叔京《孟子遗说》，朱子根据《孟子集解》一书广搜博取古今诸说的性质，认为可命之为“古今集解”。此书亦早佚。“昔人有古今集验方者，此书亦可为古今集解矣。”②
朱子四十左右对二程学派《论语》、《孟子》诠释认识加深，于壬辰年集合诸家《论》、《孟》诠释，合撰成《论孟精义》一书，癸巳（1173年）刊该书于福建建阳。《精义》是先列出原文，再依次列出明道、伊川、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十一家之说。朱子在序言中总结编撰此书意图在于集理学众家之优长，明圣学传道统绪，以消除流俗异端之学的谬害。此书刊后，朱子门人即用以教学，当时很见欢迎。乙未1175年《答程允夫》言，“所教学者看《精义》说甚善”③。该书对普及二程思想，建构儒家道统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并在学界大受欢迎，马上就遭到义乌书商的盗版，以至朱子不得不请吕伯恭出面制止。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二十八言，“所扣婺人番开《精义》事不知如何？此近传闻稍的，云是义乌人”④。
《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今本朱子为《精义》所作序题为《语孟集义序》，此名与正文有冲突，文中言该书“名曰《论孟精义》，以备观省”。而序题下小字注：“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此注及《集义》之名显然为文集编者所改，《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关系，《集义》之名晚于《精义》。后世著录亦两名互用，如《直斋书录解题》题为《语孟集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皕宋楼藏书志》题为《论孟集义》二十卷，他书皆著录为《论孟精义》。《集义》之名晚于《精义》，朱子何时改《精义》为《集义》的呢？丁酉年完成的《四书或问》虽屡言及《精义》，但在《孟子或问》中亦两次提及《集义》，“杨氏别说有之……予窃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义》之书。”“尹氏推说尧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义》未之载也。”故《集义》之名应在壬辰至丁酉间出现，若如《年谱》所载，庚子1180年《要义》后又改名《集义》，《集义》之名当出现在庚子之后而非之前的丁酉年。
朱子文字中并未专门提及《集义》，而是常将《集义》与《精义》混用不分。如同为一人所录《语类》，既言《精义》又言《集义》。“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人杰。《集义》）黄榦与朱子讨论《精义》诸家说，《语类》皆以“集义”标之，黄榦与朱子问答的语类，庚子年前甚多，多为朱子早年说。朱子本人亦将《集义》与《精义》用于同一对象，如“《集注》乃《集义》之精髓。”“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在朱子看来，此二者乃同书异名，在内容上并无差别。不过《集义》在名称上较《精义》更贴切平实，《精义》乃精妙、精微之义，《集义》为集合诸家义理之义。
淳熙庚子年朱子对《精义》的修订作了一次总结。《精义》完成后，朱子并未放弃修改，如他与吕祖谦就《精义》修改多有讨论。吕祖谦提出《精义》不够完善，印行过早，导致无法补充遗漏的周孚先、张载等说。“只如《语孟精义》，当时出之亦太遽，后来如周伯忱《论语》、横渠《孟子》等书，皆以印版既定，不可复增，此前事之鉴也。”①朱子在丙申（1176年）请求吕氏补充《精义》，并商量刊行之事。《答吕伯恭》四十八言，“《精义》可补处，亦望补足见寄，（只写所补段字注云入某段下）《精义》或以属景望刊行，如何？熹书中已言之矣”②。在与《精义》配套而刊行稍晚于《精义》的《或问》中，朱子多次提及《精义》对二程诸家说失载。
朱子弟子黄灏于淳熙庚子（1180年）重刻《精义》于豫章，并改名为《语孟要义》。朱子在《书语孟要义序后》中交代了改名经过及内容变动：
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昆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予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①
该序对我们理解朱子《精义》系列具有重要意义。朱子交代了刊刻《要义》的缘由，因数年前曾于建阳刊刻《论孟精义》一书，流传甚广，后细加考察，发现二程、张子等诸家说不乏遗漏，故时加补充，并补入二程弟子周孚先《论语说》残篇。②黄灏将该书修订本刊于豫章，担心读者对该书前后版本详略差异之疑虑，请朱子特意在前序（即壬辰《语孟精义序》）后再作一序。为示区别，朱子将此前《精义》改名《要义》。由此可知：
一、《要义》与《精义》为同一书前后版，《要义》后于《精义》，二书内容存在详略之别。
二、朱子于此正式文字中并未提及《集义》，说明《集义》与《精义》仅仅是名称不同，并无内容上的差别，正如朱子《语孟》、《论孟》互用一样。
三、后世朱子学者在庚子版《要义》与壬辰《精义》（《集义》）、癸未《要义》内容、先后关系上有的看法不当。首先，诸家《年谱》多混淆癸未《论语要义》与庚子《语孟要义》，重视《精义》与《集义》，视《集义》为后于庚子《要义》的最后定本。如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言，“是书初名《要义》，改今名（《精义》），最后更名曰《集义》。”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则未提及庚子《要义》，“是书初名《要义》，后改今名。……其后又改名《集义》。”王懋竑对《年谱》混淆前后《要义》说、错置《要义》与《集义》的看法提出批评，“庚子刻于南康（笔者按：南康误，当为豫章），改名《要义》，盖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论语要义》之本也。《年谱》误认以此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又改名《集义》，以《书语孟要义序后》考之，非是”①。钱穆赞同王氏说，并据《书语孟要义序后》指出，“《精义》增刻改名《要义》，其事尚在后。……可证旧本《年谱》之误”②。
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整理者仍主张《年谱》所言《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说。束景南亦反驳王懋竑说，认为癸未《要义》、壬辰《精义》、庚子《要义》为同一本书，“内容基本相承”，提出“若是两部书，朱熹断不会自将两部书取同名相混”③。
据《年谱》及《朱子大传》之意，庚子《要义》与癸未《要义》、壬辰《精义》无甚差别，故可忽略之。考之朱子论述，其实不然。首先，癸未《要义》只是《论语要义》，并不包括《孟子》，而庚子《要义》则为《论孟要义》，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本著作，正如王氏所言，“其名偶同”耳。其次，朱子对庚子《要义》极为重视，在庚子前的己亥之秋反复恳请吕祖谦兄弟借抄横渠相关资料以补充《要义》。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④
又尝附隆兴书凂子约借《精义》补足横渠说定本，欲与隆兴刻板。亦乞为子约言，早付其人。或径封与彼中黄教授可也。千万留念。⑤
朱子在此仍称该书为《精义》，直至庚子重刻方改名《要义》，以示区别。在具体流行中，朱子及其弟子皆以《精义》相称，概约定俗成故。朱子在信中提出希望得到吕子约所补充的横渠说，完善《精义》，因为《精义》成书后数年间，不断有新材料发现。这充分说明庚子《要义》与壬辰《精义》已有了相当差距。据朱子著述反复修改，后出转精之通常情况，按理修订补充版《要义》应取代壬辰《精义》流行开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不得其解。
同样引人发疑的是，今本《论孟精义》并非壬辰本。《精义》、《或问》、《集注》三书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精义》为基础，《或问》针对《精义》而发，《集注》则是《精义》的简缩版。但今本《精义》与二书存在大量的不对应，说明今通行本《精义》存在重要遗漏，极可能非壬辰本。如范祖禹《孟子解》为通行本《或问》、《集注》大量引用，但《精义》却无一提及，极不正常。况朱子答蔡季通书中已提及范氏《孟子解》，朱子说李伯谏来信托整理《孟子集解》，朱子将《孟子集解》旧稿两本及二程及其弟子诸书给蔡氏，并详细告诉蔡氏如何据此诸书增补《孟子集解》。盖该书正处于改补刊印阶段，一边修改补充，一边刊印。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取范、吕二说）。①
束景南认为朱子此答李伯谏书为乾道七年②，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虽未考证该书，但认为李伯谏甲申1164年与朱子通信，庚寅1170年弃佛归儒，故该书完成当亦在辛卯左右。据此，则朱子1173年刊刻于建阳的《精义》当着意补充了范氏《孟子解》，而今通行本《精义》却无一条范氏解。③这也否定了朱子在壬辰前尚未发现范氏《孟子解》迟至庚子年才补充的可能。而且，朱子《书语孟要义序跋》强调庚子年的重大补充是“昆陵周氏说”，并未提及范氏《孟子解》，此亦可证此前壬辰版本已收入范氏说。《孟子集注》引范氏说多达16章18条，高居所有引用者第5位，可见朱子对该书之重视。《或问》评论范氏《孟子解》，常言“得告君之体”，可见该书乃范氏进讲著作。今本《精义》对范氏此书却无一引及。据此，则今本《论孟精义》恐非壬辰本，或为壬辰前的“旧本”，特别是《孟子》部分。
后世流传的《精义》与今本存在差异，林乐昌在搜集、整理张载佚文的过程中觉察“明人著述中仍可发现不见于《精义》的张载解说《孟子》语”，并敏锐指出，“这似乎表明今本《精义》并非足本，明人所用版本可能不同于今本”①。
今通行本《孟子精义》疏略潦草，不如《论语精义》精密。《孟子或问》与《孟子精义》不相应处甚多，有时《或问》评论数家说而无一见于今本《精义》者。如《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或问》评及范氏、杨氏、尹氏说，皆不见于《精义》。可见今通行本《精义》绝非足本，亦非壬辰本。
今通行本更不可能是庚子《语孟要义》，庚子本是对壬辰《精义》的补充完善，在壬辰本基础上对“程、张诸先生”说“遗脱”进行了三方面“补塞”：程子、张子之说；《论语》前四篇及第五篇部分补入周孚先《论语解》；杨氏等个别遗漏说。此皆不见于今通行本《精义》。
总之，朱子《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与《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却存在内容差别，诸家忽视三版本之别，混淆前后《要义》，视《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而忽视庚子《要义》的看法不妥。从流传而言，三版本似乎今皆已佚，可以断定的是，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既非癸未本，亦非壬辰本，也非庚子本，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最有力的根据是范祖禹《孟子说》数十条应为壬辰《精义》所采用，今通行本却无一及之。今通行本与存在密切对应关系的《集注》、《或问》、《语类》多有不称，不符合庚子《语孟要义》之论述。以上辨析了朱子四书著作的形成刊刻，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
《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四书学”的形成，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主要在“四书学”的框架内绵延展开，以迄于今。现代的朱子四书学研究采用哲学诠释为主、经学为辅的进路，在《四书集注》内在研究、学术史研究、专题研究方面有所收获。而宋元以来800年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异彩纷呈，就发展阶段论，呈现出由南宋“铨择刊润”、少有发明，到元代凸显作者见解、阐发与批判兼具，再至明清趋于保守凝固的变化历程。从诠释样式论，有考据派、义理派、综合派、科举派。从研究态度论，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从诠释体裁论，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从诠释目的论，则致力于阐发《集注》原意，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力求归于一是。未来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应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两种方式，以求朱子四书之是为根基，深入挖掘朱子四书学的理论内涵，实现与现代思想的对接与转化。
一近来研究
近来朱子四书学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进路，集中于《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四书学、理学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朱子四书学论题的专门研究三方面。《四书集注》的内在研究。从研究范围上，可分为《四书集注》的整体研究与专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为经学文献整理与哲学义理阐发两类。经学文献整理进路注重《四书集注》的文本研究。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下了很大工夫考证《集注》各条注释的出处，以“古”“近”“新”等标示朱子四书之来源及特色，虽颇见功力，然仍囿于表面点明来源出处，并未对具体内容之调整及其动机、过程加以比较分析。其书过于机械罗列，立论不免拘泥，认为朱子音义之解定当来自某人某书，太过确定，有穿凿、琐碎之嫌。如指出《集注》“义者，人心之裁制”来自【古】“孙奭疏云：盖裁制度宜之，谓义”。①恐未必。且因著作体大，不免有疏漏不当之处。如认为“自武丁至纣，凡七世”，《集注》实为“九世”。②《集注》“三代盛时，王畿不过千里。今齐已有之，异于文王之百里。又鸡犬之声相闻，自国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一段，仅分别指出首句与末句之古，而遗漏中间二句未加讨论。③又如认为程子“‘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明道、伊川之别不明白矣。”其实据《二程文集》卷十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可断定为伊川说。④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侧重从典籍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大学》、《中庸》的作者、分章，《论孟集注》的引述特点等予以阐发。⑤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则把《集注》全部译成白话文。⑥台湾陈逢源《朱子与四书集注》一书，围绕从五经到四书、从体证到建构、道统与进程、集注与章句、义理与训诂、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价值、撰写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手段、义理内涵诸方面，更多的用力于四书的注释体例、引证方式，义理方面则非其重点。
哲学义理诠释进路侧重四书学内在思想的阐发。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是国内最早从哲学上对《四书集注》作出全面专门论述的专著。该书分为前论、本论、附论三大块，前论论述了朱子《四书》的编著过程；本论论述了《集注》的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及《集注》所带有的华严宗印迹；附论论述了《集注》的学风旨趣、历史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本书以十万余字对《集注》的主要思想内涵做了较为集中而富有层次的揭示，但带有当时不可避免的阶级分析痕迹，且论述过简。①《四书集注》的专书研究，侧重于经学的整理。如侧重作者、年代、分章、字句、训诂、引文的分析等。
四书（经）学史、理学史背景下的考察。此类研究更关注哲学义理诠释，如朱汉民、肖永民的《四书学与宋代理学》以朱子四书诠释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理学与四书的关系；②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集注》与理学的思想关系，认为《集注》开创了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风，体现了朱子复归性善本初的体系，对南宋四书学具有重要影响。③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从话语体系、解释框架、概念诠释、文献征引、语文解读等方面解析朱子四书原文解释与思想体系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④
朱子四书学论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多而散，涵盖《四书集注》的形成、重要范畴、诠释手法等诸多内容。钱穆、束景南对《四书集注》的形成多有讨论，束景南将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认为《四书集注》的刊刻，先后有丁酉说、浙东说、丙午说、己酉说、庚戌说、甲寅说等诸版本。⑤更多成果体现为《四书集注》范畴的研究，涉及道统、理、仁、诚、中庸、格物、心、性、情等。朱子四书学诠释成为热点论题：一是着力对朱子经典诠释方法的揭示，集中于朱子四书与理学关系、诠释理念与方法等。如钱穆《朱子新学案》指出朱子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朱汉民揭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实践诠释和人文信仰特征。周光庆指出朱子四书解释方法论具有系统性，采用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二是通过对《集注》重要章节诠释的深入挖掘揭示《集注》的特点，尤集中于“学而时习”、“浩然之气”、曾点气象等章节。①
二 古人研究
《四库提要》从整个经学史的比较视野，肯定《四书》研究是朱子最重要、最有创见的经学贡献。“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②事实亦是如此。朱子《四书集注》自从行世以来，即成为学者学习四书、研讨理学的范本，成为其弟子后学理解朱子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但鉴于该书“浑然犹经”的简约特点，他们花费极大工夫来阐述彼此对《集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阐释《集注》，成为决定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朱子四书诠释学史。
朱子四书诠释简史，发生了由编辑朱子四书著作到引入朱子后学论著、由不加评语的“铨择刊润”到凸显作者案语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在评论《四书大全》时对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流布略有概述：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③
顾氏在此概括了朱子四书学诠释的简史：（一）对朱子《四书》的阐发滥觞于黄榦《论语通释》，而且是单经的阐发。（二）真德秀《四书集编》标志着朱子四书诠释的真正开端。《四书集编》的价值在于首创性，示范性、准确性，它第一次较为合理地选录《或问》、《语类》、《辑略》来解释《章句》；在选录之中做了必要鉴定删削工作，显示了编者对朱子《四书》的深刻理解。并在个别地方直接表达了个人看法。《四书集编》还有一独特处，即引用张栻说非常之多，可见并非纯以朱解朱。正如真氏所言，该书具“铨择刊润之功”而非发明驳斥之力。《四库提要》认为，真德秀对朱子理解水平最高，故该书在同类书中水平亦最高。《学庸集编原序》说，“《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傥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①与此“以朱解朱、罕有辨订”的类似著作尚有蔡模《孟子集疏》，《四库提要》评论该书为，“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代表了诠释《集注》的第二阶段，赵氏在序中提出《集注》“浑然如经”说，树起了《集注》为经的大旗。“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落实在形式上，《集注》之文改为与正文同字号，凸显了与经文的平起平坐地位，仅比正文低一格以示区别。而《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亦采用与经文同号字，比《集注》低一格，比经文低两格，以示区别。至于《语孟或问》，则与《语录》一样，皆以小字注释。这种差别性做法，表明赵氏把握到《学庸或问》的地位不一般。除引用朱子说，该书还大量采用朱子门人说，共取13家。“遍取子朱子诸书，及诸高第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于下。”赵氏本人的思想亦开始大量表现，以“愚谓”的形式直接发表看法达253处之多。但该书不足在于取材不够广泛，取舍不够精密，过于冗滥。
元代是朱子《四书》诠释的兴盛期，直接影响了明清以后的研究。《集注》于1313年被确定为科举教材，但在《集注》文本的判定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陈栎《四书发明》主流行之兴国本（即祝洙本）为文公晚年定本，而胡炳文《四书通》则不取此本，并指摘此本之误。陈栎弟子倪士毅作《四书辑释》在版本上力主《发明》，在义理诠释上兼取《四书通》，实为元代《四书》诠释之大成。元代《四书》的特点是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多，批判意识增强，争论的学术氛围浓厚，开始凸显个人见解。除金履祥从考证方面批评《集注》外，即便被《四库提要》讥讽为“胶执门户”的胡炳文《四书通》，实际上对朱子《四书》也多有批评，这是此前的朱子诠释著作所少有的。元代《四书》诠释著作不仅重视《集注》，而且加大了对朱子后学的引用与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所引朱子之解已非主体，更多的是朱子后学之说，以突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已然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色。
正因《辑释》集元代《四书》之大成，故明代所纂《四书大全》即以之为底本，而其所作增删，反不如《辑释》，遭到学者讥讽。《大全》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四书学进入凝固期，整个明代并未出现重要的专门诠释朱子《四书》的著作，最有活力的是批评朱子的心学派《四书》。
进入清代以来，虽然朱子四书学得到以汤斌、熊赐履、张伯行、李光地、朱轼等为骨干的庙堂理学的支持，以陆世仪、陆陇其为代表的学界的笃志研究，但因遭明代心学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朴学的兴起，以考据之学批评《集注》典章名物制度之疏漏成为时之所尚，典型者如考据大家毛奇龄以批评《四书集注》之误为己任，甚至不惜失于罗织。晚清学术又受到西学的冲击，随着1905年科举的废除、读经的废止，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就很荒芜了。清代朱子四书学受到官方与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总体上处于衰败期。但晚清有一朱子《四书》校勘成果，即江苏吴志忠父子的《集注》校勘本，成为今日流行之用本。吴氏父子以数十年之力，校订各本《集注》文字异同，认为所有《集注》版本中，“云峰《四书通》，可谓最善。”故此，当前大陆学界出版的《集注》版本，多采用吴氏父子本，即胡炳文《四书通》本。而在此之前，尤其是自《大全》流行以来，官方定本一直取陈栎《四书发明》本，今虽无人再来争夺定本权，但二者之异确是客观存在，颇可注意的。
《四库总目提要》在评价陈士元《论语类考》时还对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样式有所揭示：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于世。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于《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于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于《集注》不为苟同。①
此将朱子四书研究分为义理派与考据派，真德秀《四书集编》、蔡节《论语集说》属于义理派的早期代表，考证派始于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同类杜、薛之书不传，惟张存中、詹道传之书传于世。其实，传于世者尚有与金氏大致同期的豫章赵悳《四书笺义》，该书因未被四库发现，故不及之。《提要》此种二分法过于简略，应再加上两类。一是如《四书纂疏》、《四书通》、《四书发明》等兼具考据与义理的综合派，盖此类从形式上最接近《集注》兼顾考据、义理的特点。二是科举派四书。此派四书虽在学术上无甚可取，然对时代思想、民众心理影响甚大，而且客观上由于元代以来科考与学术关系密切，科考类著作中亦有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故在科考尚浅之元代尤为明显，如元代袁俊翁的《四书疑节》为典型“经疑”科考著作，却对《四书》提出不少新解，对《集注》提出有针对性的质疑，这在后世科考著作中是罕见的。②至于章、股、分节之说，早在解释《集注》的元代著作《四书通》中即有之。尤其是在明清科举无孔不入的影响下，严肃学者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亦都有针对科考著作者，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即是对《四书大全》的批判解读。
朱子《四书》诠释的态度。上引《提要》末句在评价金履祥时表明了四库编纂者学术判定的一个重要标尺：即对《集注》之误是隐讳还是批判，尤其是在是非较为分明的考据上更显突出。《提要》指出金氏较张氏、詹氏的高明处在于敢于辨析《集注》错误之处，而后者仅是隐讳不言，盖彼此心术不同。其实，《提要》对朱子学派多有偏见，带有“仇朱”的眼光。①詹氏何尝未指出《集注》之误来，不过较隐晦罢了。②大部分严肃的“羽翼朱子”的著作，对《集注》都是既有阐发，亦有批评，不过二者比重不一而已。据对《集注》之态度，后世朱子《四书》诠释大致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三类。维护阐发型占多数，以阐发为主，间有不同于《集注》处，亦委婉述之，如《四书集编》、《四书纂疏》、《四书通》等，此类居于诠释的主流。特别注意的是史伯璿的《四书管窥》极力维护《集注》，对饶鲁、胡炳文等人违背《集注》的说法多有批评。其次，批评指摘型，此类著作在朱子学者中很少，著名者当属金履祥对《集注》考证之批评，至于朱子学之外的学者，则对朱子批评甚多，如陈天祥《四书辨疑》、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朴学皆多有猛烈批评。但朱子学之内、外心态不同，金履祥的一句话最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金氏认为，自己对《集注》的批评属于忠臣，一片好心，他人则不行，是馋贼诋毁之心。再次，自我发明型。此类著作基本上还是站在认同朱子学的立场，对《集注》有所阐发，但同时又在义理上提出许多与朱子不同看法，显出相当的独立性。典型者如宋代饶鲁《四书辑讲》、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清代王夫之的《四书》系列著作，这一类学者非常善于思考，颇具新意与影响。
对朱子《四书》诠释的体裁丰富，主要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形式。
顾名思义，“集编”是集合朱子《四书》各种说法阐发《集注》，编辑成书，偶亦下一断语，表达态度。纯粹以《集编》为主的是真德秀《四书集编》，它的好处在于只是选取朱子本人看法（还采用了很多张栻说），互相发明，比较忠实于原著者之意。诚如《四库提要》的评价，“《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①。这种形式后来虽不再流行，但选取朱子本人之说以阐发《集注》则成为诠释朱子四书的公理，各家之异不过在于选取的比重有多少而已。
鉴于《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引而不发，尤未易读”的特点，非常有必要作疏证工作。顾名思义，“纂疏”是以疏证形式阐发《集注》，视《集注》如经，这是古代解经最常见的形式。宋赵顺孙《四书纂疏序》言，“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祗不韪也。”宋蔡节《论语集说》、宋蔡模《孟子集疏》皆为此类。此类著作选材范围扩大，不仅仅限于朱子著作，而且涉及朱子门人后学的看法，其优点是资料性很强，缺点正如《四库提要》对《孟子集疏》之论，去取为主，发明有余而专主一家，辨析不足。“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余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但此类情况到了元代有所改变，《四书发明》、《四书通》、《四书辑释》作为元代纂疏类代表著作，较前人更广泛地引用朱子后学说，更重视辨析考订工作，以维护对《集注》解释的合理性。由于对朱子后学之说的大量引用辨析，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导致诠释重心往往成了朱子后学之说。《四书大全》实袭此类著作。有必要提下元代史伯璿的《四书管窥》，该书全力批判饶鲁、胡云峰、陈栎等朱子后学对《集注》的批判之说，作为第一部集中反驳朱子后学异于《集注》之说的著作，表明朱子学内部分歧，产生了要求定于一是的统一思想的做法。
“笺证”就是采用笺注形式，专门对《集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来源等一一笺释考证，它与上述纂疏类的最大差别是专门化，仅仅涉及考据而不论义理。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扫除文本障碍，节省翻检之劳。对于读书不广的初学者来说，尤为便利。这种专题化的诠释对明清两代四书考证颇有影响，体现了元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典型著作有赵悳《四书笺义》、詹道传《四书纂笺》、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氏书与其他三书的不同在于，全列《四书集注》，导致篇幅巨大。而其他三书则仅列所笺证文本，故篇幅略小。当然，赵氏《笺义》由于不加增删的详引材料导致篇幅偏大。
“通旨”。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虽非专门阐发《集注》，然以《集注》思想为主，据《集注》所释之重要范畴，将《四书》拆分为九十八门，以类相聚。其意在于以若干来自《四书》之范畴贯穿全部《四书》文本，显示了《集注》范畴之学的重要，近于《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但同时对同一范畴下的经文展开疑问剖析，再辅之以“愚案”提出新解，体现了批判继承的精神。该书以“字义”为纲、“经疑”为目的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形成了《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
“章图”。图解《四书集注》成为宋元代以来颇为重要的诠释方法，其简明直观的优点适合宣传讲解。其实，《朱子语类》中亦记载朱子曾以图解《四书》范畴如仁等。颇有意思的是，图解《四书》可同时运用于解释考据与义理分析，如饶鲁《大学中庸图》解释义理，赵悳《四书笺义》之图则专门解释名物。最典型为元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该书《章图》列图750余幅，就朱子四书各章“分章析义，各布为图”，《纂释》又对诸家解说“辩证同异，增损详略”，其图文并进、体大思精的特色形成了图解《四书》诠释的典范。虞集在该书序中对其图解《集注》的特点有很好论述，该书通过图解的形式来表达概念关系，以期使《集注》的宗旨一目了然，使学者更易于理解接受。“其为书也，盖取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之说有对待者，若体用知行之类；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义利之类：有成列者，若学问辨思行之类，随义立例，章为之图，以究朱子为书之旨，其意可谓勤且切矣。”①
“经疑”。《四书》经疑作为元代科考形式，有其意义。经疑把《四书》设定为数百道疑问之题，要求考生以问辨答疑的方式辨析其间异同，考查学生对《集注》的融会贯通。选题是精心挑选的，通常围绕重点论题如仁义、心性之别等展开，注重《四书》经文与朱子注文的异同比较，问题详尽而答案简要。所设计的疑问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乏考据之学。尽管是科考的选拔之举，但亦不乏学术性，特别突出了对《集注》的全面掌握，强调了概念的细致辨析能力。当然，经疑的最大局限是由于限定了在《四书集注》中出题，而且是问答分析题，故题目非常有限，重复极多，易流于记诵之学，导致其积极意义的消失。
就诠释目的论，古代朱子四书学研究，致力于阐发朱子《集注》的原意，通过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纠正朱子后学之误，力求归于一是。诚如黄榦所言，对朱子之书，“则家藏而人诵之。读其言者，未必通其义，通其义者，未必明诸心”①。盖朱子之书，《语类》、《或问》、《文集》与《集注》之说，时有异同。在朱子去世后，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异同，以正确阐发朱子《集注》思想，成为朱子后学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朱子在世之时即存在，朱子本人亦有所察觉，常提起某某之说是未定之说等。如他曾明确告知学者，《论孟或问》是丁酉年间的未定之说，后无精力修改，与《论孟集注》差别甚大，故“不须看。”其受业弟子在编辑《语录》时，就产生了分歧。对《语录》不同之说，叶味道等主张应删去，以定于一。黄榦则主张应当保留，不可妄加删除，以待后人评判。而且，黄榦也特别注意《语录》与《集注》冲突之处，似乎《语录》更加可信。
因此，判定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定朱子晚年定见，成为朱子《四书》诠释者努力的目标。如上述《集注》文字版本异同问题就一直延续到清末。海外朱子学者亦察觉朱子异同的重要，如韩国韩元震著有《朱子言论异同考》来讨论这一问题。即便批评《集注》之说，亦与朱子《四书》异同说有关。无论是宋代饶鲁、元代金履祥等来自内部的批评，还是阳明心学等来自外部的批评，都曾以朱子早晚异同之说为武器来批判朱子，这样使得批评比较合理有据。如考证类著作在批评《集注》时，常指出《集注》之解前后矛盾处，指出《集注》与《或问》、《文集》、《语类》等书矛盾处。而阳明为了避开朱子学派的攻击，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为盾牌，其目的是利用客观存在的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有一定效果。而绵延至久的朱陆异同之争事实上亦可谓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的翻版，故朱子《集注》异同之说实关系数百年朱子《四书》研究之命脉。
三 前瞻
显然，古今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视角上的差异更有意义。今人的研究是比较中立的知识化的外在研究，有重视实用的倾向，希望能为我所用。因此在研究方式上，更重视哲学诠释，喜欢大而化之的主题化研究，勇于立论。而古人的研究也求“用”，求的是身心受用，特别注重求“是”，求朱子之所是，故有如许之多的疏证、通释、讲义之作。古人“求是”的工作应该得到继承与加强，这是朱子《四书》之学根基所在。在研究态度上，应加强对朱子四书学复杂性的认识。盖此书为朱子毕生精力所萃，字字句句皆是“秤上称来，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故朱子言，“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诚非自炫之言，而是真实肺腑之语。为此，应从研读朱子著作做起，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四书集注》版本、朱子四书的形成等问题皆须再探究。在研究目标上，关注朱子《集注》说了什么，求《集注》之是仍是非常紧迫而复杂的。比如朱子在某章注中说了什么？改动了没有？改动几次？为什么改动？朱子常常就《集注》某章的诠释花费很大精力，值得深入考察。比较幸运的是，晚近以来朱子学学者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为朱子四书学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钱穆《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等巨著，对我们把握《四书》文献与义理皆甚有益处。在研究方法上，应扩大研究视角，对朱子四书学系统展开系列比较研究。朱子首次建构的四书学系统，在文本上由《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四书集注》构成，在义理上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王展开，具有阶段性、差异性、一体性等特点，需要以比较的眼光展开系列探索。细化研究触角，整合研究进路之间的联系，以《四书集注》研究为枢纽，从系统动态、内在比较、综合纵贯的视野对朱子四书学展开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发生还原与工夫体验相结合的双向挖掘，以期揭示朱子四书学的具体演变、晚年定见，以及对经典诠释与理学思想的一体化建构。应展开专题化研究。比较研究还应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朱子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蕴含了朱子学、宋明理学的根本命题，重要论题如四书学的形成、一体化、经典化、形上化、道统论、道体论、工夫论、圣王论皆须深入研究。朱子四书学与其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思想之关联，特别是与《近思录》、《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著作的关系，亦应专门加以探讨。对构成朱子四书学的根本性著作，《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皆应逐一考察。朱子《四书集注》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故其诠释思想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朱子在经典注释中所实现的经学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学哲学，在思想史、经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四书学系统
一 《四书》与四书学
四书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之合称，四书之名与宋代理学之勃兴，尤其是朱子学崛起有莫大关联。在朱子之前，并未有人将此四书视为一体而综合研究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①就经学史来看，这四部儒家经典地位本就不同。《论语》为孔子与弟子言论对答记录，在汉代即受重视，此后一直备受尊崇。《中庸》、《大学》分别为《礼记》之三十一、四十二篇，并未特受重视。自唐韩愈、李翱始倡言二篇，至宋代学者才大力张扬之，理学创立者二程兄弟于此尤有功焉。《孟子》一书，至东汉末年，始有赵岐为之作注，此后复归于默默。其命运转机之先兆，亦始于韩愈之推尊，迄于宋代，则学者呈现出尊孟与非孟两种对立观点，为此发生一场长达百年的争论，直至朱子为《孟子》作注，将其编入《四书》，《孟子》在儒学中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稳固确立。①
朱子对《四书》的贡献，首在于将分散独立的《学》、《庸》、《论》、《孟》视为一相互贯通的思想有机体，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思想融入到《四书》注释中，形成了《四书集注》这一经学与理学合一的新经学系统。一方面，朱子坚持从经学的章句、注释之学入手，对古本《学》、《庸》重新加以分章别句，增删调整，分经别传，透过精细的章句工作，使二书的条理性、可读性为之一变。对《论》、《孟》则以二程之学为主，搜集汉宋诸家之说，赋予二书义理之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朱子认为四书是一个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贤气象所展开的关联一体的思想系统，此系统以理学思想为根基，重建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经典系统，阐发了足与佛老抗衡的安身立命之道、内圣外王之学，标志着儒家思想进入了“四书学”这一新时代。后世儒学的发展，实际皆以《四书集注》为中心，涌现出不计其数、体裁各异的《集注》注释之作。
朱子四书学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之前儒学的新思想系统，提出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话语。此一新系统以理先气后为前提，理气同异为核心，理一分殊为展开，以理解仁，以理释性，将天理作为标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价值合一、超越与内在一体的范畴。以理气在逻辑上的“一而二”与存在上的“二而一”为基础，自然推出人性先天本来的圆满具足与后天存在的亏缺偏颇，由此详细阐发了以复性为指归的变化气质工夫。工夫的展开又奠基于对人之心性情的认识，以儒学体用论为框架，主张横渠提出的“心统性情”论，妥善解决了心、性、情三者在工夫系统中的位置。摒除了魏晋玄学及李翱主张的性善情恶、灭情复性说，而以中和之说给予了情应有之正面地位。故此，工夫之关键在于对治阻碍本性呈现的气质之偏与保持作为心之所发的情欲的合理性，以理治欲，故“存天理，灭人欲”可谓朱子学及宋明理学之总纲，其目的并非如流俗所误解之剥夺人之一切欲望，否则即陷入其所批评的“无情”之论了，乃是将人之情欲复归于发而皆中节的中和状态，以成就其圣贤人格。它对治的恰恰是流俗之“过情纵欲”与佛老的“灭情去欲”，而止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率性顺情。
朱子四书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夫教化系统。此一工夫系统具有精整、严密、双向并进的特点。简言之，它以知行范畴为中心，以进学以致知，主敬以穷理为纲要，故此，一方面继承孔孟哲学中固有的工夫范畴，并赋予其新的深刻意义，如忠恕、存养、克己复礼等，同时又特别抉发了格物、诚意、慎独等在工夫系统中的独特性。朱子的《四书》工夫以知与行、省察与存养、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两轮、双翼为骨架，其余工夫皆可填充于此。此两轮工夫理论上似乎有先后，如知先行后，而实践中实无先后，不可等待。乃是即知即行，知行一体，交错并进，最终所实现之真知，实内在蕴含了必行之知。较之先秦儒学，朱子对格物、诚意、主敬、克己的工夫意义尤其重视，只有通过格物穷理之功，方能实现心体之明，一颗黑漆漆之心，是无法做出正确行动，迈向圣贤之途的；格物工夫又需要以主敬为前提，无敬以主宰之心，一团乱糟糟之心，是不可能成就一事的，更不可能做到格物穷理。此即“心静理明”。但私意之发，隐微难识，潜伏扎根，故诚其意之工夫即必不可少，否则一切的言行皆是虚妄不实。故诚意具有行为之指南与船舵之作用。另一方面，人一切之为学工夫，皆可归纳为“灭欲存理”，此即克己工夫之所在。克己即是战胜私欲，复礼即是复归天理。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充满了强烈道统意识的理学道统系统。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具体诠释，处处充满了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于此系统论述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包含了道统谱系、道统观念、传道经典、为道工夫等诸多方面。即以道统谱系而论，在鲜明的道统三阶段论中，一则突出了夫子虽不得其位而贤于尧舜的第一人地位；二则彰显了二程在孟子殁后夫子之道不传的千五百年之后，独得此道于遗经之中，使得儒道再生，其功甚伟。且由对明道造道境界之推崇，证明了颜子学圣人之所学命题之成立。由此开启了儒家之道发展的新阶段。在具体的四书文本诠释中，朱子根据弟子在道统中地位、得道之深浅，给予了某种带有脸谱化的阐述。如对颜、曾言语之阐发，皆为推扬之辞，以示效仿之途；外此，如子贡、子路等余子，则皆多有贬抑之语，以表警戒之意。即使朱子对《四书》次序之编排，以《大学》为首，居于《论》《孟》之前，亦是据为道次第而论。可见，只有以道统为视角，方能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用心。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经典诠释系统，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相得益彰，达到了简而明，切而要的效果，做到了汉学诠释与宋学诠释的统一，可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大成之作，对于未来中国经典学的复兴，具有不言而喻的示范意义。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着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他自觉继承了汉学与宋学两种之学方法之优长，同时摒弃其短。作为二程学派的传人，朱子先天继承了理学发挥义理的诠释特点，此自毋庸多论。与此派不同的是，朱子还认识到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方法亦“大有好处”，故《四书集注》非常重视字词的音韵训诂、章句区分，反思二程学派不重此学而造成义理诠释的失误，“因章句不明而看不成道理！”朱子《四书》文本的诠释，对二程学派的批评多半从章句训诂之学入手，揭示其义理层面的缺失。反而甚少对汉唐训诂学加以批评，只是认为郑玄等学者解释文本虽有根据，却始于烦琐，而无甚意味，即“辞费而理不明”。而朱子所追求者，恰在“辞简理明”。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站在了理学诠释的对立面。其次，朱子有一套自觉的分层诠释理念，即基本层是求得文本的本意，此可谓文本层；第二层是发明圣贤原意，此可谓理论层；第三层则是揭示为学弊病之针砭，可谓应用层。尤其是第三层，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与其工夫教化论紧密相连，故《四书集注》中常有针对读者的告诫之语。总之，朱子的诠释继承了传统经典注释形式，而又融入了理学这一代表时代精神之思想，诚可谓做到了寓作于述，注新酒于旧瓶。
朱子就各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点、定位、意义皆有明确阐发。他认为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作，而是承载着圣人之道，昭示着成圣之途的根本经典。学者照此用功，可踏上成就圣贤之路而受用无尽。“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①朱子认为，圣贤经典的诠释者承担着代圣贤立言以教化众生的任务。一方面，圣贤之言本自明白，圣贤之道本自清晰，根本无需解释。另一方面，学者因各种因素，无法真正懂得圣贤之道与言，故朱子怀着为学者解疑释惑的目的注解四书，希望学者以注解为扶梯，通达圣贤之意。朱子的潜在预设是：《四书集注》是对圣贤之意的完全正确毫不走样的发明，学者可由此以入圣贤之道，《集注》于学者实有阶梯和渡船之意义，学者应先仔细领会之。他以无有合适注解而辛苦研读《四书》的切身体会，告诫学者当珍惜如今有注可读的大好机会，言语中似有警告后世学者“身在福中须知福”的意味，亦透露出对前辈学者注解《四书》的不满。
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①
注释要因言以达意，学者之误在因言失意，言作为载道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得失成败皆系乎此。读书当先求经文本意，如不可得，方可借助注解以求通达。注解是理解经文的阶梯，在二程时《大学》未有注释，学者理解不够清晰，比较含糊。至今日有了《大学章句》，则大体分明，更易理解经文。
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说，想也看得鹘突。而今看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子细去看。②
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创造性阐发，于“四书学”的确立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二程、张载等对《四书》多有论述，但其思想建构仍偏重由五经这一固有传统展开，如程颐最重要著作《易传》即是如此。朱子在继承、消化前辈《四书》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展开全面系统精密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四书学”这一新的经典体系。
二 《四书》特点及定位
（一）《四书》定位
朱子常在比较视野下判定《学》、《庸》、《论》、《孟》的定位和特点，涉及著者、文本、义理诸方面。《四书》尽管各有特点，但一理贯通，无有高下之分。既“各自精细”，又“真实工夫只一般”。如《论语》就个别事实说，《中庸》就理上说，但在究竟义理上，二者无别，仅是表述不同而已。须把握《四书》异中有同的特点，不可为其表面差异所迷惑。圣人之书，各有差别，不可执一不变。学习方法亦应有针对性的变化，如此方易契入。能否把握《四书》异同，乃学习《四书》的应有之义。如《中庸》皆言义理，故应以思索为主；《大学》仅说工夫节目，应以践行为主。
朱子指出《大学》交代了古人为学次第，清楚易懂，确实可行，不应到无形无影处理会。《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殊处在于首尾完备，前后贯通，相互发明，均匀一致。而其他三书则杂乱无序，不易把握。总之，《大学》是纲领，《论》、《孟》就具体经验事实阐发。具体言之，《大学》一书重心在前，后面只是对前面的重复重叠。其纲领在明明德，着力在格物。格物工夫是成就圣贤的普遍路径，对于任何资质之人皆适用，格物承担了引导学者齐入圣贤境遇的任务，具有普世意义。故《大学》本领全在乎格物上。
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①
朱子主张《论语》编撰者当为曾子、有子弟子，且篇章存在些微残缺，特别是后面数章难解处增多。“古书多至后面便不分晓。《语》、《孟》亦然。”②《论语》的特点是句句事实，随机发问，灵活多变。故《论语集注》注重挖掘对话背景和史实补充。朱子对全书的认识基于两分视角，于孔、颜、曾之言认为至善无暇；若他人之说，则多有不满。
关于《孟子》的作者，《孟子集注》并存孟子自著与弟子所著两种观点，朱子更倾向于孟子自著，否则不可能如此通贯畅达、明白亲切，但亦未否定有弟子润色处。鉴于《孟子》自成文字特点，特别强调学习该书须熟读成诵，以求贯通，由此还可悟到写作方法。又鉴于《孟子》一书难以把握要领的特点，晚年特意挑出其要领所在，编撰《孟子要略》。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岂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门，而没世不闻耶！方。①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②
朱子通过《语》、《孟》比较的方式阐发了二者异同。他以一生学习实践之体会，称赞论孟义理高深，无有其比。又指出《论》《孟》之别客观存在，圣贤教人，门户各自不同。二者存在错杂与整齐，自然与张扬，朴实与虚灵，从容与充扩，简易与费力，事实工夫与理义存心，平淡与紧切，含蓄与外露，精密与疏脱，广大与逼仄，纯正与瑕疵之别。总之，《论语》可包《孟子》之言。《语类》卷十九于此有详尽比较。
关于《中庸》。朱子将《中庸》定位为深妙高远之书，“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奠定了儒家形上基础，而多讲鬼神、天道性命等无形影之事。其义理深奥而不宜初读，故学者当明白道理了，方可自此而入，以资印证。因《中庸》多上达本体而少下学工夫，故在《四书》次序中，前三书是基础，《中庸》为压轴，须在学习三书基础上再研读《中庸》。朱子对《中庸》章句下了很大功夫，为此与好友吕、张进行多次讨论，主张《中庸》各章次序谨严，枝叶相对，浑然一篇。又指出《中庸》虽兼具精粗本末，但尚未达到完备无缺的地步，指末处偏少也。“《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方子。”③
《大学》居首。在《四书》系列中，各书所承担地位不一。《大学》居于入德之门，《四书》之首的优先地位，这是从教法、实际修为的角度立论，是在与其他三书的比较中，在整个《四书》系列中提出的。《大学》作为入德之门虽来自二程说，并非一人私见，朱子继承发扬此一观点。《答杨子直》言：“只如《大学》，据程先生说，乃是孔氏遗书，而谓其他莫如《论》、《孟》。则其尊之固在《论语》之右，非熹之私说矣。”①
《大学》居于四书之首的最大障碍是《论语》，《论语》在儒家经典中历来就居于经典地位，反映的是圣人思想。为此，二程提出《大学》乃孔子亲手所写遗留下来的著作，较之弟子记载的《论语》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朱子认为，《四书》作为一系统，义理上一以贯之，并无高低之分。但在教法上，存在先后难易之别。《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因为它是“入德之门户”，进入整个《四书》系统，必须由此门户而入，由此门户奠定规模，方可学习其他三书。“《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②
朱子自认《四书》之中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历来关注最少，而却是朱子用力最多者，朱子给予了《大学》无比之重视，最终奠定了《大学》在后世的崇高地位。朱子于《大学章句》感情无比深厚，时有流露。自言此书可视为一生代表作，突破了前贤所见，耗费一生心血，可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相比。与《大学》相比，《论》、《孟》、《中庸》却不算用力。朱子对《大学》的最直接工作是增削调整文本，以为其思想系统服务，对《大学》一经十传格局的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结构谨严的著作，对明德、格物、至善、诚意诸概念的阐发，直接奠定了理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最终《大学章句》的影响盖过了郑玄传下来的古本《大学》。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友仁。
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贺孙。①
《大学》成为整个《四书》的灵魂，格物、诚意之说贯穿全部《四书》，在《论》、《孟》、《庸》中无处不在。故可以说，不理解《大学章句》，就无法理解朱子《四书》。这也是朱子一再强调先掌握《大学》然后学习《语》、《孟》的原因。朱子明确告诉学生，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大学》，突出了《大学》的“唯一性”。“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淳。”②
朱子对《大学》在四书系列中的地位做了详尽说明。《大学》具有条理清楚严谨、义理周遍精密、简易可行的特点，朱子以“间架”“行程历”“纲目”“大坯模”“田契”“食谱”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性、奠基性。《大学》安排了层次分明的工夫节目，《论》、《孟》、《庸》可谓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掌握了《大学》，学习任何经典皆具有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大雅。③
《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自修。④
作为儒家立教传法的大典，《大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特别对后世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应在熟读《大学》的基础上去学习《论》、《孟》。《论》、《孟》好比《大学》碗中之肉菜，是对《大学》的充实，《大学》是“匡网”，已包括了《论》、《孟》要领。与《大学》相比，《论》、《孟》虽然紧切，但内容参差不齐、高低有别，不如《大学》整齐均匀。故从为学难易急缓的角度，应当先《大学》而后论孟。朱子以自身经历为例，谆谆告诫学者，读透《大学》是研读包括《论》、《孟》在内一切书籍的要领，精通《大学》，则一通百通，一往无碍。
公读令《大学》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网了，卒亦未易看得。贺孙。①
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也。……《论》、《孟》之为人虽切，然而问者非一人，记者非一手，或先后浅深之无序，或抑扬进退之不齐，其间盖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书而后《论》、《孟》，盖以其难易缓急言之……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而读《四书》者，又不可不先于《大学》，亦已明矣。②
《大学》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意义，亲切好懂，故居《四书》之首。《论语》次之，它树立了为学根本，多为对日用工夫的朴实阐发，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是对《四书》义理的发扬阐发，能够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殿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宇。③
（二）六种排序
朱子对《四书》次序安排有明确表述，从为学由易到难的角度依次为：《学》《语》《孟》《庸》。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类次序为最常见者，在文集中共出现7次，其年代多在朱子六十以后，代表了朱子成熟思想，在后世甚为流行。朱子特别强调，《大学》在《论语》之前、《中庸》在《孟子》之后的次序不可颠倒，表明他当时已警惕、担心后学对此次序有所误解。“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然此书之目，只是一时偶见《大学》太薄，装不成册，难作标题，故如此写。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①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朱子提及二程据著者顺序提及四书次序为《学》《语》《庸》《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但在结束本文时朱子特别强调，虽然依据著者顺序，《中庸》先于《孟子》，但在为学次第上，必须先《孟子》后《中庸》，这才符合为道次序。“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人道之渐也。”朱子对《四书》次序的这一安排在朱子后学中得到较多认同，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将此顺序视为朱子定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此外如《朱子语类》编者黄士毅、黎靖德、胡炳文《四书通》及四库本《四书章句集注》等，在分类上皆采用此序。
但朱子在言及四书次序时，情况复杂，非皆照此次第提及。我们认为，判定朱子《四书》排序须从庚戌后才有效用，盖至此时，朱子《四书》系统的思想、次第观念才确立起来。正如郭齐先生所论，“朱熹早年对《四书》次序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朱熹提到《四书》时，其次序是十分随意。……到了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这书有了更深的认识，朱熹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②。其次，朱子行文中四书排列先后并不代表朱子对四书学习顺序的看法，必须放到具体语境中方可。据陈逢源先生研究，《朱子文集》涉及四书次序尚有以下情况：《论》《孟》《学》《庸》。此次序有3次，分别为35岁与陈明仲、55岁与胡季随的通信，乃朱子四书思想尚未成熟时看法。此类可注意者，《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两大系列并提，《论》《孟》在前、《学》《庸》在后的次第源于《四书》的历史影响、相互关系和朱子撰述特点。
《论》《孟》《庸》《学》。此次序有6次，其中3次见于《答吕子约》。2次见于《答罗参议》，1次见于《答潘叔昌》。但据学者考证，《答罗参议》书乃作于朱子早年学尚未成的1165年，与答潘、吕之书相差约20年之久，后者已是朱子思想几乎成熟时期。故它仍然体现《集注》、《章句》两个系列特点。此次序恐是朱子据具体对象学习《大学》弊病而提出。《答黄直卿》言：“《大学》诸生看者多无入处，不知病在甚处。似是规摹太广，令人心量包罗不得也。不如看《语》、《孟子（诸本皆无‘子’字）》者，渐见次第。”①
《学》《庸》《论》《孟》。此次序仅1次，见于57岁《答潘恭叔四》（《文集》卷五十）然此种安排在后世版本中甚为流行，今人对此多有不解，认为是后世学者任意颠倒朱子安排。如郭齐针对此次序提出批评，“宋末以来，许多《四书》研究者忽略了朱熹对各书次序的看法，而将其顺序任意颠倒。”②陈逢源认为此类次序完全是出于刊刻方便，没有多大意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其实亦是朱子《四书》以类相从原则的体现，符合《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称呼即表明全书由章句、集注两个系列构成，体现了章句在前，集注在后的特点，就四书系统而言，《学》《庸》《论孟》分别为关系更紧密的小系统。《学》《庸》皆为篇幅短小之文，皆为章句，皆有序，皆来自《礼记》，皆是纲领性讲法，《学庸或问》皆受到更高重视，《学》《庸》一体化影响后世更大。反之，《论》《孟》是分量更大、内容更驳，单独成书的著述，而加以集注化。就道统传承言，曾子、子思的传承，孔孟的传承也是可以成立的。有时朱子就往往省去前者，而直接提及孔孟之传。朱子转述、刊刻过程中，《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常常分开刊刻，如将《学》、《庸》割开编排，反而不便。故此种编排最为流行。《四库全书》所收《四书》论著以此类为多，今刊本亦多取此序。
《学》《论》《庸》《孟》。按：此次序有7次，皆在朱子60岁左右。《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此跋明确指出，行文所言四书次序并不代表排列次第。陈逢源则以此次序为据，批评朱子《学》《语》《孟》《庸》次第，说，“须由《大学》而《论语》《孟子》，再至《中庸》的进学方式，断定《四书章句集注》应以此为序，于是其中失去统绪，结构颇有扦格。”“分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脉络，按核《朱子文集》，以及相关语录，似乎必须回归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次第，方能彰显朱熹建构道统的深意。”①此说可再作讨论。首先朱子反复强调《大学》在前定规模，《中庸》在后观发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特意强调《中庸》在《孟子》前，乃是就道统言，但就为学来说，则须先《孟子》、后《中庸》。其次，陈氏认为此次第分别对应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但这样一来，曾子则不显矣。如将《大学》完全视为“孔氏遗书”，似不合朱子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之意。再次，朱子在四书中对道统思想有充分的阐发。但“道统”毕竟属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四书集注》的安排则着眼于具体工夫，要给予学者入门为学的实际指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故此种编排次序不应视为朱子定见。《大学》在《论语》之前除非从为学次第角度考虑，否则无论从道统、作者先后角度都是很牵强的。《语》、《庸》、《孟》的次第从道统、作者角度考虑则很顺畅。据此，我们应认为朱子对此次第的不同表述综合了为学与道统。
《论》《学》《庸》《孟》。按：此类次序仅见于《潘氏妇墓志铭》（《文集》卷九十二）。其次第似乎为孔、曾、思、孟的道统。据此，朱子关于《四书》次第安排主要有三种，皆有其各自理由。一是据为学次第的《学》《语》《孟》《庸》，二是兼具为学和道统的《学》《语》《庸》《孟》，三是据《四书》内在关系的二分特点、形成过程的《学》《庸》《语》《孟》。这种多样而非单一的组合表明了《四书》的复杂性。
（三）四书与五经
在建构四书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五经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朱子明确从为学工夫、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优先于五经，以“禾饭“‘阶梯”的形象譬喻传达了四书、五经之间的难易、远近、大小关系。
禾饭之喻。五经是禾，四书是米，四书是可以直接滋润身心的精神食粮，五经则尚须一加工成饭的过程。“《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①米本源于禾，是对禾的加工，但米较之禾，具有精细、洁白、现成、纯粹不杂的优点。四书与五经关系亦然。四书是可直接取用的现成义理之学，五经尚涉及史学、文学等外在博杂之学，对其义理的获得须经过复杂艰难的辨析提取过程。在朱子看来，义理之学应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此意义上，五经不够纯粹、集中、清楚，对学者来说，直接学习四书，较之五经显然更为容易和有效。故从教法、效用的角度，朱子也是先四书后五经。此即“《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
阶梯之喻。朱子尽管置《四书》于五经之先，但并未否定五经的重要性，强调应在《四书》基础上学习五经，如此更为见效。四书是达到六经的阶梯，似乎仅是手段，六经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其实不然。此喻还是突出《四书》的重要，《四书》作为过程、手段、前提，对于目标的达成具有决定意义。朱子对四书五经关系的认识继承了二程关于二者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的看法。“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③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指示学者，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必定有所收获。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经典，则更易见效。“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①
朱子对《四书》、五经态度的差异亦见诸其著述。他完成的五经著作仅有《周易本义》、《周易启蒙》、《诗集传》，《尚书》、《仪礼》主要由弟子完成。且对五经之一的《春秋》无甚好感，多有批评。这与他全面推崇《四书》明显有别。朱子视《四书》为整个为学之本，掌握《四书》，对理解其他著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四书》与它书存在本末关系。《四书》所体现的义理之学为本，史学、文学为末，文史可以作为四书义理学的必要补充，但不可颠倒本末，以史学、文学取代《四书》。这在朱子与浙东学派、刘子澄、程洵的讨论中有清楚表述。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盖卿。②
三 《四书》学系列著述
朱子将原本分散独立的四部书（《学》、《庸》实为《礼记》之两篇）凝聚成密不可分、一体贯通的经典系统。就朱子编撰四书过程可知，四书非自始即是一整体，而大致可分为《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两类。各书系列并非完全对应。如《章句》系列，有《中庸辑略》而无《大学集解》（曾有书稿），有《孟子要略》而无《论语要略》。《论语》有《训蒙口义》而《孟子》则无。各书用力深浅亦自不同。《大学章句》无疑用功最深，《中庸章句》次之，《论孟集注》选用各家注释较多，看似省力些。朱子真正提及“四书”这一名称者极少。《晦庵集》提及“四书”者不过五次左右，见于与杨子直、曹元可、窦文清、蔡季通、向伯元的书信，除与蔡季通书信为丁酉《四书》注解初成时外，其余书信多集中于辛亥前后。《语类》提及“四书”者亦不过4次左右，徐宇、游敬仲辛亥所记2次，袭盖卿甲寅1次，郭友仁戊午1次。
朱子对四书学著述系列的特色、分工有明确表述。
《精义》《集解》系列。《论语》则先后有《论语精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庚子（1180年）《论孟要义》。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孟子》则先后有丙戌（1169年）前后的《孟子集解》，壬辰、庚子年《论孟精义》《论孟要义》。朱子壬子年（1192年）还专门做了一个孟子原文的选本工作，即《孟子要略》。②朱子对《大学》也有集解工作，虽《大学集解》早佚未传。又名《大学集传》。朱子对该书日渐满意，直至《大学章句》已经大体成熟后，还告之学者可以将该书作为参考。朱子对《中庸》同样做了集解工作。在师从延平时，朱子开始编撰《中庸集说》，搜集洛学各家有关《中庸》见解而成。对《中庸集说》进行修改，改为《中庸集解》。朱熹还指导石子重编写《中庸集解》一书，此后与讲友将石子重书删削改名为《中庸辑略》。朱子直到己酉前尚在修改《中庸辑略》，并提出将该书与《章句》《或问》一并刊刻流行。就此意义而言，《中庸辑略》在《精义》系列中具有独特地位。朱子对二程、张载门下的《中庸》解并不满意，认为或偏差，或多误。
《或问》系列。《或问》在《精义》、《集解》基础上撰写，与《章句》、《集注》有密切关联，其完成过程略与丁酉年《集注》同步。主要采用辩论设问的方式，辨析《精义》《集解》诸家异同，阐述《章句》《集注》取舍要义所在。丁酉年朱子告之蔡季通，他已撰成与《精义》《集注》并行的《论孟或问》。须注意的是，正如《四书章句集注》包含章句、集注两个系列一样，《四书或问》同样可分为《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两个系列。二者差别在于《论孟或问》丁酉成书后未再修改，体现《论孟集注》初成时的成果。《学庸或问》则未弃修改。朱子晚年常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这与他对《论孟或问》的态度决然有别。
《章句》《集注》系列。《大学章句》初稿略早于《中庸章句》，二者皆完成于壬辰。癸巳《答林择之》提到《中庸章句》编撰体例和《大学章句》相似，亦是在参考各家基础上提出己说。甲午与吕伯恭、江德功、张南轩等人通信中多次提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记大学后》《书中庸后》分别对二书章句调整进行详细说明。据丁酉《答蔡季通》可知，朱子于该年正式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己酉（1189年）正式序定《学庸章句》，标志《学庸章句》的成熟，庚戌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大学章句》，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大学章句》、《论孟集注》。但朱子对南康刻本也并不满意，不废修订刊刻。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初成丁酉年，甲辰（1184年）詹仪之和潘畴又将《语孟集注》刊印于德庆。丙午又由詹仪之和赵汝愚分别刊刻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壬子在南康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而后因朱子党禁之厄而遭毁板之令。就朱子自我表述而论，庚戌年61岁为四书定型年代，故在己酉序定《学庸章句》。
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道夫。①
《章句集注》的核心地位。朱子对诠释《四书》的《精义》、《章句集注》、《或问》诸书性质及关系有明确表述，三者是既有差别又不可脱离，相互依靠的统一体。《章句集注》居于绝对核心地位，与经文最为贴近。它代表了朱子定见，具有“逐字称等”不可移易、不可轻忽的经典性质。朱子对花费四十多年心血的《集注》甚为满意，认为达到了“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如秤上称过一般，无有高低偏倚，由此进学，成就不可估量。《语类》卷十九言：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节。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友仁。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过。
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僩。①
朱子因《集注》说过于简洁，不易理解。故撰写《或问》以对《集注》展开详尽阐发，答疑解惑，辨析《精义》诸说，把握《集注》要领。但《或问》的详尽造成文字增多，支离烦琐，反倒增加学习负担。。其实，《或问》受《章句集注》影响，如《大学或问》与《中庸或问》的差别在：《大学或问》负责阐发《章句》未详之处，《中庸或问》则同时肩负阐发章句与辨析诸家说的双重任务，因二程一派对《中庸》有所论说，若不辨析清楚，易给学者造成困惑。
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贺孙。②
某《或问》中已说多了。贺孙。③
先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请问，曰：“支离。”泳。④
在圣贤之意、经文、章句、或问、精义之间存在层次关系。熟读经文是为了领悟圣贤本意，由经文以通达本意。为读懂经文，必须参考《章句》。章句为经文服务，若读经文不通，可参考章句，判定章句的标准在经文。但为了读懂章句，必须参考《或问》。判定或问的标准在《章句》，或问为《章句》服务，“注脚之注脚”，《或问》在地位次序上居正文、章句之后，主要起答疑解惑的辅助作用。故朱子指出，如无必要，不须参考《或问》。盖此书之作，似有违背夫子教学愤悱启发之弊，且学者无疑生疑。从注释角度言，则存在一个从外在辅助读本到接近圣贤本意的由低浅到高深的次第，即或问、章句、经文、本意，在此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循环往复的双向系列中，关键在于工夫，必须苦下工夫，方可了然于心。随着境界的提升、理解的加深，逐步丢下作为辅助的或问，然后是章句、正经、最后连正经也放下，即得意忘言境地。在朱子看来，学习的过程是逐步放弃注本的过程，注本越来越少才好。越离不开注本，注本越多，恰恰说明理解水平太低，始终停留于粗浅阶段。故朱子曾鼓励学者应当放弃注本，尤其是《或问》。《语类》卷十四言：
只如《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大雅。①
子渊问《大学或问》。曰：“且从头逐句理会，到不通处，却看《章句》。《或问》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会。”贺孙。②
正因如此，朱子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曾反思自家对经典诠释文字过多，反造成学习理解障碍。“某所成《章句》、《或问》之书，已是伤多了。当初只怕人晓不得，故说许多。今人看，反晓不得。贺孙。”③但更多时候，朱子还是肯定注解工作必要，指出《大学或问》有其必要意义，尤其体现在对核心难懂的格物、诚意章辨析上。鉴于《大学或问》自成一体的特点，朱子提出于此书应当融会贯通，互相参照，不可割裂看。
朱子定位《集注》与《集义》的关系是精髓与皮毛。《集注》对前辈说已撮其大要，并无半个闲字，一字不可轻易放过，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故无需再向外添加前辈说。意味着《集注》在继承前人之说上的集大成性。对《集义》的掌握需要相当辨别工夫，盖《集义》驳杂、容有是非掺杂、瑕瑜互见的情况。《集注》则是对《集义》去芜存精加工的善本，其义理完全可靠，只是省略了过程，文字简易，学者又不容易体会其字里行间的要义所在。朱子提出的办法是，读熟《集注》，在此基础上，再看《集义》，由此二书异同来体会去取淘汰之意。但对《集注》的真切把握又应建立在对《集义》的辨析思考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智慧。《精义》作为诸家说的集合，是《集注》的铺垫，朱子自身在熟读《精义》诸家说基础上，经过对各家说法的异同比较辨析，达到了自出手法地步。可见《精义》在《集注》中扮演了阶梯角色。朱子一方面指出，《集注》来源于《集义》又高于《集义》，是对《集义》的精炼提升超越，在取舍诸家说的过程中达到了精妙确当、严谨细密、无可移易的地步，在此意义上，学者掌握《集注》即可，不需要再学习《集义》。但同时又指出，《精义》诸说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集注》过于简要平易，学者不易把握其中要妙。若能对《集注》所取诸家说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理解《集注》大有必要。故此应学习《精义》，借此为梯以通达道理。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道夫。①
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②
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③
须借它（《集义》）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④最后，略论一下朱子诠释《四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态度和方法。他主张解经根本在谨守经义“本分”“代圣贤立言”，而不是立己之言，这是他解经第一原则。宋代疑经解经风潮甚为流行，“六经注我”的义理解经风气大行其道，朱子对此颇有不满。圣人之言有具体语境，有特定针对对象，批评伊洛诸家虽才气高，虽然有得，其一时所见，却偏离本意。故《集注》于二程诸家说，即便思想深刻，然不符合本意者，常不选取。最终朱子对经典的解释超越了二程，取得了“至先生而后大明”的效果。其次，朱子诠释《四书》态度极为认真，战战兢兢，对每一用词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从训诂解之，达到丝毫不漏的精细地步，树立读书仔细的榜样。再次，对二程诸家说，朱子指出须详加辨析。因二程之说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未见得符合本意。《集注》与二程说之不同，显示了朱子的独立精神。朱子每次修改注释，皆是有意而为，不可轻视。修改的原因在于难得恰好文字，既要表达自身义理，又要符合经文原意。朱子对解经有强烈嗜好，人劝他少著书，或者从大纲立论，遭到朱子批评。认为大纲虽好，然不够细致，因为正谬往往仅在毫忽间，故须穷尽一切。
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道夫。
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贺孙。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①
黄榦曾回忆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费尽心力，为安顿一字而数日不安而夜不成寐。“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余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处，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①朱子认为，诠释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与圣贤同心，达到了己心与圣贤之心的相合，故判定诠释的好坏即在于是否令圣贤点头称是。“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
朱子对自身学习《四书》的方法多有揭示。认为《大学》须花费数月工夫，《论》、《孟》则要两三年工夫。“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力行。②“《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德明。③提出研读《学》《庸》的办法是句句理会，互相印证阐发。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今读《大学》亦然。”④于《论》、《孟》当专一沉潜，自然自得。“沉浸专一于《论》、《孟》，必待其自得。”⑤在把握文义基础上细加玩味，每日少读精思，以身体之，切实不虚。“《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贺孙。⑥读书看诸家异同最妙。吾等今日读朱子，亦当观朱子异同。“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⑦读书贪多最为大病，仔细为要。“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⑧独处深思，精专透彻，方得效用。“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⑨信而能疑，当经历由信到疑的过程。“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久之，方见其未是。”⑩工夫当勿忘勿助，勿高勿虚，反思自家曾裹入流行之解经风气中，高谈义理。后经延平指点，方刻意经学，于经典中推见实理。“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大雅。①朱子反思自家之学乃是铢累寸积之学，此针对的是好高捷径之学。“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②提出读书不可挑读、快读，主张应玩味体察，“须是熟方得”，处处皆精义，道理自然显现。“《论语》须是玩味。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③主张于《四书》当“日日认过，只是要熟”。“如鸡伏卵，温故自成”④。
第三节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朱子四书诠释历经一长期艰辛过程，故厘清把握这一过程，对理解作为“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⑤的四书学非常重要。学界对朱子四书的形成似乎已形成某种共识，然仍有可探讨之处。朱子四书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段：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这一过程体现了朱子四书撰述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的特点。朱子对四书各书或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但并未合刻《四书集注》。朱子四书学着力构建了四书的一体化，但此一体化中亦有客观的差别性。这在《四书或问》中表现得极明显。盖今通行本《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由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部分构成。朱子四书系列著述反复修改刊刻，颇有使人迷惑颠倒之处。如《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名称、刊刻皆多变，极易混淆。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而今流传通行本却不属任何一版本，似为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的形成著述，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 《章句》《集注》的形成刊刻
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朱子求学问道的全部生命，是一长期的探索过程，此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五个时段：四书学的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最后完善期。
自接受庭教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可视为朱子四书学启蒙期。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小在父亲朱松指导下诵读四书，打下日后研究四书的初步根基，朱子自称“某少时读四书，甚辛苦”①。绍兴十三年（1143年）父殁之后，朱子举家迁至崇安，受学父挚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苦读四书。“某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②中举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赴任同安前。朱子十九岁中进士后，泛滥佛老，但仍以研读四书为主。谢良佐《论语解》对朱子四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曾叙说反复研读该书的情景，对其引导之功深表感激。“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上蔡）之言，以发其趣。”③
朱子四书学准备期大致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年），即十年从学延平期，此阶段朱子始专意儒学，写下了表明与佛学决裂的批判著作——《杂学辨》，其中包括对吕本中《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的批评，对吕氏、张氏佛老之说的批评，是朱子对自身佛老思想的彻底清洗，是走向儒学的宣言。同时撰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完成了四书诠释的准备性工作。④庚辰（1160年）《答程云夫》一言，“《孟子集解》虽已具稿，然尚多所疑”⑤。延平对朱子最大教导在于通过和朱子反复探究理一分殊这一兼具形上本体和形下方法论的儒学命题，帮助朱子分辨儒佛在本体与工夫上的同异，最终使朱子从泛滥释老之路归本伊洛之学。这一探究过程围绕四书文本的重点章节范畴展开，涉及《论语》忠恕说和仁说、《孟子》存心养气说、《大学》“格物”说、《中庸》未发已发说，如己丑（1169年）《答林择之》二十言，“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
从隆兴甲申年（1164年）至淳熙九年壬寅年（1182年）为朱子四书学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经过与湖湘学派争论中和说、仁说，朱子树立起一生为学大旨，完成了《章句》、《集注》、《或问》初稿，并有所刊刻。
这一时期时跨度较长，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甲申（1164年）至壬辰（1172年）的《精义》阶段，此时朱子非常注意区分儒佛，对《论语》仁说、《孟子》养气尽心、《大学》格物诚意、《中庸》中和诸说的认识皆得到加深，在四书文本上亦取得进展，壬辰年出版了《论孟精义》②。《大学》方面，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大学集解》一书，该书集解前辈诸说而成，故又名《大学集传》。丁亥1167年《答林师鲁》言，“《大学集传》虽原于先贤之旧，然去取之间，决于私臆”③。乙巳1185年《答林井伯》二言，“伊川先生多令学者先看《大学》，此诚学者入德门户，某向有《集解》两册，纳呈福公（陈俊卿），其间多是集诸先生说”。④
自癸巳（1173年）至丁酉（1177年）为第二阶段，《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四书或问》等著作相继完成。在《大学集解》基础上完成《大学》的经传划分、次序调整，加入了训诂注音，撰成《大学章句》，完成了与之配套使用的《大学或问》。朱子一直做《中庸》的集解工作，此时撰成与《大学章句》体例相似的《中庸章句》。癸巳《答林择之》十三言，“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⑤。朱子反对友人刻印《中庸章句》，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三十八言，“《中庸解》固不能无谬误，更望细加考订。……但恐未成之书，若缘此流布，不能不误人耳”①。考虑到好友石子重《中庸集解》太繁厚了，朱子特意编撰《中庸辑略》一书。丁酉年正式完成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从丁酉年朱子给蔡季通的信中可知，以《精义》、《或问》、《章句》、《集注》为主的四书学框架已经建构起来了。“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石子重）《集解》太烦故耳。”②“近日《章句》《集注》四书却看得一过，其间多所是正。”③需注意的是，朱子此时并未将《章句》、《集注》合订为一部书，而是称为“四书”，即四本书之意，《章句》、《集注》各两本。
自戊戌（1178年）至壬寅（1182年）为第三阶段，着重四书文本的修改与刊刻。如庚子（1180年）朱子提及《论语集注》当改大半，庚子（1180年）《答程正思》六言，“《论语》旧尝纂定诸说，近细考之，所当改易者什过五六”④。辛丑（1181年）提及《孟子集注》、《中庸章句》修改，《答叶永卿》九，“《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过，未及再看”⑤。《答刘子澄》二，“偷闲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⑥。
壬寅（1182年）朱子将《学庸章句》合刊于浙东任上，他在丁未（1187年）《答宋深之》（二）提到，“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幸视之。《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只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⑦。这里朱子提到《学庸章句》而非《四书集注》合刻为“一编”，《学庸章句》是合刻而非各自单刻。《论语集注》则早在庚子（1180年）就为商人盗刻，“《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⑧。同年朱子给廖子晦的信中称已请求官府追究盗版之事，“《论语集注》已移文两县，并作书嘱之矣”①。可知此时朱子《论》、《孟》并未合刻。
自淳熙癸卯年（1183年）至绍熙壬子（1192年）十年间为朱子四书学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朱子对《章句》、《集注》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刊刻。我们以己酉（1189年）年朱子序定《学庸章句》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论述。
己酉前四书的修改刊刻。首先是《大学》、《中庸》德庆刻本、丙午改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德庆刻本、丙午刻本（静江本）。朱子在这数年间对《四书》做了较为密集的修改刊刻。乙巳（1185年）朱子对四书进行了一次较为满意的全面修改，尤其是提到《大学》所改甚多。《答潘端叔》二言，“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②。丙午（1186年）在詹仪之的要求下，朱子将修改的四书抄写给他，结果詹氏将其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不告而刊之，此为静江本也，朱子对此深感不满。《答詹帅书》（二）言，“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1184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就有了德庆刊本，詹氏还为之写序，朱子指出隔了两年，今本较旧本修改不大，紧要之处仍不满意，“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耳”③。《答詹帅书》（三）言，“但两年以来节次改定，又已不少……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纳呈。”④《答詹帅书》（四）言，“熹前日拜书，并已校过文字。……不免亲为看过，其间又有合修改处甚多，……昨日始得了毕，但《论语》所改已多，不知尚堪修否”⑤？詹氏在两年前的德庆刊本中，似乎也刊刻了《大学》、《中庸》，这次本来还要刊刻新本，但为朱子所制止，“《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朱子还具体透露《中庸》序和《大学》格物的修改．《答詹帅书》（三）言，“《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辩论冗说极多”①。
显然，朱子此时对四书的处理是，《学》、《庸》并提，《论》、《孟》并提，并无四书合刻。上引《答宋深之》（二）书仅言及《学庸》合刻，而未言及《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答黄直卿》三十六书提及《论孟》刻本而未言及《学庸》，“广西寄得《语孟》说来，细看亦多合改”②。戊申（1188年）《答苏晋叟》明确言及建阳人盗版“静江本”《论孟解》，可见詹仪之广西静江刻本仅刻《论孟集注》而非《四书集注》。“《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刋（‘刊’）行，……然乃是静江本之未修者，亦不足观也。”③此外，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指出朱子晚年《语孟集注》与赵汝愚所刻成都本差别极大，说明所谓成都刻本仅为《语孟集注》。于此可推，“静江本”“德庆本”当与之类似。
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鹤山集》卷五十三）
此后朱子仍继续四书的修改工作，并提到四书著作被盗版的苦恼，《中庸》新本尚未刊刻即遭到盗印，《论孟解》旧本静江本亦被人翻印，甚悔此书刊刻过早，存在不完善处，担心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戊申（1188年）《答应仁仲》二，“《中庸》等书未敢刻，闻有盗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为挠也”④。修订工作不止于《章句》、《集注》，其中包括《学庸或问》。戊申《答黄直卿》二十言，“《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子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⑤。
己酉正式序定《学庸章句》，庚戌刊刻《大学章句》、《四子》，标志着朱子四书学的正式形成。
庚戌（1190年）朱子在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了《四子》。据《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可知，朱子在漳州将四书合刻，四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特别说明《中庸》当在《孟子》后，《大学》当在《论语》前，此四书为原本而非朱子注本，朱子对原书只作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注音，“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二是补上了二程涉及四书读法的议论，今本《论孟集注》亦有此。这是为了“以便观者”“以见读之之法”，方便学者理解。“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①朱子在《答曹元可》中指出，自己对于所刻《四书》只是“略述鄙意以附书后”，指书后跋语而非四书各章句之注文。“是以顷年尝刻四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②朱子此时公务繁忙，限于精力，无力完成《四书集注》的修改工作。在《答张元德》第一书中，朱子交代对《大学章句》多有修改，而《论孟集注》《中庸章句》任职期间则无暇改，自己也颇不满意。
《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如《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间事虽不多，然亦终日扰扰，少得暇看文字。③
正因为朱子仅修改好了《大学章句》，故庚戌年仅刊刻了《大学章句》。此时，朱子将《章句》、《集注》与《四子》相提并论，显然彼此各为一套书，四子不等于《四书集注》。在庚戌《答张元德》第二书中，朱子先提到《大学章句》刊行，再提到《四子》，将《大学章句》与《四子》并提，若四子指《四书章句集注》，则逻辑不通。同时《答林一之》书亦将《四子》与《章句集注》并提，显然《四子》与《四书集注》是两套书。
《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临漳四子四经各往一本，其后各有跋语，可见读之之法。①
疑问两条至诚之说，固难躐等遽论。熹于《四子后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谓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详考之过。②
壬子年南康《大学》《论》《孟》刻本。朱子所著《大学》、《论》、《孟》三书于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壬子年朱子《答李诚之》一提到刊刻了《大学章句》，“近所刊定《大学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③癸丑（1193年）《答刘德修》二中提到《大学》、《论语》、《孟子》三书在南康被刊刻，却未提到《中庸》，可见并无《四书集注》合刻。“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板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今内一通”。④朱子此后多次提到南康刻本，对之多有修改。如甲寅（1194年）《答吴伯丰》十三，“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⑤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四提到对南康语孟版本经过再三修改，“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同书还提到毁版事，“毁板事近复差缓，未知何谓”⑥。南康本遭到毁板《语》、《孟》之令但终未实行，丁巳（1197年）《与黄直卿书》二十五言，“得曾致虚书，云江东漕司行下南康，毁《语》、《孟》板。刘四哥却云被学官回申不可，遂已”⑦。朱子同时修改《中庸章句》、《或问》、《辑略》三书，对三书作了合理定位，《或问》简单直接，《集解》诸说不纯，时有不妥，当以《章句》为主，《或问》、《集解》之说适当添入，以二者之长补《章句》之不足。辛亥（1191年）《答黄直卿》十七言，“或只如旧而添《集解》、《或问》以载注中之说”⑧。
自绍熙癸丑（1193年）至庚申（1200年）是四书学的最后修改完善期。南康诸刻本在朱子生前甚为流行，成为重要的教材。朱子对此从未满足，始终在不懈修改，亦有新的刊刻。尤其对《大学》修改频繁。朱子甲寅（1194年）曾入侍讲解《大学》，回来后对《大学章句》有所修改，如乙卯（1195年）《答吴伯丰》十五言，“《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①。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六指出《大学》已经修改成新的定本，并以此刊正旧版，“‘小人闲居’以下……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②。己未年（1199年）仍刻《大学》新本，《答刘季章》十一言，“《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③。对《中庸》的修改围绕首章等重点章句展开，且《章句》、《或问》并行修改。乙卯《答林德久》六提及修订刊刻《中庸章句》《或问》，“《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两处，以《或问》未罢，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月可了”④。朱子此时对《孟子》仍颇为费心，除修改《孟子集注》外，还编撰了《孟子要略》一书，丁巳（1197年）《答黄直卿》三十言，“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觉得从前多是衍说，已略修正，异日写去，此书似有益于学者”⑤。他对《论语》的重要章节仍在修改，如乙卯、戊午间《答曾无疑》四言，“忠恕二说皆近之。熹向来所论正谓如此，近复细观，乃有未尽，已于《论语集注》中更定其说矣”⑥。
朱子对四书著作反复修改，诸家《年谱》皆载朱子易箦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正反映出朱子对四书死而后已、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朱子现存文献反复提及《学庸章句》、《论孟集注》多为单刻，有时两两刻，但并无提及四书合刻，故可认为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四书集注》作为专名及合刊乃后人所为。①后人魏了翁也是将朱子四书单提，如他在《朱文公五书问答序》言，“得未见之书，乃《易本义》与《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又裒当时答问之语为一编。”（《鹤山集》卷五十五）
二 《四书或问》的分合异同
《四书或问》因皆为朱子所作，且刻为一书之故，易被视为一体而不加区别。既然包含章句、集注两种不同体裁的《四书章句集注》都可视为一书，何况体裁一致的《学庸论孟或问》了。其实不然，且看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四书或问》校点说明中体现的困惑：
就连朱熹自己，对《章句》、《集注》、《或问》也语含轩轾。一方面，他对《章句》、《集注》的修改日益精密……另一方面，对《或问》却又无暇修订，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或问》与《集注》抵牾颇多，甚至还得出“不须看”的结论。……朱熹生前只刻印了《论孟集注》，从未将《论孟或问》付印，……但据《中庸章句序》，他在世时，已将《或问》附于《章句》之后。
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
“校点说明”指出，朱子有明确贬低《或问》的说法，《或问》无法和《集注》相提并论，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朱子于《语孟集注》反复修订、刊刻，对《或问》却说无暇修订，从未将《论孟或问》刻印。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将《中庸或问》附于《章句》之后，一并刊刻。这也是事实。这里显然存在矛盾，校点说明者并未解释个中原因，而是最后以“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为结束语。
仔细阅读朱子关于《或问》的论述，即可发现，在朱子心目中，有两种不同的《或问》：一种是“不须看”的、“不相应的”《论孟或问》；另一种是不断修改完善附于《章句》之后的《学庸或问》。在丁酉年，朱子大致分别完成了四书的《或问》，这是一个分水岭。此时的四书《或问》皆反映了朱子丁酉期思想，可视为一体。但自此就走向了分别。《论孟或问》从此再未修改，亦从未主动刊刻，朱子不愿将之与《论孟集注》同等并提。《答张元德》明确言，“《语孟或问》乃丁酉本”①。弟子甘节晚年所录语录亦提及《论语或问》为丁酉本。“张仁叟问《论语或问》。曰：是十五年前文字，与今说不类。”②
反观《学庸或问》则不然，朱子晚年屡屡提及且不废修改，《朱文公文集》中万人杰、陈淳等弟子与朱子书信，多有长篇讨论《学庸或问》者，亦证明朱子对《学庸或问》非常重视，不断修改。朱子本人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更证明了《学庸或问》的重要。再从后世《四书集注》刊本来看，许多著作如元代胡炳文《四书通》等多收入《学庸或问》，并为之作注，据此亦可看出在朱子后学那里对《论孟或问》与《学庸或问》就有区别对待。典型者如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对学习《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有明确区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是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同时通读的，而《论孟或问》则要求挑选其中与《论孟集注》义理相应者读，盖其多有与之不相应者。
《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抄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抄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这也提醒我们，《四书或问》乃后世所刊，并非朱子所著，恐朱子在世时并无“《四书或问》”一书。只有《论孟或问》、《学庸或问》，二者在相同时间形成初稿，此时视为一体是合理的。但此后二者产生差别，今本二者分别代表朱子丁酉时期的和晚年的思想，故须区别对待。这与我们上述《四书集注》合刊的分析颇有关联，我们很自然地将《四书或问》视为一体，是受到合刊本的误导，加上“以今视昔”的眼光，所以难免与事实不符。
三 《论孟精义》系列异同①
朱子《论孟精义》是个复杂的系列，其名称的反复变化也反映了它不断被修改刊刻的历史，先后有《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语孟要义》等名称。《论孟精义》是其中最流行者，今传世本即为此名。问题是各种版本仅仅是名称之异还是内容有别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如何呢？今本《论孟精义》真实情况如何呢？以下试图具体分析朱子《论孟精义》的形成过程，以回答以上问题。
朱子对《论语》、《孟子》的研究分别进行。癸未（1163年）先后撰成《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二书早佚，今存《论语要义目录序》，对《要义》一书缘起有详细介绍。序文指出，该书取名《要义》相对小学而言，尽管小学名物训诂之功不可省略，但此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②朱子对此书效用极为自信，认为它优于《论语训蒙口义》。《与平父书中杂说》言，“《训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义》自佳也”③。应当记住的是，此处《要义》仅指《论语要义》而非后来的《语孟要义》。此书代表了朱子从师延平以来研究《论语》的心得体会，朱子撰述该书，目的在于以之作为教学范本，为学者学习理学思想提供便利。故三年后朱子在给友人信中有此书“甚便学者观览”之说。《答何叔京》三言，“伯崇云《论语要义》武阳学中已写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书，甚便学者观览”④。朱子在稍早时的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程钦国》言，“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此书主要聚集二程学派的孟子说，初稿成书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独自修改，直至丙戌（1169年）朱子才将之在友朋间传阅切磋，并参考了何叔京《孟子遗说》，朱子根据《孟子集解》一书广搜博取古今诸说的性质，认为可命之为“古今集解”。此书亦早佚。“昔人有古今集验方者，此书亦可为古今集解矣。”②
朱子四十左右对二程学派《论语》、《孟子》诠释认识加深，于壬辰年集合诸家《论》、《孟》诠释，合撰成《论孟精义》一书，癸巳（1173年）刊该书于福建建阳。《精义》是先列出原文，再依次列出明道、伊川、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十一家之说。朱子在序言中总结编撰此书意图在于集理学众家之优长，明圣学传道统绪，以消除流俗异端之学的谬害。此书刊后，朱子门人即用以教学，当时很见欢迎。乙未1175年《答程允夫》言，“所教学者看《精义》说甚善”③。该书对普及二程思想，建构儒家道统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并在学界大受欢迎，马上就遭到义乌书商的盗版，以至朱子不得不请吕伯恭出面制止。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二十八言，“所扣婺人番开《精义》事不知如何？此近传闻稍的，云是义乌人”④。
《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今本朱子为《精义》所作序题为《语孟集义序》，此名与正文有冲突，文中言该书“名曰《论孟精义》，以备观省”。而序题下小字注：“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此注及《集义》之名显然为文集编者所改，《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关系，《集义》之名晚于《精义》。后世著录亦两名互用，如《直斋书录解题》题为《语孟集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皕宋楼藏书志》题为《论孟集义》二十卷，他书皆著录为《论孟精义》。《集义》之名晚于《精义》，朱子何时改《精义》为《集义》的呢？丁酉年完成的《四书或问》虽屡言及《精义》，但在《孟子或问》中亦两次提及《集义》，“杨氏别说有之……予窃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义》之书。”“尹氏推说尧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义》未之载也。”故《集义》之名应在壬辰至丁酉间出现，若如《年谱》所载，庚子1180年《要义》后又改名《集义》，《集义》之名当出现在庚子之后而非之前的丁酉年。
朱子文字中并未专门提及《集义》，而是常将《集义》与《精义》混用不分。如同为一人所录《语类》，既言《精义》又言《集义》。“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人杰。《集义》）黄榦与朱子讨论《精义》诸家说，《语类》皆以“集义”标之，黄榦与朱子问答的语类，庚子年前甚多，多为朱子早年说。朱子本人亦将《集义》与《精义》用于同一对象，如“《集注》乃《集义》之精髓。”“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在朱子看来，此二者乃同书异名，在内容上并无差别。不过《集义》在名称上较《精义》更贴切平实，《精义》乃精妙、精微之义，《集义》为集合诸家义理之义。
淳熙庚子年朱子对《精义》的修订作了一次总结。《精义》完成后，朱子并未放弃修改，如他与吕祖谦就《精义》修改多有讨论。吕祖谦提出《精义》不够完善，印行过早，导致无法补充遗漏的周孚先、张载等说。“只如《语孟精义》，当时出之亦太遽，后来如周伯忱《论语》、横渠《孟子》等书，皆以印版既定，不可复增，此前事之鉴也。”①朱子在丙申（1176年）请求吕氏补充《精义》，并商量刊行之事。《答吕伯恭》四十八言，“《精义》可补处，亦望补足见寄，（只写所补段字注云入某段下）《精义》或以属景望刊行，如何？熹书中已言之矣”②。在与《精义》配套而刊行稍晚于《精义》的《或问》中，朱子多次提及《精义》对二程诸家说失载。
朱子弟子黄灏于淳熙庚子（1180年）重刻《精义》于豫章，并改名为《语孟要义》。朱子在《书语孟要义序后》中交代了改名经过及内容变动：
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昆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予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①
该序对我们理解朱子《精义》系列具有重要意义。朱子交代了刊刻《要义》的缘由，因数年前曾于建阳刊刻《论孟精义》一书，流传甚广，后细加考察，发现二程、张子等诸家说不乏遗漏，故时加补充，并补入二程弟子周孚先《论语说》残篇。②黄灏将该书修订本刊于豫章，担心读者对该书前后版本详略差异之疑虑，请朱子特意在前序（即壬辰《语孟精义序》）后再作一序。为示区别，朱子将此前《精义》改名《要义》。由此可知：
一、《要义》与《精义》为同一书前后版，《要义》后于《精义》，二书内容存在详略之别。
二、朱子于此正式文字中并未提及《集义》，说明《集义》与《精义》仅仅是名称不同，并无内容上的差别，正如朱子《语孟》、《论孟》互用一样。
三、后世朱子学者在庚子版《要义》与壬辰《精义》（《集义》）、癸未《要义》内容、先后关系上有的看法不当。首先，诸家《年谱》多混淆癸未《论语要义》与庚子《语孟要义》，重视《精义》与《集义》，视《集义》为后于庚子《要义》的最后定本。如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言，“是书初名《要义》，改今名（《精义》），最后更名曰《集义》。”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则未提及庚子《要义》，“是书初名《要义》，后改今名。……其后又改名《集义》。”王懋竑对《年谱》混淆前后《要义》说、错置《要义》与《集义》的看法提出批评，“庚子刻于南康（笔者按：南康误，当为豫章），改名《要义》，盖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论语要义》之本也。《年谱》误认以此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又改名《集义》，以《书语孟要义序后》考之，非是”①。钱穆赞同王氏说，并据《书语孟要义序后》指出，“《精义》增刻改名《要义》，其事尚在后。……可证旧本《年谱》之误”②。
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整理者仍主张《年谱》所言《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说。束景南亦反驳王懋竑说，认为癸未《要义》、壬辰《精义》、庚子《要义》为同一本书，“内容基本相承”，提出“若是两部书，朱熹断不会自将两部书取同名相混”③。
据《年谱》及《朱子大传》之意，庚子《要义》与癸未《要义》、壬辰《精义》无甚差别，故可忽略之。考之朱子论述，其实不然。首先，癸未《要义》只是《论语要义》，并不包括《孟子》，而庚子《要义》则为《论孟要义》，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本著作，正如王氏所言，“其名偶同”耳。其次，朱子对庚子《要义》极为重视，在庚子前的己亥之秋反复恳请吕祖谦兄弟借抄横渠相关资料以补充《要义》。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④
又尝附隆兴书凂子约借《精义》补足横渠说定本，欲与隆兴刻板。亦乞为子约言，早付其人。或径封与彼中黄教授可也。千万留念。⑤
朱子在此仍称该书为《精义》，直至庚子重刻方改名《要义》，以示区别。在具体流行中，朱子及其弟子皆以《精义》相称，概约定俗成故。朱子在信中提出希望得到吕子约所补充的横渠说，完善《精义》，因为《精义》成书后数年间，不断有新材料发现。这充分说明庚子《要义》与壬辰《精义》已有了相当差距。据朱子著述反复修改，后出转精之通常情况，按理修订补充版《要义》应取代壬辰《精义》流行开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不得其解。
同样引人发疑的是，今本《论孟精义》并非壬辰本。《精义》、《或问》、《集注》三书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精义》为基础，《或问》针对《精义》而发，《集注》则是《精义》的简缩版。但今本《精义》与二书存在大量的不对应，说明今通行本《精义》存在重要遗漏，极可能非壬辰本。如范祖禹《孟子解》为通行本《或问》、《集注》大量引用，但《精义》却无一提及，极不正常。况朱子答蔡季通书中已提及范氏《孟子解》，朱子说李伯谏来信托整理《孟子集解》，朱子将《孟子集解》旧稿两本及二程及其弟子诸书给蔡氏，并详细告诉蔡氏如何据此诸书增补《孟子集解》。盖该书正处于改补刊印阶段，一边修改补充，一边刊印。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取范、吕二说）。①
束景南认为朱子此答李伯谏书为乾道七年②，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虽未考证该书，但认为李伯谏甲申1164年与朱子通信，庚寅1170年弃佛归儒，故该书完成当亦在辛卯左右。据此，则朱子1173年刊刻于建阳的《精义》当着意补充了范氏《孟子解》，而今通行本《精义》却无一条范氏解。③这也否定了朱子在壬辰前尚未发现范氏《孟子解》迟至庚子年才补充的可能。而且，朱子《书语孟要义序跋》强调庚子年的重大补充是“昆陵周氏说”，并未提及范氏《孟子解》，此亦可证此前壬辰版本已收入范氏说。《孟子集注》引范氏说多达16章18条，高居所有引用者第5位，可见朱子对该书之重视。《或问》评论范氏《孟子解》，常言“得告君之体”，可见该书乃范氏进讲著作。今本《精义》对范氏此书却无一引及。据此，则今本《论孟精义》恐非壬辰本，或为壬辰前的“旧本”，特别是《孟子》部分。
后世流传的《精义》与今本存在差异，林乐昌在搜集、整理张载佚文的过程中觉察“明人著述中仍可发现不见于《精义》的张载解说《孟子》语”，并敏锐指出，“这似乎表明今本《精义》并非足本，明人所用版本可能不同于今本”①。
今通行本《孟子精义》疏略潦草，不如《论语精义》精密。《孟子或问》与《孟子精义》不相应处甚多，有时《或问》评论数家说而无一见于今本《精义》者。如《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或问》评及范氏、杨氏、尹氏说，皆不见于《精义》。可见今通行本《精义》绝非足本，亦非壬辰本。
今通行本更不可能是庚子《语孟要义》，庚子本是对壬辰《精义》的补充完善，在壬辰本基础上对“程、张诸先生”说“遗脱”进行了三方面“补塞”：程子、张子之说；《论语》前四篇及第五篇部分补入周孚先《论语解》；杨氏等个别遗漏说。此皆不见于今通行本《精义》。
总之，朱子《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与《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却存在内容差别，诸家忽视三版本之别，混淆前后《要义》，视《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而忽视庚子《要义》的看法不妥。从流传而言，三版本似乎今皆已佚，可以断定的是，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既非癸未本，亦非壬辰本，也非庚子本，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最有力的根据是范祖禹《孟子说》数十条应为壬辰《精义》所采用，今通行本却无一及之。今通行本与存在密切对应关系的《集注》、《或问》、《语类》多有不称，不符合庚子《语孟要义》之论述。以上辨析了朱子四书著作的形成刊刻，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
附注
①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358页。
③ 同上书，第359页。
④ 同上书，第367页。
⑤ 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⑥ 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巴蜀书社2002年版。
① 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⑤ 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① 田智忠：《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③ 同上书，第200页。
① 真德秀：《四书集编》，《四库全书萃要》本，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5，第197页。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第200页。
②如批评朱子传亡、补传之说并可信，极有可能是本无此章。其意已包含在经文中，故无需补传，求之经文即可。
①典型案例，如评论护朱甚力的胡炳文《四书通》为“胶执门户”，其实胡氏虽护朱但却时有批判，元代史伯璿即特意撰《四书管窥》一书批判胡氏等人对《集注》的叛逆。
② 其实，《四书纂笺》对《集注》批评不下数十处，涉及字音、字义、人物、典章等诸多方面。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第197页。
② 同上。
①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校：《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9页。
① 黄榦：《送方明父归岳阳序》，《勉斋文集》卷1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第192页。
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在经学史上的演变情况，具体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等；今人探讨四书地位变化者亦甚多，如徐洪兴等对《孟子》地位升格之阐述等。
①《语类》卷19，《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页。
① 《语类》卷19，第658页。按：本书对朱子原文的标点尽量采用现有点校本，但个别之处采用了自己看法。
② 《语类》卷14，第428页。
① 《语类》卷14，第420页。
② 《语类》卷19，第645页。
① 《语类》卷19，第655页。
② 同上书，第654页。
③ 《语类》卷62，第2003页
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为《文集》）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3页。
②《与陈臣相别纸》，《文集》卷26，《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0页。［按：本书凡引用《朱文公文集》，皆为此版本］
① 《语类》卷14，第430页。
② 《语类》卷14，第42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21页。
① 《语类》卷19，第644页。
② 《大学或问》，第515页。
③ 《语类》卷14，第419页。
① 《文集》卷45《答杨子直》，第2073页。
② 郭齐：《朱熹〈四书〉次序考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以下简称《续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5页。马欣欣同学在提交的课程作业中提出，《答吕子约》原文中出现的“《论》《孟》《中庸》《大学》”次序实为朱子转述吕子约的“来喻”之说，似可备一说，但仍不好解释答潘书之次序。
② 郭齐：《朱熹四书次序考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① 陈逢源：《道统的建构——重论朱熹四书编次》，《东华汉学》2005年第3期。
① 《语类》卷19，第645页。
② 《语类》卷19，第644页。
③ 《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文集》卷82，第3895页。
① 《语类》卷115，第3639页。
② 《语类》卷14，第419页。
① 《别集》卷3，第4879页。
②该书又名《孟子要指》，书后佚。晚清刘传莹方始于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中辑佚此书，好友曾国藩则刊刻于道光十九年，可参《曾刻孟子要略译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今人束景南先生亦辑出该书（似未见曾刻本），参《朱子全书》第26册《孟子要略》，然该辑佚本于《孟子》万章上第二章、《公孙丑》上第1章处理略有疏忽。
① 《语类》卷104，第3440页。
① 《语类》卷19，第655页。
② 《语类》卷14，第429页。
③ 同上书，第426页。
④ 《语类》卷105，第3451页。
① 《语类》卷14，第428页。
② 《语类》卷14，第429页。
③ 同上书，第425页。
① 《语类》卷19，第657页。
② 同上书，第658页。
③ 同上书，第656页。
④ 同上书，第660页。
① 《语类》卷105《朱子论自注书》，第3445—3447页。
① 《勉斋先生黄文肃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1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3页。
② 《语类》卷14，第420页。
③ 《语类》卷19，第644页。
④ 《语类》卷16，第506页。
⑤ 《语类》卷19，第649页。
⑥ 同上书，第651页。
⑦ 《语类》卷104，第3432页。
⑧ 同上书，第3431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书，第3432页。
① 《语类》卷104，第3434页。
② 同上书，第3439页。
③ 《语类》卷19，第652页。
④ 同上书，第657页。
⑤ 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页。
①《语类》卷104，第3427页。
②《答陈正己》，《文集》卷54，第2558页。
③《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文集》卷80，第3794页。
④《论语要义目录序》，《文集》卷75，第3613页；《论语训蒙口义序》，《文集》卷75，第3615页。
⑤《文集》卷41，第1859页。
①《文集》卷43，第1979页。
②今本似为盗本，详见下文。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以下简称《别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5页。
④《别集》卷4，第4911页。
⑤《别集》卷6，第4950页。
①《文集》卷33，第1456页。
②《答蔡季通》三十六，《续集》卷2，第4680页。
③《答蔡季通》一，《续集》卷2，第4672页。
④《文集》卷50，第2323页。
⑤《别集》卷6，第4967页。
⑥《别集》卷3，第4889页。
⑦《文集》卷58，第2771页。
⑧《语类》卷19，第657页。此条杨道夫录，己酉以后所闻。
①《答廖子晦》六，《文集》卷45，第2087页。
②《文集》卷50，第2292页。
③《文集》卷27，第1201页。
④同上书，第1203页。
⑤同上书，第1206页。
①《文集》卷27，第1205页。
②《续集》卷2，第4656页。
③《文集》卷55，第2633页。
④《文集》卷54，第2549页。
⑤《续集》卷1，第4649页。
①《文集》卷82，第3895—3896页。
②《文集》卷59，第2811页。
③《文集》卷62，第2981页。
①《文集》卷62，第2982页。
②《答林一之》，《文集》卷57，第2695页。此札重出于《文集》卷64《答林质》。
③《文集》卷60，第2899页。
④《别集》卷1，第4846页。
⑤《文集》卷52，第2440页。
⑥《文集》卷63，第3064—3065页。
⑦《续集》卷1，第4653页。
⑧同上书，第4648页。
①《文集》卷52，第2442页。
②《文集》卷63，第3067页。
③《文集》卷53，第2494页。
④《文集》卷61，第2937页。
⑤《续集》卷1，第4654页。
⑥《文集》卷60，第2890页。
①顾宏义《“四书”释名》指出，朱子“四书”一名多指四部书，“四书”作为专名“大体出现在宋宁宗嘉庆年间”。见《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①《答张元德》七，《文集》卷62，第2988页。
②《语类》卷105，第3451页。
①本书所据《论孟精义》亦为《朱子全书》本，该书点校以清嘉庆间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本》为底本，对校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本，参校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皆三十四卷钞本）。
②《文集》卷74，第3614页。
③《文集》卷40，第1798页。
④同上书，第1803页。
①《别集》卷3，第4879页。
②《文集》卷40，第1805页。
③《文集》卷41，第1889页。
④《文集》卷33，第1447页。
①吕祖谦：《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②《文集》卷33，第1467页。“景望”为朱子、吕祖谦的朋友郑伯熊，永嘉人。朱子与其有书信往来。
①《文集》卷81，第3846页。
②朱子于癸巳年左右得到周的《论语解》，并托儿子带给吕祖谦看，请其判定其解与程门之高低。“近得毗陵周教授数篇《论语》，令儿子带去试一读之，以为与程门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语及为幸。”《答吕伯恭》，《文集》卷33。
①以上皆引自《朱子全书》27册《附录》，分别为第37页，第118页，第217，第441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四，第197—198页。
③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版，第459页。
④《吕子约》，《别集》卷1，第4840页。
⑤《答吕伯恭》七十二，《文集》卷34，第1489页。
①《续集》卷2，第4696页。施懿超先生考证范祖禹与司马康等五人同进呈所编《孟子节解》，或著录为《五臣解孟子》。并指出《文献通考》据晁公武所言五臣包含“范祖禹”有误。见（《范祖禹年谱简编》，《文献》2001年第3期。按：据朱子此书，则晁氏说未见得误。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16页。
③粟品孝先生对此早有疑问，他说，“如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刊于次年的《孟子集解》无有范氏之说。暂存疑于此”。详见《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取》注释28、29，《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吴国武《（五臣解孟子）与宋代孟子学》对此有所论述，《国学学刊》2014年第3期。
①林乐昌：《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知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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