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针对清代汉学家对宋儒的批驳，清儒方东树就“克己”诠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相应的方法进行了回应、批驳甚至是谩骂，维护宋学立场。如，汉学家批宋学“一字二训”不妥，方东树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同一文“一字二训”的诸多例证；汉学家主张上下文同字之释义应一致，方东树依据《左传》上文有“不能自克”、《论语》下文有“非礼勿动”四语，而论证释“己”为“私欲”是合理的；还找出了释“己”为“欲”“己私意见”的其他例证；就义理而言，“己私”难克，嗜欲难防，释“克己”为“胜私欲”，存理遏欲，无害于学者为仁之旨；等等。①遗憾的是，方东树的回应与反驳，只破不立，不曾有正面的理论建设和说明，也不曾从宋儒的诠释及所处的角度来辩护，较多地只是利用和考虑汉学家的诠释及治学方法，逐条摆出清代汉学家对宋儒“克己”解的批驳，再逐条进行反驳，仅仅停留在以牙还牙的技术层面，透显出其反驳的不彻底性以及乾嘉以来汉学家的强大影响。
  从语文研究的角度来看，汉学家训“克己”为“修身”较之宋儒释“克己”为“胜私欲”更合乎汉语言的习惯和特点。但，正如劳思光所指出的，语言有日常语言与特殊语言之别，注疏经子，有“语文之了解”和“理论之了解”双重目的，而“乾嘉学人，但注意语文问题，每以为语文困难一经消除，则一切理论均可凭常识或直观了解，不知每一理论之内容，均涉及一定之理论知识。于是此种研究每以精细之训诂开始，而以极幼稚粗陋之理论了解为终结。此是乾嘉学风之根本病痛所在”②。宋学家释“克己”为“胜私欲”，在“语文之了解”上可能略显突兀，但在“理论之了解”上却有系统而深刻的建树；汉学家训“克己”为“修身”，在“语文之了解”上尤显精细，但在“理论之了解”上却难免幼稚粗陋。
  “在经典诠释中，诠释者本身的时代背景、学术立场、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往往决定着诠释的方向，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经典诠释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的面相。”③到了清代，汉学家的“克己”解亦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学术上来看，显然已不同于朱熹理学体系建构的时代，我们应从清代学术新的范式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给清儒的“克己”解予以考察和同情，并挖掘和理解其“克己”诠释背后呈现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
  清代学者方东树与毛奇龄、阮元、焦循等人之间的汉宋之争，亦体现在“克己”解上，围绕程朱等宋儒的“克己”解而展开。清代汉学家先就程朱等宋儒的“克己”诠释从治学和义理上提出批评，方东树后在《汉学商兑》中利用清儒的治学方法逐条加以批驳和回应。方东树没有从朱熹等宋儒建构的体系本身出发来加以辩护，而宋儒亦不能死而复生，回应清儒的批驳。鉴于此，上文我们主要从“理论之了解”、从宋儒建构理学体系的角度对宋儒“克己”解的成因加以考察，旨在说明宋学家“克己”解的合理性。同理，若从清代学术范式来考察，汉学家“克己”解的存在亦是合理的，限于篇幅，前段只略为提及，另文再细加讨论。“克己”诠释的汉宋分野讨论至此，做出汉学宋学谁更胜一筹的结论，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对于汉宋两派应求其双方的贡献……应以公道的立场来估价”①，“宋学可以补汉学之偏，汉学也可救宋学之弊。汉宋相争最后只会加深门户之见，彼此相容最后则可以促成汉宋的合流”②。汉宋交融，取长补短，必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在诠释儒家经典的事业面前，汉学、宋学为后人各打开了一扇门、开拓了一条道路。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③贺麟认为，宋儒的思想方法是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④如果高举汉学之科学精神，拿起宋学之哲学方法，儒家经典必定能成为我们推进当代学术创新的活水源头，又何必担心失去文化自信呢！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