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博采集评、批驳辩证和选择吸收前贤相关诠释的基础上，对“克己复礼为仁”命题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
  朱熹以“身之私欲”而不以“身”训“己”，这私欲包括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口鼻之欲等内涵，朱熹从理与气、形体与私欲的关联，从天理人欲相对、“己”“礼”相对的角度，从“克己”与“复礼”的关联等维度诠释“己”，给“己”的诠释严严实实地披上了理学化的外衣，显然已大不同于同一诠释脉络下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等人的诠释，朱熹在扬雄诠释的基础上别添“身”与“欲”字，这绝非画蛇添足，而是为了便于从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更加圆融地诠释“己”。朱熹以“胜”而不以“治”训“克”，从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天理人欲难明的角度，从“克”之对象难以对付的特征等维度来释“克”。朱熹在“克己”诠释中贯彻其理气观、理欲观，以理学话语诠释“克己”，这是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弊病的现实需要。朱熹不仅在学术上探讨“克己”，更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劝导学者以此治心修身，进谏君王以此正心窒欲，其“克己”诠释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乃至作为核心内容卷入道学之争，成为当时道学之争的焦点之一。在朱子的倡导和引领下，理学士大夫始终关注修身，即使是著书立说，也更倾向于思考内圣修养，并在实践中落实“克己”之“胜私欲”要求。
  朱熹对“礼”的诠释是在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完成的，其“礼”之诠释是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理学理论的实践成果。朱熹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说，进而释“礼”为“天理”，突出“礼”作为天理的当然性、应然性，把形而下的礼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贯通了天理与人性、天道与人道。随后，就现实践履而言，朱熹意识到“礼”内涵精细、着实工夫，“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因而，在乾道六年（1170）、41岁时，他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批判，进而强调以“节文”释“礼”，并极其重视“礼”之形而下的“节文”意涵。以“天理”释“礼”，很难显示“礼”的精微缜密；以“节文”释“礼”，虽能体现其对形下践履之“礼”的重视，但无法兼顾“礼”蕴含的形上超越之“理”，为此，朱熹直接将“天理”与“节文”并举，创造性地以“天理之节文”释“礼”。他认为，“天理”是根源，“节文”是表现，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是当然之理的自然生发；“天理”是体，“节文”是用，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兼备体用。“天理之节文”是朱熹最为成熟、最为满意的诠释。当然，这一诠释不是一蹴而就的，历经从“天理”“节文”到“天理之节文”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相应呈现出从体、用到兼体用的类似于从正、反到合的分析和叙述结构特征。
  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这一释义突出了“仁”与“本心”“全德”的关联。就“本心”来说，与董仲舒、孔颖达、高僧惠能等“本心”说不同的是，朱熹的“本心”诠释接续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张载、程颐、陆九渊的“本心”思想，相较于程颐的“心外求理”，朱熹总是不离心而言理，由心外求理的“理学”转向“心学”，而较之陆九渊的“本心”自明、不必他求，朱熹的“本心”力量，以其“天理”的无限性和性体的全面性为基本前提。这个本心是“本然之心”“先天本有之心”“最初良善之心”“道德之心”，亦即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天理”。本心作为定语，修饰“全德”，故为“本心之全德”。就“全德”来说，一方面，仁与德都是天所赋予、人所自有的，皆有体有用，皆是就事上说，两者具有诸多的共同意涵；另一方面，朱子突出“仁”的“德之全体”义，在“德”之前特加一“全”字，在于仁包四德，仁是“专言之仁”，仁是全德，而仁包四德之所以可能，在于仁为大为先为生意贯通。不同视角，不同时段，朱熹对“为仁”的诠释亦有不同。朱熹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是强调“克己复礼”是“为仁之工夫”；释“为仁”为“见仁”，是强调“克己复礼”工夫指示的方向和目标系“仁”的本体、全体；而释“为仁”为“到仁”“至仁”，则不仅强调“克己复礼”这一工夫，亦强调这一工夫指示的方向和目标乃“仁”之境界和地位。这些诠释均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
  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
  对克己、复礼之间的关系，朱熹前后表述多有变化。早年撰《克斋记》，立足理欲观，认为克己就是复理，复礼即是复理，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中年定稿《论语或问》，批驳“以礼训理”“失之过高”，立足应对佛道挑战、反对释氏之空寂，突出复礼是复节文，凸显形而下的礼、节文和复礼之不可或缺，强调须着克己复礼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中、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言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似一件事”，或将才克己便复礼与克己犹未复礼兼而言之，言克己复礼“似两件事”，64岁后，结合中年时确立的“复天理之节文”之“复礼”释义，将克己复礼该贯本末精粗工夫，倡导下学上达，将看似矛盾的两种关系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克己复礼是“似一件事又似两件事”，这是其克己复礼关系的最后定论。
  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之中的仁与礼的关系，朱熹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从工夫、效用上看，礼先仁后，克己复礼工夫在先，仁作为效用在后，做足了克己复礼工夫，仁之效用就会自然呈现；而在先的礼之所以能达到在后的仁之效果，在于仁礼相通，仁礼同为性、为理、兼体用；相通并不表示相等，仁礼有别，仁为大、为先、为统领，仁包含礼。仁礼相通是礼先仁后的前提，两者紧密关联。朱熹借用“理一分殊”理论化解仁礼相通与仁包含礼之间的冲突，“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处于同一层级之中，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包了四德，仁包含礼。朱熹仁礼关系辨，透显出其学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彰显出其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