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对儒学史的发展有导向作用。朱熹释“克己”为“胜私欲”，主张“克己”为“制于外安于内”，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仁”为“本心之全德”，倡导“体用”兼备的“仁”“礼”诠释，注重“仁”“礼”的形而上、下层面，兼顾本体论和工夫论，促进了经典诠释和理学体系建构的相互促进，达到了二程等儒者不可企及的诠释高度，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④，这种典范是对北宋以来经典诠释和理学思想的总结，对王阳明等后儒以心学诠释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内在理路”来看，清代的客观考据之风一定程度上也由理学的系统转化而成。①
  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亦导致了儒学的分化。②朱熹等宋儒出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调节这一使命，引导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转变成个体的内在要求③，以孟子思想为其直接的思想源头，趋向于将“仁”学引向心性之学，把内在心性提高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以成就醇儒为成己的目标。④朱熹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诠释仁礼关系，视“仁”为“理一”，视“仁义礼智”为分殊之仁。一方面，视仁、礼为分殊之仁，突出仁礼相通，释“仁”“礼”为性、为理、兼体用；另一方面，视“仁”为理一，视“仁义礼智”等为分殊之“仁”，仁包含“礼”，视仁为先、为大、为生意贯通。诚然，朱熹关注礼，释“礼”为绝对“天理”，但其更重视家礼，将“礼”限定于伦理等特定领域。跟原初儒学“仁”“礼”并重的形态不同的是，朱熹释“仁”“礼”相通并重的同时，又坚持“仁”包含“礼”，有推动“仁”“礼”分离，促进“仁”之单向发展，更进一步“释礼归仁”⑤的趋向。如果说原初儒学是“周孔之道”，那么朱熹等宋儒发展的儒学是“孔孟之道”。虽然李泽厚⑥、杨国荣⑦等皆就当代现实处境与当代哲学问题回应，倡导回归原初儒学，回到“周孔之道”，但不容怀疑的是，朱熹等宋儒在面临佛道挑战和应对宋代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下倡导“孔孟之道”，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起过重大作用。①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儒学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程树德指出，“克己复礼为仁”章是汉学宋学之争点。②从清代学者方东树《汉学商兑》一书来考察，可见汉学宋学在“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上存在分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家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汉学家训为“修身”，汉学家就添字解经、上下文解释不一致等训诂问题，“私”“欲”合一及“己”“礼”相对等义理问题，对宋学家进行了批驳，并通过溯源，纠查其诠释谬误。宋学家释“复礼”之“礼”为“天理”“天理之节文”，清代汉学家认为，“宋儒言性、言理，如风如影”③，“理”虚而“礼”实，不能以虚“理”释“礼”，反对宋儒言形而上之理，并以《论语》文本言“礼”不言“理”、朱子“中年讲‘理’，晚年讲礼”④等为例证，对宋儒“复礼”诠释进行反驳。宋学家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清代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⑤，认为“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⑥，站在己与天下的相关之中、使欲得到相互调和而为仁这个新的立场上⑦，咎责程朱以“心德”释“仁”为谬误。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焦点，一方面，透显出朱熹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另外一方面，透显出汉学宋学产生的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致使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尤其是汉学家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采取的是漠然和抵斥的态度，而朱熹对“克己”的创造性诠释主要出于其回应佛道挑战、建构其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可以说，寻找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背景，应对佛道挑战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主要标的，重义理的治学方法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基石。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从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儒学重要命题的诠释的形成和变化，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儒家如何应对时变、不断发展。面临外来佛教、本土道教之冲击，面对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积极应对，从“理论之了解”而不是从类似乾嘉“语文之了解”来创造性地建构理学学术体系，发展儒学，指引道德出路。这为我们认识儒学、发展儒学提供了借鉴，引导我们与时俱进，直面当今的社会问题，促进儒学的全面繁荣，推动当前的德治、法治与制度建设，助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朱熹“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诠释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将绵延不绝、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