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研究不仅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之显学，也是近800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之中心。在朱子广大精微的学术体系中，作为“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钱穆语）的四书学尤具特别之地位。可以说，自朱子四书学行世以来，对它的研究、阐释即为历代学者不可回避的课题。《四库全书》在经学下特立“四书”一目，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①即此可见朱子四书学意义之重大和影响之深远。本稿即是笔者多年笨读朱子《四书》的一些体会。
  本稿写作，恪守以朱子解释朱子的立场，力求以朱子四书文本研读为依托，从其固有的论题出发，采用朱子的治学方式，以忠实阐明朱子《四书》本意为宗旨，可谓一“述朱”之作。这自然是一个很低级的目标，但于笔者而言，已是力有不逮了。一方面，从诠释学的立场而言，求朱子之意绝非易事，甚或不可能。朱子一生的治学目标，即是求圣贤本意。他反复倡导“求本意”的原则，然而从实践效果看，朱子的经典阐发是在重视经文文本之义的同时，在义理解释上却多出己意。但朱子坚持认为，只有经过其阐发（甚或调整）的文本才是符合经文本来面目的。他甚至以对天发誓的形式来指证自己的解释必合圣贤原意，否则“天厌之！”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的阐发与具体文本的训释同为实现“求本意”的应有之方。朱子无疑是这方面最有心得和成就者。另一方面，朱子在《四书》诠释上倾尽所有，晚年引杜子美“更觉良工心独苦”以自况解经用心之苦与解人难遇之叹，非常担心学者无法真正理解《集注》看似简易实则精微的注文之妙，发出“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警示。这句话给笔者以振聋发聩之感。鲁钝如我既无朱子之智慧，又缺朱子之工夫，有何资格来阐述朱子呢？这也使我觉得，理解朱子、阐发朱子是一个应竭尽毕生愚钝去追求的学术目标。
  在写作旨趣上，本稿以文本分析为主。文本是一个思想者思想的结晶，离开了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就不可能真正走入思想者的生命世界；离开了对文本的真切体悟，一切宏大叙述都不过是造塔于沙。而朱子的思想建构尤为倚重经典文本的诠释，他曾直言，“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认为自己对义理的洞彻乃源自对经典的深入钻研，最终形成了一种经学与理学浑然如一的经学哲学。而程门之误即在于脱离经文，借经典之文抒自家之意，已非解经而是自作文字。朱子可谓一个“文本主义者”，他不厌其烦地教导弟子应重视文本、忠实文本，再三提醒对文本的“咀嚼”与“涵泳”。对文本的重视，不仅没有束缚朱子的思想，反而使他在经学上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独到之解，作出了对前辈的超越。比如，对《周易》文本的重视，使他得出“易本卜筮之书”的卓然之见，指出如不从卜筮的角度理解，而一味以义理解释，则《周易》一书在文义上将扦格不通。朱子还认为对文本本意的把握，是一件极其严肃和神圣的任务，它承担了真切探知圣贤原意所在的使命。由此提出了“不多说”“不少说”的原则，倡导一种平实简易的解释风格，反对前辈及同时学人务为高远、险怪、惊奇、深幽的解经风格，为后世经典注释树立了一种既简明又深刻的风格典范。
  在写作方法上，本稿采用了问题分析法，而非纯粹哲学概念的处理。这或许更契合朱子四书作为经学哲学的特点和朱子的学术抱负。朱子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朱子决不止是哲学家，在《四书集注》中，深深凝聚着朱子作为经学家、教育家、宗教学家的特质。故从朱子四书学具体章节、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而不是纯粹形式化的概念分析入手，可能更符合朱子著述之意与著述之体。朱子治学，从来都是文本与义理并重，经学与哲学一体。他对二程的纯义理路数颇有反思和不满，认为脱离了解经的义理甚至并不是好的义理，诠释者根本无法摆脱经文而径直进入经典所承载的圣贤生命世界。而且在具体章节和论题的阐发中，朱子始终着眼的是形上义理与实践工夫的契合，即下学而上达。一方面，本稿选取了具有重要哲理意味的章节命题加以论述，如忠恕一贯、浩然之气等，以显示朱子四书的哲学思维；另一面，本稿对朱子的章句训释颇为留意，以显示朱子四书的经学面貌。朱子多次强调章句之学的重要，直言“人多因章句不明，而看不成道理”！
  在具体论述上，本稿取法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所树立的典范，根据朱子《四书》诠释反复修改的客观情况，注重从历时发展、动态演变的眼光判定朱子论述的阶段性、矛盾性和统一性；根据朱子四书文本众多、前后不一的情况，注重采用比较对照、综合分析的方法，来探求其思想错综复杂的来源和理路。据朱子“铢积寸累”的治学风格，本稿同样采用“铢积寸累”的方式，摒弃宏大叙述，力戒穿凿附会，以尽量细致的考察，来进入朱子由“铢积寸累”而构成的宏阔学术世界，以显朱子“唯其精微，方见广大”的融高明与精微为一体的学术特色。这也许是符合朱子意愿的。
  在研究内容上，本稿从朱子四书学的构成与形成、道统论、经学与实理、圣贤人格、寓作于述、文本考辨、传承发展七个方面对朱子四书学作了极为初步的考察与梳理，试图阐明朱子四书学的若干哲理内涵及经学诠释。
  第一章概论朱子四书学。回顾了朱子四书学研究史，阐发了朱子四书学系统的构成，对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作出了新的考察。首节对朱子四书学研究史作了必要梳理，指出近800年中国思想史，可谓是一部《四书集注》诠释史，着重从发展阶段、诠释样式、诠释体裁、研究态度、诠释目的等角度对其异彩纷呈的研究史加以概述。展望未来朱子四书研究，应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分析两种方式，以求朱子四书之是为根基，实现朱子四书学与现代思想的对接与转化。次节对《四书》与四书学、《四书》与五经、《四书》内部构成、《集注》的核心地位等作出了阐发，指出朱子四书学是融思想与学术创新为一体的新经学典范。第三节对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作出了新的考察，提出应注意朱子《四书》撰述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的特点。朱子于《四书》各书或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但并未合刻《四书集注》。并厘清了对《四书或问》认识的困惑，指出今通行本《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由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部分构成，二者性质、地位皆有所差别。辨析《论孟精义》实为前后修订之著作，名称、刊刻皆多变，最后定本当为庚子1180年版，而今流传通行本却不属任一版本，似为盗本。
  第二章为朱子道统论。道统是朱子四书学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重要论题，其内涵深刻丰富，体现了朱子学的鲜明特征。第一节讨论了《中庸章句序》“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的道统内涵，着重分析了其中人欲与人心的关系。第二节讨论了《论语》“克己复礼”章对颜子传道地位的阐发，朱子《中庸章句序》言当时传孔子之道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盛赞孔颜“克复心法”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将之视为与“精一心法”相并列者，显示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第三节讨论了朱子《论语》“忠恕一贯”对曾子传道地位的肯定与阐发，朱子对“忠恕一贯”章给予了极高评价，视之为“《论语》中第一章”和“圣门末后亲传密旨”，具有“提纲挈领，统宗会元”的地位。分析了朱子忠恕说所具有的天地之忠恕、圣人之忠恕、学者之忠恕三层不同含义，阐明朱子以道之体用，理一分殊思想诠释“忠恕一贯”，最终落实为对佛学、象山心学有体无用，浙江功利学有用无体的双向批判。第四节从一个更宏阔的视野来看待朱子道统世界。认为朱子道统在《四书》孔曾思孟及二程工夫道统之外，还有一个以周敦颐为道统传人，以《太极图说》为传道经典，以太极本体为道统核心的道统新谱系，故朱子道统世界实由《四书》谱系和《太极图说》谱系两方面构成。第五节则从反面立论，指出在正面阐扬道统的同时，朱子很早即留心对儒家道统的“门户清理”。典型的见诸《杂学辨》对南宋心学代表张无垢“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释”的批评，驳斥其《中庸解》“皆阳儒而阴释”，具有以佛解儒的佞佛倾向，实乃“洪水猛兽”。这种对儒学内部的“异己”清理，恐直接影响了后世《宋史》对宋儒所作出的道学与儒林之分。
  第三章经学与实理。朱子对自身治学有一反思和转变，早年解经受二程学派求其大义的影响，导致脱离经文，只说己意。后则领悟汉唐古注之妙处，提出应重新摆正经文与注者之主客关系，义理阐释须服务于经文，受经文制约而不可凭己意妄发之。反思哲理的阐发只有通过对经文原意的深入研读才可能真正获得，即“刻意经学”，方才“推见实理”。故本章以朱子对《四书》具体章节命题的诠释为中心，呈现朱子如何紧扣《四书》经文阐发理学思想，从而做到经学与哲学的融洽如一。首节讨论了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的别开生面之解，指出本章诠释实具有奠基朱子四书学的意义。朱子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展开诠释。并从工夫实践着眼，有意摒弃前人以“觉”释“学”说，代之以“效”释“学”。拈出“明善复初”为学之宗旨，以此绾合四书。突出了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因讲习切磋之助，乃基于自身“明善复性”效用基础上“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和大公无私之精神。第二节讨论了朱子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解读，朱子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又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极易诱发争议、误读。本节还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对朱子、张拭的《仁说》加以了新的考察，认为二贤各自著有《仁说》，且在此问题上始终相互切磋，互相受益。第三节讨论了《论语》中管仲的评价问题，以朱子四书对管仲的辨析为中心，并与孔、孟、程颐、王夫之等人的评析相对照，显示其中所折射出的儒家义利价值观。孔子认为管仲功业泽被天下，具有仁的效果，故称得上仁；同时亦从德行上批评了管仲的僭越无礼。孟子身处霸道功利之说极为盛行的时代，为推行王道主张，不惜与孔子相异，竭力贬低管仲的功业和德行。程颐、朱熹从寻求一种能为所有人遵守的普遍天理着眼，对管仲不死子纠之难从伦常之义上进行了新的解释；同时严厉批评了不死建成之难的魏征，凸现了儒家义以至上的道德标准。然在对待魏征上，朱子较程颐更显宽容，提出“功罪不相掩”说。王夫之以国家民族之义替代了程朱以长幼之序替管仲的辩护，在高度称赞管仲的大仁和大业的同时，严厉斥责了魏征的不仁不义。据此跨越两千年之久的对同一管仲的不同评论，见出儒家在坚持道义、重视出处的道德操守。第四节讨论了朱子对《孟子》“浩然之气”章的解释，朱子以本末内外之说阐释了心气、心言、志气的含义及其关联，剖析了“浩然之气”神秘、刚大、先天、创生等特点，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视为“浩然之气”的主旨，突出其义理性。在养气工夫上，朱子将“知言”视为养气前提，直养、配义、集义为养气根本，“有事而勿忘勿正勿助”为节目，强调道德修养工夫的实践性、彻底性和一贯性。本章诠释亦充分体现了朱子四书学的诠释理念、方法及特点。第五节讨论朱子对《大学》格物说的理解，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至极”为朱子格物根本点，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故格物既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真知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之枢纽范畴，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第六节讨论了《大学》诚意之说。朱子易箦前尚在修改“诚意”章注解，其修改内容演变为后世朱子学一段公案。以元代陈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朱子易箦前将“一于善”改为“必自慊”，其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此说乃朱子嫡孙所记，故亦为代表官学的《四书大全》采用。以胡炳文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一于善”是对“欲自慊”的修改，此说颇为南宋学者及当代学界所认可。全面考察朱子诚意之论述，尤其是对其前后“诚意”“自欺”修改痕迹之比较，可证“一于善”说更合朱子本意。朱子易箦前念念不忘者是对“自欺”及“诚意与致知”关系之修改。朱子对“诚意”章频繁打磨、死而后已的修改历程，实为朱子数十年经典诠释所罕见。领会诚意在朱子学术生命中的独特地位，对于进一步实现对朱子思想之契合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第七节讨论朱子对《中庸》首章的解释。朱子将《中庸》定位为儒家传心之书，这一心法要义在《中庸》首章中得到充分体现。朱子认为首章乃是“全书之体要”，依次论述了“道之本原”“存养省察”“圣神功化”三个涉及儒学根本宗旨的核心话题，揭示了《中庸》乃是集儒家以理（中、诚）为本体、存养省察为功夫、天人合一为境界于一身的成德系统，此一成德系统，通天人，合内外，安人我，即内在而超越，最精微地浓缩了儒学的根本要义。
  第四章论朱子《四书》对儒家圣贤人格的认识。第一节圣人论。朱子在继承周、程圣人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圣人与理合一、大、全、通、化的超凡特质和同于常人这两个向度，突出了大成至圣和偏至之圣、尧舜性之和汤武反之的圣圣之别，剖析了圣人所衍伸出的圣王、圣师、圣徒人格，但朱子所坚持的偏圣说，也造成圣、贤、君子概念之间的紊乱。第二节论朱子《四书集注》对孔门弟子的批评及其引发的争议。《论语集注》根据“察病救失”的诠释原则揭发孔门弟子病痛，被清儒扣以“贬抑圣门”之罪名，清毛奇龄《四书改错》辟有“贬抑圣门”两卷，举出朱子否定孔门弟子之四十七条逐一驳斥，认为“若《集注》贬抑，节节有之，名为补救而实所以显正夫子之失。”朱子实以“造道之极致”为标准判定孔门弟子客观存在“高下浅深”之别，并以理学概念作为孔门弟子参照，根据“对号入座”“列举史实”“针砭学弊”三种方法，论证孔子曾以“察病”“救失”“警告”方式纠正弟子为学之病。此显示出朱子理学思想与经典诠释的相融的特色。第三节论“学颜子之所学”，学界通常认为理学的兴起与推尊孟子紧密相连。但孟子却非理学家心目中的完美人格，颜回才是他们理想人格的典范。故在“尊孟”之外，宋明理学的发展实是以“学颜”为主线的。可以说，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仰慕、效仿颜回的过程，朱子采用对比方式，精心阐发了颜子“具体圣人”“贤之大成”的崇高形象，从工夫论角度指出颜子克己复礼是工夫全体，博文约礼是工夫两面，不迁不贰是工夫效验，安贫乐道是工夫境界。陆王心学通过颜、曾比较，尤为突出了颜子“尽传圣人之学”“见圣道之全”的独特性。
  第五章寓作于述。讨论了朱子《四书》文本诠释的方法、态度、理念。第一节论《四书集注》引文的改易现象。《四书集注》虽引诸说为注而朱子却多以己意改之，“增损改易本文”（“改文”）成为《集注》注文的一个基本特点，却常被忽略而罕见讨论。此“改文”大致有两类：一为古人所惯用的引其意而改其文，以求简要、典雅、完备、准确，此可谓“述而不作”。二是因不满被引之说而改之以就己意，甚至改为对立看法，此可谓“寓述于作”。在增、删、调、并的过程中，朱子采用数字简化、副词指代、语序调整、文本对应、突出虚词、化俗为雅、引文杂糅、概念修改等方法，以实现精密称等之效。朱子既引其文复改其说之做法，既反映了朱子与二程学派之异同，亦体现了其经典诠释精神上既述作兼具，同时方法上又融汉宋一体的综合性与创新性，展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于当前处理中国哲学之传承与创新、哲学与经学之关系等仍具深刻启示意义。第二节论朱子《四书》诠释的三个原则：一是力求切合文本原义，只有建立在理解文本内在之义的基础上才可能把握文本的言外之意，诠释才能真正有益于初学者，才能扭转“六经注我”的诠释风气。二是发明圣贤之旨，由圣贤之言，传圣贤之心。为此要求诠释主体保持虚心状态，尊重诠释文本的制约性。朱子极反感脱离文本而自立己说阐发己意的做法，认为这种由述为作、反客为主的方式背离了诠释本质，体现出对经典的不尊重。也反对为了维护、偏袒某人之说而扭曲、遮蔽文本原意。三是在尊重、切合圣贤之旨的基础上，力求将诠释指向现实，就学者为学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矫正，“因病发药”，以实现诠释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使注本真正成为学者的良师益友。第三节论朱子与黄榦的《论语精义》之辨。《精义》作为《集注》之蓝本，被朱子视为进入《集注》的必备阶梯，非研读此书，则不足以领会《集注》之精髓与良苦用心。然《论孟精义》又因所收程门之说多而不粹，诸说时有冲突，学者需要具备相当的理论辨析能力，方能见其得失，故更适合上根之人学习。朱子曾指导高足黄榦学习该书，现存《语类》保留了黄榦与朱子关于《论语》学而、雍也两篇《精义》的讨论。朱子师徒《精义》之辨，生动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尽精微”的治学特色，提供了理解朱子、勉斋思想演变的切实参考，尤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勇于批判的治学精神。显出朱子学实具现代学术理念之精华，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第四节论朱子与南轩《癸巳论语说》之辨。朱子曾就南轩《癸巳论语说》提出120处修改建议，充分体现了二贤在为学宗旨、诠释理念上的差异。四库馆臣却认为南轩仅修改23处，且认为其余“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故朱张“始异而终同”，考诸材料，此看法皆不合事实。今据《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等书引用，可证《南轩论语解》存在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改本主要据朱子意见修改而成，体现出朱张“早异晚同”的趋势。学者在论述南轩《论语》思想时，如仅据今《论语解》立论，则难得周全。《论语》之辨反映了朱、张二贤在继承与突破洛学上的差距，南轩尚固守洛学谢、杨之矩步，局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建构了融理学、经学为一体、汉宋兼具的经学诠释新典范。第五节论《中庸章句》的章句学，《中庸章句》在诠释上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圆融无间。它以“理一分殊”这一核心思想来统率全篇，将散漫文字凝聚起来，赋予文本自身全新的逻辑性和韵律感。《中庸章句》据中庸、体用、诚明三个范畴将全篇三十三章分为三大语义群，这三个大语义群既相互关联，联系紧密，又有各自的重点和独立性，最大程度体现了《中庸》实现了文本与义理的和谐统一，标志着《中庸》之学进入了“章句”时代，是朱子中庸之学的一个重要贡献。第六节论述朱子《四书》的三重批判精神。“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是朱子所倡导的反思批判精神，构成朱子学自我更新的不竭动力。初成于丁酉的《论孟或问》对《精义》所收程门之说作了毫厘必显的辨析，对《集注》取舍用心加以详尽阐明，充分体现了朱子对程门学派的某种“决裂”与超越，堪称朱子思想之“独立宣言”。然《论孟或问》反映朱子中年看法，“原多未定之论”，朱子晚年对此多有否定与更改，终在对自我之批判与超越中达至圆熟。以勉斋学为代表的朱子后学得朱子批判精神之三昧，双峰学派与北山学派分别从义理与考据两面批判朱子。朱子学此一固有之批判精神绵延于明之阳明学、清之朴学，二者对朱子所展开的辩难，实不外乎朱子之藩篱，可谓朱子学内在演变之势所至。从此三重批判的视野看待800余年的朱子学，可明乎朱子学对于后朱子学时代思想学术实具定盘之意义。
  第六章文本考辨。第一节通过从考察陈栎与胡炳文关于《四书集注》的版本分歧入手，认为《四书集注》实际存在流行于宋元的宋本与流行于明清的祝本两大系列，其中以多处文本差异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晚年空见的不同理解。第二节对中华书局《四书集注》点校本提出了质疑。涉及引文句读、行文句读、人名误漏、校勘疏忽、分节不当等方面。盖诠解《四书》，虽本无定则，然《集注》点校，实应以忠实朱子原意为准的，故须参照朱子思想及《语类》等相关论述。至于版本校勘，更须参照宋元以来《集注》注释之本，又《集注》引文甚多，亦须详加核对，方可无误。第三节试图对今通行本《精义》加以一定程度还原。据今通行本（《朱子全书》本）《论孟精义》与《四书集注》、《四书或问》、《朱子语类》之比照，可知今通行本较庚子本《论孟要义》当补充以下内容：周孚先《论语说》前四篇及第五篇之部分；二程、横渠《论语》、《孟子》说数十条；程门弟子说若干条，循此可在一定程度复原庚子版《论孟要义》。此一初步推测复原工作虽有难以断定之处，然对完善《论孟精义》版本，理解朱子《四书》思想及其演变仍具有一定意义。第四节朱子《四书》书信新考。朱子书信年代的考察对于客观呈现朱子思想的复杂演变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本节将思想与事实考察方法相结合，重新考证数十封有关四书的书信年代，试图提出几个共性问题：一是《朱文公文集》虽为原始文献，然经后人之手，难免存在书信的杂糅、重出；二是《朱子语类》同样由后人删补而成，未可全据记录者来判定其年代；三是作为确定书信年代中心线索之一的朱子《四书》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中，将其作为判定年代依据时当采取灵活、审慎态度；四是各书信之年代应保持相洽而无矛盾。第五节重论《近思录》与《四书》关系。朱子门人对《近思录》与四子关系有所争议，源于陈淳所录“《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今学者对“四子”所指存在“北宋四子”与“《四书》”两种分歧意见。本文对此提出新的思考，指出《近思录》的“好看”与“难看”说并不矛盾，而是分指文本与读者；“阶梯”之喻蕴含凸显与不足双重意义；“《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如为朱子之言，则“四子”当指周、张、二程四子；如为陈淳之言，则当指《四书》。通过《近思录》有关《四书》之说与朱子《论孟精义》、《四书集注》说相较，可见《近思录》关乎《四书》者约158条，仅占全书622条之四分之一，且常有数条就同一章节阐述者，就其所涉《四书》范围来看，实不足以为阶梯。《近思录》反映朱子中年思想，其质量亦不足以为《四书》阶梯。朱子从未将内容杂驳、二人合编的《近思录》与《四书》关联，而是视《精义》为《集注》之阶梯，《集注》则可视为《四书》之阶梯。故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当是北溪早年之见，实非朱子之意。
  第七章论朱子四书学在后世之传承发展。第一节论《四书》与朱子后学的“字义体”学。理学重范畴、讲辨析，形成了以“字义”为特征的范畴之学。朱子对《四书》的精密注释实为先导，程端蒙《性理字训》、陈淳《北溪字义》、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于字义体皆有所发展，而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朱公迁《四书通旨》则皆以“字义”为纲，类聚经书正文，分别形成“字义”﹢注疏、“字义”＋“经疑”的综合体。朱子门人后学发展的“字义”体，构成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样式，推动了中国四书范畴之学的发展，显示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之继承与创新。第二节论朱子高弟黄榦以创新之精神，在《中庸》章节之分、义理建构、工夫系统上对朱子中庸学的突破。黄榦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指出道之体用乃贯穿全书之主线，提炼出以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脉络的《中庸》工夫论系统，并深刻影响了弟子饶鲁、后学吴澄的中庸学，形成了《中庸》学上独树一帜的勉斋学派，对宋元朱子学的《中庸》诠释实具继往开来之意义。第三节论美国学者贾德讷（DanielK.Gardner）的朱子《四书》研究，试图显示当代英语世界《四书》研究之一斑。贾德的为当代美国朱子学者，他对朱子《四书》的研究显示了英语世界所少见的文本翻译、注释和解析能力，并在朱子《四书》与理学、教化、经典诠释等重要论题上，取得了与国内学界遥相呼应的成果，实为当代英语学界朱子《四书》研究之代表。
  书稿以求朱子思想之是为宗旨，希望能够由此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内涵，同时领会传统学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只有在进入传统思想学术自身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期待着传统思想学术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中，从而展现其具有永恒性的一面。在研读朱子四书过程中，始终萦绕于怀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朱子《四书》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和思想观念，迄今仍然具有其相应的合理性。那么，朱子所采用的“注经”形式，是否就完全不适合于当下的哲学表达需要？至少，在相关文史领域，传统的注释形式仍然得到认可和延续，但在哲学领域却没有延续。或许，来自西方的“哲学”与中华固有的传统学术之间，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确存在不易沟通之处。若就朱子《四书》所光大的经学哲学而言，如果仅仅谈论研究哲学的一面，而放弃其“经学”一面，既不合乎朱子的生前努力和志向，亦大大降低了《四书集注》的学术成就和魅力。客观而论，现代学者在研究朱子时，更喜欢采用《语类》、《文集》，而使用《四书集注》系列者甚少，这本身就说明经千锤百炼而成的《集注》，因其“浑然如经”又“简易平淡”的特点，与当今重视推理、逻辑的学术风尚大有暌隔。其经注形式之淘汰，恐势所必然乎！思之，能无憾乎！
  要说明的是，本稿写作始自2007年，迄于2018年。在此12年里，书稿绝大部分文字皆陆续刊诸各种学刊。作为笔者学步之作，书稿缺失谬误所在多有，其敢斗胆公之于世者，实抱求教就正之心，而非敢以为“研究成果”也。诚恳期待诸位方家的批评指教。

①永瑢等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