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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己”诠释来分析，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主要表现在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等三个方面，基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克己复礼”章的诠释文本，我们分别从朱熹的正面阐发、侧面引证、总评价等三个方面来论述。先分析其向里用力。
  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之向里用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就正面而言，朱熹主张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就反面而言，朱熹反对驰骛于外；就解经方法而言，朱熹主张求义理反训诂。
  其一，朱熹主张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问仁”章正面指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在朱熹看来，“克己”是“胜私欲”，而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对此，我们可以从朱熹用以释“己”之“私欲”的具体内容来逐一分析。用以释“己”的“私欲”究竟涉及哪些具体内容呢？朱熹与学生对此有问答：“‘克己之私有三：气禀、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哪个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里。然非礼勿视听言动，则耳目口鼻之欲较多。’”①朱熹认为，“克己之私”涉及气禀之私、耳目口鼻之欲以及人我之私等内容。②克制这些“私欲”需要用向里用力的工夫来对治。
  所谓气禀之私，还得从气禀说起。朱熹认为，“人之气禀有清浊偏正之殊”，“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孝”。③气禀有清浊偏正之分，人因禀受不同而有贤愚之别。“气禀之私”自然指气之浊、偏、恶。朱熹认为，这种浊、偏、恶之气是负面的，是需要“克”的对象。如若不“克”，为害不小，常导致心智昏暗，不能自明，“天命之本然”不得彰显。因而，朱熹强调，“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④，而对于这种内在的“气禀之私”来说，“克”的工夫只能是向里用力了。
  朱熹所谓的耳目口鼻之欲，并不是指人正常的生理欲望。“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⑤，这是朱熹常常说起的。人之所不能无的必须的生理欲望，不在朱熹“克”之范围。“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①朱熹强调所要克制的是“多而不节”的欲望，这种欲望容易使人丧失本心。针对这种“失其本心”的耳目口鼻之欲，“克”的工夫自然也只能向心、向内。
  朱熹所谓的“人我之私”特指“人惟有我之私”。朱熹直接释“我”为“私己”②，认为“我”与“私意”息息相关，是消极的需要去除的对象。“我，私意成就”；“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③这些都是“我”之“私意”表现。这种“有我”，以自己为中心，自以为是，危害极大，需要力加克治。“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④董仲舒也讲“人我”，只是他视“人”为外，“我”为内，推崇内外并举之克治工夫，即“内治反理以正身”“外治推恩以广施”⑤。迥于董仲舒的是，针对“人我之私”这种对象，朱熹的“克”之工夫，是向内的，专注于个体之“我”“己”的修养，由“克己”而“成己”而“无我”，以图实现个体精神修养的内在完善和超越。
  总之，朱熹所说的气禀之私、耳目口鼻之欲、人我之私等三个方面，事实上都是需要向里用力的内容，这些很难从外界实践、社会活动中达成。正如朱熹所强调的：“答颜子处是就心上说工夫”⑥；“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与他人殊不相干，紧紧闭门，自就身上子细体认，觉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说得大段分晓。……己私是自家身上事，与物未相干在”⑦。
  从朱熹与士大夫们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向里用力的内倾取向。他不断勉励士子们收拾身心，向内修养心性。《答何叔京》明确提出，“‘制之于外所以养其中’，方是说下工夫处”①，强调“养其中”、提高内圣修养的工夫（乾道六年，1170年，41岁）；《答李伯谏》称颂李伯谏“从事心性之本，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之说”，誉其“示喻及从事心性之本，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之说，此意甚善”②（乾道六年，1170年，41岁）；《答张敬夫（十二月）》表达忧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③（淳熙二年，1175年，46岁）；《答吕伯恭》认为，当预防“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④（淳熙三年，1176年，47岁）；《答陈超宗》提出勉励，“更向里用心，将此等向外装点安排底心一切扫去，久久或有长进耳”⑤（淳熙十四年，1187年，58岁）；《答吴斗南》提出奉劝，“收拾身心，向里作些功夫”⑥（绍熙二年，1191年，62岁）；《答刘季章书》提醒诉冤于朝者，“收拾身心，向里用力，不须向外枉费心神”⑦庆元五年，1199年，70岁）等。⑧
  其二，朱熹反对驰骛于外。
  朱熹治学，整体上主张向里用力，斥驰骛于外。据李清馥记载，“先生（朱熹）还自浙东，见其士习驰骛于外，每语学者且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学之误以为舍六经、语、孟而尊史迁①，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②。看到驰骛于外的士习，朱熹深斥士大夫在取舍方面的三大不当。时人舍弃的圣贤经典、穷理尽性、治心修身，恰恰是朱熹看重的，均与克己求仁、内在心性紧密相关；时人尊崇、关注、追求的诸如《史记》、世变、事功，恰恰是朱熹反对和排斥的，是“所学之误”和“心术之害”。
  李清馥所载史实的背景实为朱熹与浙学吕祖谦后学的学术交锋，朱熹批评的乃吕祖谦后学吕祖俭等人。吕祖谦死后，其后学纷纷趋时徇势、驰骛功名，朱熹颇为忧虑，与吕祖俭就陆学多次展开论辩。朱熹认为吕祖俭等吕祖谦后学错在不能以向内的尊德性、求放心为本，却以向外的通古今、考世变为重，而陆学的尊德性、收敛身心正是救治浙学向外驰骛功利的良药。由此可见，与浙学诉诸事功、追逐名利、驰骛于外不同的是，朱熹学术重在向里用力，甚至把社会问题诉诸内在心性修养，期待以个人修养为本位的道德救世。
  为何要反对驰骛于外？朱熹在往来书信中对驰骛于外的危害常有论述。首先，“向外”耽误了内省。“恐太拽出精神向外，减却内省工夫。”③其次，一味“向外”，难以平“血气”、弭“私欲”。“窃恐有一向外驰之病也，如此用力，略无虚间意思、省察工夫，血气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耳。”④此外，“向外”不仅不能达成读书治心的本旨，反而迷惑心志。“读书为学，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向外奔驰，不得休息，以至于反为之害，是岂不为迷惑之甚乎。”⑤既然“向外”有害无益，朱熹于是倡导要向里用力，应“收拾身心，向里用力，不须向外枉费心神”①，“更向里用心，将此等向外装点安排底心一切扫去，久久或有长进耳”②，“却且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③；同时，还“从事心性之本，以求变化气质之功”④，通过收拾身心、向里用心、以心性为本，以求有长进，工夫有所至，从而变化气质，提高内圣修养。
  其三，向里解经，反训诂求义理，明道德性命之归。
  在诠释路数上，朱熹采取了向里的义理解经，以此传达内在思想、主观期许和价值判断，阐明道德性命之旨归，反对停留在文字训诂。
  朱熹认为，以章句训诂的路数解经，一方面，注解与经文容易两张皮，显得支离破碎。“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⑤训诂解经只是“推衍文义”“屋下架屋”，注与经未能有机融合，毫无趣味，即使是文字之间，也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训诂解经不求圣人之意，难明性命道德之旨归，导致圣学不传。“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⑥解经的关键应该是帮助读懂文字背后圣贤要传达的意图，而儒者只知道章句训诂，不知道探求经典深意，对此，朱熹是坚决反对的。
  北宋二程认为，训诂考据使人“求于外”“求于末”，不是“圣人之学”。“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①“以文（指文献）为主”“考详略、采同异”等训诂考据之学，不能使人“求于内”“求于本”，因而无益于身，不能学。作为二程学术思想的继承者，朱熹完全认可这一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所论为学，则考证已是末流，况此又考证之末流，恐自此不须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②。章句训诂考证是学术“末流”，学者没有必要“留意”，我们应该“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朱熹“克己”诠释正体现了这一治学特点，达成了这一治学宗旨。正如吴震所言：“与汉代经学家注重字意而忽略义理这一诠释路数不同，当宋代理学家将‘克己’解释成‘克去己私’的时候，其中已经注入了某种价值判断。”③朱熹释“己”为己私，视“己”为私欲的根源所在，是应当被克胜和否定的消极的存在对象。这种诠释思路不再囿于字面训诂所获之事实判断，而是体现出朱熹身为理学家的主观思辨和价值理念。朱熹立足于内在义理，以培养“性命道德”之内圣修养为主旨，体现其“克己复礼”诠释的独到之处：欲成仁，须复“理”，要复“理”，须“战胜私欲”，“克己”自然与“胜私欲”紧密相连。朱子之“克己”诠释，从治学方法及其目标上自然演绎出内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