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思想学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传统。通过经典的诠释，赋旧典以新义，以面对时代的问题，因应当下的生活，形成切合现实、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新的思想论域和义理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和哲学家之“立言”或思想创造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钱穆先生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特标举孔子、朱子为其精神之象征，而谓中国思想文化“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朱子“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其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创辟与发展之功，彪炳史册，“无第三人堪与伦比”①。孔子与朱子的思想学说，乃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创造的方式和经典诠释的传统。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按照朱子的解释，述是“传旧”，作是“创始”②。“作”为圣人之事，“述”则贤人之业。古人讲“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谦辞，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更深一层说，孔子这个“述、作”之义，实开创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学术创造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路径和方式。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乃终生以求道、达道为职志。又自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其心已达人不知不愠，遯世无闷，诚独对越在天的“闻道”之境③。是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并非无所创作。特其所谓“作”，乃寄寓于经典系统的建构与诠释，而非独成一套形上学的理论体系以立言。西周学在官府，经籍典章掌于官司，官守学业出于一源①。孔子生当周室衰微，诗书礼乐废缺的春秋季世，乃起而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删定六经以为教典，开私学以教化于民间。然孔子所定六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几种教材，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思想整体性的经典系统。孔子于六经，最重《易》与《春秋》。三代之《易》，曰《连山》《归藏》《周易》，本皆卜筮之书。孔子晚而好《易》，作《易大传》，“与史巫同途殊归”而归本于“德义”②（哲学），转变《周易》为一展显天地阴阳之道的哲理系统，以寄托其“性与天道”的形上学理念。《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其所重在“义”，以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寄托其伦理和价值的理念③。孔子以此贯通六艺，将其形上学与教化的理念寓诸一套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系统。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寓述以为作的立言方式和经典诠释传统，凸显了一种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哲学精神，规定了中国思想学术创造的一种根本的思想进路。
  朱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构成了影响嗣后中国思想学术达数百年之久的一个宏大精深的思想系统，其思想创造之路径，亦不外乎上述孔子所开创的这一寓作于述的精神传统。
  汉唐儒略偏重于治道与经训，东汉佛教传入中土，经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人生之心性与精神皈依一面，积渐入于释老之途辙。宋儒兴起，旨在为儒家的外王事业建立其自身的形上价值根据，以接续原始儒学固有的人文传统，“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①，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心性义理之学”为其精神特质的儒学系统。宋儒的经典诠释，由是一改汉唐儒因循师说，偏重章句训诂与经义疏解的传统，而注重于悟道传道，据经典以抒发心得，创标新义。一时学者率以己意说经，疑经弃传之风盛行，理学诸儒，疏于著述，类藉“语录”以说经论道。宋代经学，遂进入皮锡瑞所谓“经学变古”的时代。儒家依经典诠释以立言，其在经典与新说之间，常保有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张力的关系。历代学术，所重不同，亦各有利弊，如偏执一端而不知返，不能保持此两端之互摄平衡，则其学亦将流宕失据，而趋于衰歇。汉唐儒偏于经训，长于因循而失之浅陋。北宋以来，理学家则重在证道，长于创说却不免流于空疏。朱子早年亦受此种学风之影响，后则对此舍经谈空。“自作一片文字”的学风之弊，有深刻的反思：“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②因此，朱子之学，乃自觉地兼综融贯汉唐经学与北宋以来的理学新传统，以极宏大的思想格局，通过对古代圣道传承、宋代学术新统、新经典系统、心性义理思想、社会礼仪系统的重建，以及对民间学术与经典传习的关注与推动，构建出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蓝图和学术系统。③其在经学方面，则因任时代及儒学思想视域的转变，着力构建出一个以四书为重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其对经典的诠释，亦特别重视吸收汉唐经学之所长，本汉唐注疏以别章句、通训诂、正音读、考制度，在此基础上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在这里，经典与思想之间，乃显现为一个缘生互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诠释原则和思想重心的转变引发与之相应的经典系统重构；同时，经典的诠释又使如太极、理气、理欲、性命、心性、性情、性气、格致、本体工夫等观念凸显出来，构成为一新的话题系统和理论视域，经典由此乃以一种意义重构的方式显现为活在当下的思想。“绾经学、理学为一途”①而集汉唐经学与宋代理学之大成，成为朱子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朱子穷毕生之力所著《四书集注》，便是凸显此一经典诠释方法的典范之作。它把孔子所开创的寓作于述的经典诠释和立言方式发挥至极致，而其所确立的“四书学”体系，亦成为影响嗣后数百年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及价值观念的核心经典系统，其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和教化作用。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儒家这种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重建以“生产”思想的立言方式，为源自西方的学科化模式所代替，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基本上被纳入到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研究。百年来，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实现了现代的学术转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方法与内容的疏离”，即研究的诠释框架和原则对于儒学及中国思想学术的外在化。这种“方法与内容的疏离”，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精神特质与生命整体性的意义缺失。因此，我提出“将方法收归内容”这一途径来对治此弊。②近年来，亦颇有学者强调经学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意义，探讨宋代四书学、经学与理学关系等，亦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许家星教授的这部《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就是近年这一研究方向上的一项重要成果。此书对朱子四书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之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不仅对推进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经学诠释方法，调整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书稿以“经学与实理”为题，乃是取自朱子深切反思之语。朱子早年亦习染于二程学派率以己意解经，脱离文本以敷衍自家义理之风气。后来渐认识到此诠释风格空疏、近禅之病，而逐渐扭转之，终走上合经学与义理为一、汉学与宋学并重的道路。书稿在朱子辨张无垢《中庸解》、辨南轩《癸巳论语说》两节中，给我们生动呈现了朱子在诠释理念上的具体转变之路。朱子中晚年自觉倡导经学与实理合一之方，全篇书稿紧扣朱子如何实现“学与理合一”这一主旨展开。一方面，书稿不少章节看似是纯粹的学术考辨问题，如第一章第三节“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重新考证朱子四书学的形成，第六章辨正通行本《四书集注》的校勘、探究《论孟精义》的复原、考察朱子四书书信的年代。此等工作其实皆非一般意义上的考辨之举，而是蕴含着著者对朱子“以义理定训诂”精神的揭示与遵循。兹举一例为证。在“《四书集注》点校献疑”一节的“行文句读”部分，著者质疑《论语·公冶长》中夫子关于令尹子文、陈文子“未知，焉得仁”的断句违背朱子本意。传统上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家把“知”读为“智”，将此“知”当作与“仁”并列的名词，认为智是仁的前提。朱子则主张当读“如字”，以“知”为“知道”意，据此，故当删去此句中的逗号。此非一无关紧要之问题。盖朱子还特别提到主张“识仁”的胡五峰亦主张郑玄说。现代学者亦有主张此解者，认为此“知”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知”，是仁的必要条件，体现了夫子仁与智统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书稿将对朱子之理的揭示融入朱子之学中，如对朱子道统这一习见的理学论题，书稿非泛泛而论，而是紧扣朱子对克己复礼、忠恕一贯这些《论语》中具体而重要章节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得出了颇为新颖可信的认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处。此外，书稿对朱子理学思想、工夫论、诠释理念的论述等，亦皆融入于朱子对具体经典的解释中，体现了很强的“学、理”结合的特色。
  总之，著者秉持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①的理念，采用融文本分析与义理解释于一体的手法，使得书稿呈现出文献扎实，分析细密，视角新意的特点，体现了著者既善于学习已有成果，又勇于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著者将本书定位为一哲学史的叙述，力求客观呈现朱子四书学本来面目，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著者对朱子学的亲切体会。
  本书原稿，是家星随我攻读博士的学位论文（原名《朱子四书学研究》），该文曾获评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家星2008年6月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到家乡江西南昌大学任教，转眼已是十一年过去了。去年初，他作为引进人才从南昌大学调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回到了我的身边。在这十多年间，家星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朱子四书学与宋明理学的研究，陆续有相关研究见诸杂志。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增补入本书，使其更加完善和厚重。今日，他的这部书稿终于杀青，付梓之际，索序于我，我亦颇感欣慰，略述数语于上，并希望家星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学术成绩。

①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②见朱熹《论语集注》卷4。 ③孔子“朝闻道”之“闻道”，即简帛《五行》和《孟子》所说的“闻而知之者圣”意义上的“闻道”。这闻而知之的圣人，所知者为“天道”，是各种文明或思想文化新局的“作”者亦即开创者。见李景林：《孔子“闻道”说新解》，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①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 ②《帛书易传·要》：“《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①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4页。［按：本书所引用《朱子语类》如无特别说明，则皆为此版本］ ③参阅李景林、王宇丰《朱子的思想蓝图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①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第25页。 ②参阅李景林、马晓慧《将方法收归内容》，载《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①《语类》卷14，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