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向里用力是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原初层面和基本表现，从工夫维度彰显其学术思想；心性追求是中间层面，从核心维度支撑其学术思想；内向超越是顶上层级和目标导向，从本体维度引领其学术思想。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内倾特征。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既受时代背景、个人际遇的影响，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④
  在君主宣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感召下，宋代士人学者怀揣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宏图，跃跃欲试，从庆历新政到熙宁新法，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北宋政治改革一波接一波，都希望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最后却以朝代覆亡为结局。随后，中兴之主宋高宗宣布关闭了全面改革的大门。①历经改革之变和倾覆之痛，宋代士人将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深刻反思王安石之变革及其学术。朱熹认为王安石虽变法适时、设心亦正，但改革汲汲于财利兵刑，对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置之不顾，因而大本不正，先后倒置，名是实非。他还批判王安石学术“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②，忽视内在心性修养，专注于外在的利欲追求，舍本逐末，不曾把握天下国家的根本，导致社会政治领域祸患连连。在王安石政治改革失败、北宋覆亡之后，新儒家正本清源，将学术重心从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宋代儒学也因此而走向内倾③。余英时评价说：“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近世儒家外王一面的体用之学的一大挫折。南宋以下，儒学的重点转到了内圣的一面。”④这是朱熹进行学术思考的时代背景，是朱熹以“胜私欲”释“克己”，坚持“克己之学”，形成学术内倾特色的社会原因。
  朱熹学术重内省、呈内倾，亦受特殊政治环境下其个人遭际之影响。朱熹《答刘季章书》强调：“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里用力，不须向外枉费心神，非唯无益，当此时节，更生患害不可知。”⑤为何“当此时节”“更生患害”？据陈来考证，朱熹此书作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己未（1199）①，“当此时节”即指当时已然开始的“庆元党禁”。身处阴云密布的特殊政治环境之中，朱熹更加主张“收拾身心，向里用力”，这样可以明哲保身，免于政治干扰和祸害。对于特殊遭际下知识分子的此类心态，刘子健有所揭示：“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他们的著述清晰揭示，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从南宋中叶开始，这种观念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思想浪潮，并持续了几个世纪。”②
  唐宋以来，佛道日炽。佛道特别是佛教，注重心性建构，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朱熹有出入佛老而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面对佛道的挑战与冲击，能“入室操戈”，“整合”佛道思想③，汲取佛家的形上世界，生发仁体观念，建立自己的心性哲学。正如朱熹所言，“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④，“克去己私”的结果就是“仁之体”。“仁体”是佛道逼迫的产物，作为实现朱熹“仁体”目标的“克己”及其诠释，必然也受佛道影响。佛道对宋明心性之学的这种挑战，余英时亦特别指出，“宋明儒家的心性讨论，重点无疑是在‘为己’，这是受了道、释两家（尤其是禅宗）的长期挑战而产生的一种反响”⑤。
  就学术风尚而言，随着对佛道认识的深化，宋代儒家士人逐渐注意、谈论和发展心性之学，提出一系列有关人生、宇宙及其意义的终极问题，涉及的领域曾经为佛道所专擅，更为难得的是，儒家士人开始提出一些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太和、性、心等，为儒家心性之学建构了一个强大的、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到南宋，儒学内倾现象逐渐形成，中国转向内在，内在的德性修养被摆在首要位置。①北宋中期，道德性命之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到南宋，朱熹尤重心性修养，认为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心性修养是外王事业的必要条件，外王事业是内在心性修养的自然结果，“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②。在朱熹的大力提倡和发展下，心性主题得到不断讨论、完善，心性论体系逐渐得以建构和健全。朱熹“心性论”思想的渐趋成熟标志着朱子学术内倾特色的形成，其影响所及促进了南宋儒学的内倾发展。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