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④“汉宋之辨主要是清儒宗派意识的产物，是否与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史实相应，颇成问题。”⑤清代汉学家批驳宋学家“克己”诠释有颇多误解。宋学家释“克己”为“胜私欲”，将去“私欲”视为涵养之道，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单一的角度无法全面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克己”的创造性诠释主要出于建构其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其中，寻找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背景，对抗佛道挑战是建构理学体系的主要标的，重义理治学方法是建构理学体系的基石。
  其一，背景：寻找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
  李泽厚指出：“逻辑的游戏不会凭空产生，它的真实基础是历史。”①宋学家以“胜私欲”诠释“克己”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唐末五代以来，战乱连绵，易代频仍，封建割据加剧，政教废弛，儒学日衰，人伦陷入重重危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②，伦常纲纪的重振势在必行。为了挽救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失范无序的局面，王安石等北宋的改革家们从儒经中挖掘基本原则和制度典范，设计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制度，将道德价值观与现实功利促成一致，以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但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政治立规之梦随之破灭，灾难变本加厉，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肆意而行。南宋高宗上台后，不得不宣布关闭政治变革的大门。在女真入侵和北宋灭亡之际，武人特别是士大夫形形色色违背儒家道德的行为更引起了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强烈震荡。朱熹等儒者面对的不似先秦诸子面临的外在“礼崩乐坏”，而是内在的“人心陷溺”，“人欲之私”成为破坏秩序、影响价值与信仰的罪魁祸首。制度改革已是不通，军事防御固然必要，但在宋儒看来，拯救社会的唯一出路是道德重建。即便“私欲”难克，也必须旗帜鲜明地战胜私欲。因而，朱熹等宋儒提出，“胜私欲”是“求仁”的关键③，释“克己”为“胜私欲”，在诠释经典中建立起了旨在改造社会人心的理学体系。
  其二，标的：对抗佛道挑战的外在逼显。
  唐宋以来，佛道日炽。佛道特别是佛教，注重心性建构，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为了在人世昏浊纲纪颓坏的时代，提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政治、社会标准，引导人向上追求，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抗佛家的威胁——佛家有一个形上的世界，而儒家没有。所以北宋诸儒试着提出一个不变的境界作为保证。”①熊十力也认为，“‘形上化’是北宋诸儒建立理学时最重要的事业”②。宋代理学家大都有出入佛老而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面对佛道的挑战与冲击，能“入室操戈”，“整合”佛道思想③，援佛入儒，振兴儒学。他们汲取佛教的心性论，加强儒学统摄人心的作用，汲取佛家的形上世界，生发仁体观念，建立起了一个儒家的形上不变世界。陈来认为，“仁体的观念，至北宋始发，其原因是佛道二氏在本体论、心性论上的建构和影响，使得新儒家即道学（亦称理学）必须明确作出回应，以守护儒家的价值，发展儒学的生命，指点儒学的境界，抵御佛教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佛道二氏使得儒家的仁体论被逼显出来”④。显而易见，儒家仁体观念是佛道二氏本体论建构影响、逼迫的结果。而“仁体”的典型是“克己复礼为仁”之“仁”，即“克去己私”之后实现的“仁”。正如朱熹所言，“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⑤，“克去己私”的结果就是“仁之体”。“仁体”是佛道逼迫的产物，作为“仁体”典型的“克己”，即宋学家的“克己”诠释，必然也是对抗佛道挑战的外在逼显。就宋学家“克己”诠释所具有的特性，我们也能发现佛道逼显的印迹。到宋代，“克己”诠释开始呈现出精妙的心性论和思辨的精致性，具备与“仁体”有关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而这些恰恰对应于佛道二氏拥有的相应特征。至此，宋学“克己”诠释受佛道逼显已显而易见了。
  其三，基石：重义理治学方法的自然呈现。
  宋儒“克己”诠释受其治学方法的影响。宋儒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对于汉唐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激烈抨击。①韩愈评价马融“克己”解、孔安国“复礼”诠释时指出，“孔马得其皮肤，未见其心焉”②。马融、孔安国重文字训诂，顾及更多的是汉字的客观字面意思，不似义理诠释根于心、重视主观思辨、从人的价值立场出发。韩愈的评价可谓道出了宋学家心声。程颐用“外”“内”、“末”“本”来比较考据与义理之学。训诂、考据之学是“外”和“末”，不是圣人之学，不能学，而作为“内”和“本”的义理之学，才有益于身。“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也”。③经以载道，不及“道”的都是糟粕，天下和个人之害均在意欲，治国修己均须损欲，只有如此，才能趋“道”复“天理”。张载从否定方面指出，“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④成仁难已经很久了，原因在于人人有私欲，要成仁须寡欲，“克己”就是要用强健之天德战胜一己之私欲。朱熹进一步强调，“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⑤。宋学重视义理阐发，其“克己”诠释正体现了这一治学特点：宋儒立足义理，从“道”出发，要成仁，必须复“理”，要复“理”，首在克胜私欲，“克己”自然与“胜私欲”紧密相连，因为“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几乎所有理学家都主张的涵养之道，首要是去人欲。而清儒逐字逐词的训诂，自然不会将“己”与“私欲”联系在一起。
  其四，实质：建构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
  宋学家释“克己”为“胜私欲”，将“天理”“人欲”引进“克己复礼”诠释，是建构其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张载提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在人身上体现为人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惟其能克己则为能变”①，通过克己即克制欲望来变化气质，复归于至善的“天地之性”状态。他由此推衍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修养方法，并视“天理”“人欲”互为消长。在此基础上，二程自家体贴出“性即理”，将“天理”与“天地之性”、“人欲”与“气质之性”相等同。朱熹用理气观说性，认为人物之性都是从天禀受而来，天赋予命与万物以性，即“天命之性”，一切现实的人性就是“气质之性”，即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而发生的转化形态。宋代理学家建构的是以心、性、理、气等心性论为中心观念的形而上学，因而，他们需要从形而上的先验存在的角度来诠释“克己复礼为仁”，释“克己”为“胜私欲”，释“仁”为“本心之全德”，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仁”是全德总称，“礼”是天理，要达到“仁”这种高度境界，理学家提倡涵养道德的“复天理”进路。拔掉害仁的人欲，便可回复到本体至善的“天理”境界，实现“仁”。因而，宋儒重视的是个人的成德之教，希望通过挺立个人道德来实现“仁”的终极目标，以“胜私欲”训“克己”是其哲学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隐含着其整个学术体系的基本精神与主张，是其推重个人独善其身的内圣修身之路的体现，更是他们建构“存天理，灭人欲”哲学学术体系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