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汉学与宋学在治学路径与学术重心上各有侧重。汉学远承东汉古文经学，清代考据学是其典型，以章句训诂、考文知音为重点；宋学远袭西汉今文经学④，以宋明儒学为典型，侧重讨论理气性命、辨析义理⑤（本书以宋儒为宋学之代表）。清初以来，关于汉学宋学的争论经常出现，成为一重大学术现象，牵涉广泛。何佑森⑥、黄爱平⑦、戚学民⑧、漆永祥①、张循②等学者对汉宋之争进行了深入研究。“克己”诠释是理解儒学和理清汉学宋学及其论争的一把钥匙。程树德认为，《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为“汉学宋学之争点”③。朱熹在诠释《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时强调指出，求仁之要可于“克己”一言而举。④对“克己”的诠释，从古至今，聚讼纷纭，尤其是汉学宋学形成两大阵营，分野明显。
  宋学家训“克己”为“胜私欲”。宋儒邢昺⑤在《论语注疏》中指出，“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⑥。“克己”就是“胜嗜欲”。程颐认为，“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他由“非礼处”联想到“私意”，认为“仁”之目标的实现，须经“克尽己私”到“复礼”之过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转引程子语，并进一步阐释，“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⑦。“克己”就是“胜私欲”。朱熹将外“私”内“欲”合一为“私欲”，将外在制约、符合规范之“礼”，转到偏重内在克省工夫的“理”，还凭自己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引领学术风气，此后，宋学家释“克己”为“胜私欲”蔚然成风。
  与宋学家不同的是，清代汉学家毛奇龄、凌廷堪、阮元、刘宝楠以及臧用中、陈澧等均训“克己”为“约身”“修身”。毛奇龄指出，“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主张训“克己”为“约己”“抑己”。⑧乾嘉学者凌廷堪认为，“克己”即“修身”，并引《中庸》为证，“‘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动’实兼视、听、言三者，与下文答颜渊‘请问其目’正相合，词意尤明显也”①。扬州学派的重镇巨擘阮元，将上述毛奇龄、凌廷堪以及臧用中等汉学家的“克己”诠释收入《揅经室集》之《论语论仁论》篇中，并明确表示赞同，坚决反对将“克己”释为“胜私欲”。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亦维护汉学立场，还从《后汉书》《邓皇后纪》等史书中列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克己奉公”“宜当克己，以畴四海之心”等训“克己”为“约身”的例证，力证汉学家的诠释确凿无误。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