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研究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揭橥朱熹学术具有内倾的特征，是就朱熹建构理学体系这一独特视角而言，并不否定研究对象朱熹客观存在的政治活动和积极的“外王”追求，而从朱熹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二者的互动关系来看，其内倾的学术无疑是其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两者息息相关。
  首先，朱熹内倾的学术与其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并无矛盾。朱熹虽“本无宦情”“不能俯仰取容于世”②，但不曾放弃“得君行道”的理想，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我们展示的即是历史世界中参与政治活动、积极有为的朱熹。余英时指出：“过去一个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南宋以下儒学已由关心‘外王’转而追求‘内圣’。因此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大致都重视心、性修养，而少谈政治改革。但是这个看法显然需要作重要修正，因为这是将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史完全隔离了的结果。南宋理学特重‘内圣’是不可否认的，但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并没放弃‘得君行道’的努力；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安石‘外王’的一面。”①在这里，余英时肯定了朱熹特重“内圣”，同时批评了将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史完全隔离、主张朱熹只重心性修养而少谈政治改革的现象，认为特重“内圣”的朱熹也继承了“外王”一面。事实上，朱熹重视心性修养，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但他并不排斥“外王”的政治实践，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息息相关、共生共存、相互转化的，往往因所居身份不同，有所侧重，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讲求‘内圣’之学时，他们是站在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其精神是向内收敛的；但在推动‘外王’事业时，他们又回到了一般儒家的立场，其精神则是向外发舒的”②。朱熹诠释经典，建构理学体系，是站在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其精神无疑是内敛的，其学术呈现内倾的特征也是应然的。
  其次，学术内倾并不排斥“外王”之目的。儒家整体上致力于通过“内圣”而实现“外王”，朱熹等南宋理学家也不例外。“理学家都深信王安石的失败主要由于‘学术不正’；在这一理解下，他们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以为重返‘外王’奠定坚固的精神基础。‘外王’必自‘内圣’始，终于成为南宋理学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信念。”③朱熹等南宋理学家根深蒂固的中心信念是通过发展“内圣”之学以坚固“外王”的精神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余英时还直接指出，“理学的直接目的虽在于成就个人的‘内圣’，但‘内圣’的最重要的集体功用仍然是为了实现‘外王’的事业”，“南宋理学虽多了‘内圣’一层曲折，却未尝遗弃‘外王’”，“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而大盛；它所发展的则是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但并不是全貌。就儒学本身言，理学‘鞭辟近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但理学之所以在第三阶段获得许多人的信奉，则因为它提供了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承诺：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代表了一种向内的发展，具有内倾的学术特征，同时，这种向内、内倾、内圣，是为了实现“外王”。
  此外，内倾的学术影响朱熹政治活动方式。朱熹诠释经典，建构理学体系，形成内倾的学术特征，这种内倾的学术是其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决定着他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政治理想，乃至具体的实践方式。朱熹所代表的理学集团的政治取向显然与一般的官僚集团不同。②朱熹从事政治活动时，往往受其内倾的学术影响。在觐见君王时，朱熹谈论较多的并不是现实的具体事务，也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在君王面前念兹在兹的还是“正心”“克己”这些与其内倾学术息息相关的内容。他认为，这些甚过于今日之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者，并以先王由内而外之治为例证，想方设法引导和说服皇帝“正心”“克己”，强调这才是立国和施政之本。③朱熹内倾的学术与其政治活动不仅不相矛盾，还被应用于政治活动之中，影响了其政治活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