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汉代开始，以《论语》“克己”为核心的诠释甚多，歧解纷纭，争端蜂起，根据第二章的梳理，可概括为五类。一是训“克己”为“胜己之私”。西汉扬雄开此训之先河，魏王肃、隋刘炫、宋邢昺以及程颐、张载、范祖禹、陈祥道、胡安国、张栻等是这一诠释脉络的代表。二是训“克己”为“约身”“治己”“修己”。汉代马融训为“约身”，南朝梁皇侃训为“约俭己身”，宋代叶适训为“治己”，明末邹守益、王龙溪训为“修己”。清代刘宝楠、陈澧、阮元、毛奇龄、凌廷堪以及今人钱穆、杨伯峻、李泽厚亦持此解。三是训“克己”为“能己”。汉代孔安国、宋代杨简、明代胡直、罗汝芳、清人俞樾等是此诠释脉络的代表人物。四是训“克己”为“责己”。东晋范宁、清儒臧用中、黄式三均主张这一诠释。五是释“克己”为“任身”“以己身肩任”。清代洪震煊、惠栋、江声等是这一诠释的代表。
  “克己”上述五类诠释的前四类，在朱熹之前均已提出，且承接有序，流播不断，各自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脉络。朱熹没有选择马融“约身”、孔安国“能己”、范宁“责己”，而是承袭扬雄“胜己之私”，并别出心裁，释《论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这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清代乾嘉时期的这场汉学、宋学学术争议围绕宋代朱熹的“克己”诠释而进行，一方面透显出朱熹“克己”诠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朱熹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朱熹之“克己”诠释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继承扬雄之诠释脉络，吸取魏王肃、隋刘炫、宋邢昺以及程颐等前人的诠释成果而形成。其诠释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斟酌的，受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影响，是建构其理学体系的需要。①
  朱熹十分重视“克己”，晚年视“克己”为一枝独秀，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程子“克己”《四箴》。在他看来，圣人之言是天理的表达，“克己”乃圣人孔子答亚圣颜渊之问，朱熹对此自然非常重视。在诠释“克己”时，他引入理学诸概念，从正面对“克己”做了理学化的诠释，以“身之私欲”释“己”、以“胜”训“克”，增加了涵括外在形躯意义的“身”和表达内在意念的“欲”，并以“身”限定“私欲”，在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的基础上，巩固和突出了“克己”诠释之内在意涵，他同时还引用程子《四箴》，从侧面进行了论证和强化。朱熹终其一生诠释经典，数十年字斟句酌，并借此不断完善和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经典诠释和学术建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那么，透过朱熹侧重内在意涵的“克己”诠释，我们是否可以梳理、概括出其学术内倾特征？如果能够，那么这种学术内倾特征具体表现何在？成因何在？下文拟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克己复礼”章诠释为基本线索，结合朱熹的其他著作文本材料，从“克己”诠释来探讨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表现和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