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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己”诠释来分析，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第二个主要表现是心性追求。
  在《论语集注》“克己”章，朱子诠释“克己”之目时，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了程子《四箴》及相关论说，强调“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①，对此推崇备至，即便在病危临殁之际，还叮嘱杨子直为其书写《四箴》，以祛病思、自我提撕②。《朱子语类》中也多处讨论程子《四箴》。朱熹侧面引证和再诠释程子之“克己”解，一方面，表达了对程子“克己”诠释的肯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克己”诠释观点。透过朱熹对《四箴》说的引证和再诠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朱熹学术上的心性追求和学术内倾特征。
  其一，朱熹对程子“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的心性解读。
  朱熹在引用程子《四箴》之前，先引用了程子对“克己之目”的诠释：“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③“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是程子对“克己之目”的概括性诠释，朱熹从心性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再诠释。
  朱熹指出，“伊川说‘由乎中而应乎外’，是说视听言动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养其中’，却是就视听言动上克去己私做工夫”④；“上句是说视听言动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处”⑤。朱熹围绕“由乎中”和“养其中”之“中”字即“心”字做工夫。在他看来，“由乎中”即“从此心出发”，“心”是出发点，人的视听言动等外在行为是人心的见形处，皆受内心的支配；“养其中”突出的是，从视听言动上克去己私做工夫来“养其心”，使心诚明无欲。视听言动乃身体的作用，而身、欲不离，人的身躯常与欲望相连，与礼相悖，因而要从视听言动上克制自己，涵养自己内在的情志。“养其中”就要战胜私欲，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从而回到全德之本心。如果说，“由乎中”强调“心”是出发点，那么“养其中”则是从工夫的角度，把“心”作为工夫的目标和落脚点。朱熹显然是站在内在的心的角度对“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进行再诠释的。
  有人问：“‘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克己工夫从内面做去，反说‘制于外’，如何？”朱熹答：“制却在内。”①这一问答非常简洁，但其中蕴涵了朱熹丰富的学术内倾思想。克己工夫应从内面做去，为什么程子却说“制于外”？朱熹认为：“至‘蔽交于前’，方有非礼而视；故‘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则克己而复礼也。如是工夫无间断，则久而自从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诚矣’”②；“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会自然！也须着禁制始得。到养得熟后，便私意自渐渐消磨去矣”③。在朱熹看来，外在物欲“蔽交于前”，“非礼而视”导致本心不明，须制之于外，以安宁内心；克己工夫之初，必须在视听言动上加以禁制，禁制工夫到一定程度后，内在私欲便会自动消磨。“制于外”只是克己初始阶段的着力点，其目标和归宿还是在内，即“制却在内”。“克己”之旨归是“为仁”。朱熹认为，“仁”即“本心之全德”，克除内在“私欲”，就是为了回归人本有之“全德”，实现“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④。对外在视听言动的禁制，目的和任务都在于追求人内在德性的完成，即“养其中”，而不是外在的社会人伦规范。这就是“制却在内”的原因所在。
  其二，朱熹对程子《四箴》的心性诠释。
  在《四箴》中，朱熹关注《视箴》《听箴》较多。他强调，“四者惟视为切，所以先言视；而《视箴》之说，尤重于听也”①。朱熹对《视箴》《听箴》的心性诠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视箴》说心，《听箴》说性，二者均是说心性。有人问：“《视箴》何以特说心？《听箴》何以特说性？”朱熹答曰：“互换说，也得。然谚云：‘开眼便错。’视所以就心上说。‘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这里，却因杂得外面言语来诱化，听所以就理上说。”②从文本来看，《视箴》说心、《听箴》说性之问，源自程子《视箴》起头语“心兮本虚，应物无迹”之首字、《听箴》起头语“人有秉彝，本乎天性”之末字。朱熹认为，《视箴》既说心亦说性，《听箴》既说性亦说心，二者可以互换，说的均是心性，有如修辞中的互文。同时，朱熹还指出，“人有秉彝，本乎天性”是就本来好的性理而说。“听是听得外面底来，所以云‘闲邪存诚’。”③在他看来，要“非礼勿听”以“闲邪”，如此才能留存内心的“诚”。
  其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以是否动心作为评判标准。朱熹强调，若心不动，非礼的外物即使进入视野和耳域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会遮蔽“心”，是否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以是否动心作为评判标准。贺孙问：“视听之间，或明知其不当视，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当听，而自接乎耳，这将如何？”朱熹答曰：“视与看见不同，听与闻不同。如非礼之色，若过目便过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视之之心；非礼之声，若入耳也过了，只自家不可有要听之之心。然这般所在也难。”④在朱熹看来，视不同于见，若非礼之色，看过即了，没有要视之心，仍为“勿视”；听不同闻，若非礼之声，入耳即了，没有要听之心，仍为“勿听”。可见，是否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评判标准不在于视、听这一行为，而在于是否有要视之、要听之之心，心是评判标准。
  对于自接于目之色应视而不见，对于自接于耳之声应听而不闻，但要具备这种工夫很难。
  再次，“视”为操心之准则。“视”之外在行为与内在心志相伴相随。朱熹以谚语“开眼便错”为例证进行讨论。“开眼”之视，伴随着“错”，而“错”是心的是非判断，可见目动心随，“视”显然跟心有关。“人之视听言动，视最在先，为操心之准则。”①朱熹用这句话诠释和评价程颐《视箴》“操之有要，视为之则”。人之视最在先，人之视域一旦接触到非礼的不当视者，若不能视而不见，屏住诱惑，就会主动萌发视之念头，非礼而视，因此，朱熹把“视”作为操心之准则。朱熹针对程颐《视箴》“蔽交于前，其中则迁”诠释指出，“视是将这里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内’”②。在他看来，物欲之蔽接于眼前，心体逐之，迁移于外，因而要制之于外，杜绝诱惑，安养内心。朱熹还强调需持久地做这种工夫，才能心诚：“至‘蔽交于前’，方有非礼而视；故‘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则克己而复礼也。如是工夫无间断，则久而自从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诚矣’。”③
  朱熹对《言箴》的诠释亦是从心性的角度展开的。朱熹指出：“如言箴说许多，也是人口上有许多病痛。从头起，至‘吉凶荣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谨；‘伤易则诞’，至‘出悖来违’，是当谨于接物间，都说得周备。”④在朱熹看来，《言箴》涉及身上谨和谨于接物间等工夫。那么这种工夫与心有何关系呢？朱熹强调，“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四句，“是就身上最紧要处须是不躁妄，方始静专。才不静专，自家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⑤朱熹在这里突出了身上谨与心之关系：言为心声，慎其言，谨于身，不轻躁、虚妄，内心才能宁静专注，若心不静专，心亦不能主宰，也无法接物。可见，朱熹谨守向里的克己工夫，认为“谨于身”是以实现内心静专为目标的。
  朱熹从身与心两个方面解释《动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此是动之于心；‘志士励行，守之于为’，此是动之于身。”①即便诠释《动箴》，朱子也不只是限于外在躯体上的行动，还突出内在的心的思考，并对心之“思”与身之“为”两种“动”进行了精细的区别。“思是动之微，为是动之著。这个是该动之精粗。为处动，思处亦动；思是动于内，为是动于外。”②在他看来，思与为的第一个区别是微妙与显著之别；第二个区别是内外之别。通过这种区别，朱熹将“心动”与“行动”相连并举，破除了一般只视“行动”为“动”的局限，突出了内在“心思”之动。
  综上所述，朱熹对程子克己《四箴》说的诠释，皆围绕着“心”和“性”，体现出明显的内倾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