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认为“克己”是圣人成圣之根本、教人之定本，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以“胜”而不以“治”训“克”，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释“复礼”为“复天理之节文”；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到仁”“至仁”“见仁”，以工夫指示仁，释“仁”为“本心之全德”。朱熹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
  一方面，朱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以理学为其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陈来指出，“朱子始终把天理—人欲的对立作为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也作为《论语》解释的基本分析框架”①。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始终没有逸出理学框架，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以“天理之节文”释“复礼”之“礼”，以“本心之全德”释“为仁”之“仁”，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就是朱子理学。朱熹将自己已形成的学术理论，如理气观、理欲观、人性论、工夫论以及“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等融汇到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中，使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理学化、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①。
  另一方面，朱熹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在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等经典的过程中完成的。经典是朱熹宣扬其理学思想的基本材料②，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现在经典诠释中，也是在经典诠释中逐步建立健全的。诚然，理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朱熹的理学体系建构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仁”“礼”是儒家思想系统的内核和基础，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创造性诠释体现出其建构理学体系的明确自觉，为其理学体系建构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朱熹在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提升了“克己”“礼”“仁”诠释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气、心、性、情等理学内容，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了其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无疑促进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和成熟。就发展过程而言，朱熹撰写《论语要义》时，其学术体系尚未建构起来，后来朱熹撰《论孟精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并和弟子就其相关内容进行积极讨论（这些与弟子讨论的相关语录即我们今天看到的、由黎靖德汇编的《朱子语类》），其理学体系逐渐圆融。事实上，朱子也反复强调自己在经典诠释上所花费的巨大工夫：“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仔）细看”，“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③朱熹花费数十年工夫完善《论语》等经典诠释，其反复诠释经典的过程，就是其理学学术体系建构和不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