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梳理完朱熹论“克己”与“复礼”、“克己复礼”与“为仁”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考察其仁礼关系。前文已指出，关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关系的讨论历来十分热烈，⑤主要有四类，一是仁先礼后说，二是礼先仁后说，三是仁礼统一说，四是仁礼分疏说。这些讨论主要是以单一的模式和理路来诠释仁礼关系，事实上，仁礼关系始终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单一模式和理路很难全面概括仁礼关系涉及和蕴含的全部意义。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关系的论述即颇具代表性和启示性。出于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和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远远不同于孔子的理解，他试图从多重维度来诠释和呈现“克己复礼为仁”中仁礼关系的复杂性，具体来看，可概括为仁礼相通、仁包含礼等多层意涵。
  其一，仁礼相通：为性为理兼体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仁礼相通之关系，我们不妨在前文对朱熹“复礼”“为仁”诠释的已有讨论之基础上，再对照比较《论语集注》中“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诠释。朱熹《论语集注》释“克己复礼为仁”之“礼”“仁”分别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仁者，本心之全德”①。这两个诠释皆以“者”字来表示定义和停顿，具有相同的句式特征，而且在内涵上两者也有诸多相通之处。
  不难发现，朱熹释“礼”，一端伸向形而上的本体“天理”，释“礼”为“天理”、为“体”“性”；一端指向形而下的“节文”，释“礼”为“节文”、为用。在朱熹看来，“礼”本身兼备体用，释“礼”为“天理”，突出的是“礼”的本体性，视“礼”为合当底；释“礼”为“节文”，突出的是“礼”之践履、“礼”之下学工夫。张载释“礼”兼体用，二程释“礼”侧重理与礼的关系，朱熹释“礼”亦兼亦分，融通和发展了张载、二程的“礼”之诠释。
  朱熹释“仁”，一端指向“本心”，另一端指向“全德”，以“本心”修饰“全德”，释“仁”之“德”兼性情、体用。在朱熹看来，“仁”本身兼备体用，释“仁”为“本心”突出的是“仁”的本体性，释“仁”为“全德”，突出“仁”是包四德、包四端之“性情之德”“有体有用之德”，突出的是“仁”兼具众德、包容遍覆、纯粹无私、同于天理。孟子释“仁”兼体用，二程释“仁”分别体用，朱熹释“仁”亦分亦兼，融通并发展了孟子、二程的“仁”之诠释。
  通过上述仁礼诠释对照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朱熹的仁礼相通思想。
  首先，仁礼皆为性。朱熹释“仁”为性、释“礼”为性，而且还常常并提并释“仁义礼智”为“性”。“仁是性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①“在人，仁义礼智，性也。”②“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③“仁义礼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炉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时，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昼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万叶，千条万绪，都是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许多般样。”④在朱熹看来，仁、礼与义、智一样，自天生成人，本来便有，不是从外部给予的，仁、礼皆是天生、本有的四件之一，仁义礼智就好比火炉之四角、天之四时、地之四方、日之昼夜昏旦。
  其次，仁礼皆为理。朱熹释“仁”为“理”、释“礼”为“理”，释“仁”“礼”等性之德目与宇宙的终极本体“理”等同。“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无所为而然者。”⑤“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⑥“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⑦在朱熹看来，仁礼均是天然本有之理。
  此外，仁礼皆兼体用。“天理”是体，“节文”是用，用以释“礼”的“天理之节文”兼具体用；“全德”兼体用，用以释“仁”的“本心之全德”兼具体用。
  朱熹主张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继承和发展。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①可见，程颢释礼同于仁，遗憾的是，这里对仁礼关系只做了隐含的表述。相比之下，程颐的诠释则更为清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②程颐明确交代仁与礼没有什么不同，仁就是礼。有人曾问及程颐为何以“克己复礼”为“仁”，他回答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③程颐的这一回答显然反映出其仁礼同一的主张。朱熹并不是盲目地遵循二程之诠。即便对于“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这一句话的理解，朱熹亦有所发展。《论语或问》指出，该句话意为“言能复于礼，则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与礼为一物也”④。《朱子语类》指出，“一于礼之谓仁。只是仁在内，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复礼乃见仁。仁、礼非是二物”⑤。朱熹从两个角度深度诠释仁与礼“非为一物”“非是二物”，就工夫论而言，“复礼”工夫到，“仁”心自存，正所谓德盛仁熟，工夫至、自然成；就性情观而言，在内的仁，容易被私欲这一层外膜遮蔽，克去己私，自然能复礼见仁。可见，朱熹释仁礼相通是对二程诠释的反复思考和发展。
  其二，仁包含礼：为大为先为“骨子”。
  朱熹虽常并提仁、义、礼、智四者，视这四者相通，但在这四者之中，他又特别重视仁，视仁大于礼，仁先于礼、主导礼，仁包含礼。
  首先，仁大于礼。“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⑥就范围而言，朱熹认为，仁为大，包含仁义礼智四德。《仁说》言：“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①朱熹认为，心有四德，仁无不包，是至大的。《朱子语类》载：“‘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②；“便是包四者”③；“仁专言‘心之德’，所统又大”④。朱熹从“专言”“偏言”的角度强调，仁是“专言”，“所统又大”，包含礼等四者。
  朱熹《克斋记》言：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⑤
  在朱熹看来，“仁”是用来命名无所不备的“性情之德”的，是天地生物之心，未发之前，它统包仁、义、礼、智四德，已发之际，它显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仁自然包含礼。
  其次，仁先于礼。“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⑥朱熹指出：“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⑦这里释“仁”为“左手”，手在足之先，左在右之先，突出“仁”为先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朱子所说的“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先。显然，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因为在孔子那里，虽然“礼”是历史上西周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即时间上在先），但已居于次要地位，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所提倡的“仁”（即逻辑上在先的）。
  再次，仁是“骨子”。《朱子语类》载：“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他那骨子”①；“理者物之体，仁者事之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仁则不可行”②。朱熹强调仁是“始”，是体，是“骨子”，礼离不开仁，离开仁，则“礼仪”“威仪”均不可行。针对此言，钱穆指出，“仁见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上，此乃体见于用上，犹如骨在里不可见，所见是外面皮肉也。然非理则事不成，非仁则礼不立，非体则用不有，犹之非骨则皮肉无所依附也”③。“骨子”是皮肉的依靠，仁是礼的主心骨。从程颢的相关表述中，我们能更明白地理解这一点。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④；“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⑤。程颢从“万物之生意”的角度，强调仁具有“元者善之长”之特别重要的地位，仁是头，“仁义礼智”是手足，作为大脑之仁主导着作为手足之礼，仁主导礼。
  朱熹《仁说》言：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⑥
  朱熹认为，在天地之心的四德元亨利贞之中，元无不统，相仿，在人心之四德仁义礼智之中，仁无不统，发用之时，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四情，就如春夏秋冬四季之序，春生之气贯通其间，无所不通。由“元”统“元亨利贞”四德、“春生之气”通“春夏秋冬”，可以比附推言仁统包“仁义礼智”四德，“恻隐之心”贯通“爱恭宜别”之情。
  朱子关于仁包含礼的思想无疑是对程颐以“专言则包四者”释“仁”、释“仁”为“全体”、“仁包含礼”之诠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程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①这里强调“仁”是全体，“仁义礼智信”是性，“仁”这个全体包含“仁义礼智”四者。可见，在二程看来，仁不同于礼，包含礼。较之二程，朱熹提出了“全德”概念以代替二程的“全体”概念，并进而发展提出“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学诠释体系，比二程单纯以“全体”释“仁”，显得更为精致、严密和丰富。可以说，朱子对“仁”是全德的这种理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充实。蔡仁厚先生与陈荣捷先生都曾指出，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整体的、普遍的德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种全德。②
  1195年，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③
  朱熹直接引用程颐“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又以春夏秋冬同出乎春为比附，强调春夏秋冬为春之生、长、成、藏，强调仁贯通仁、义、礼、智四性，强调仁礼义智分别为仁之本体、节文、断制、分别。从仁这一贯通仁、义、礼、智之义，不难理解朱熹释仁包含礼的真正意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从多重维度来诠释仁礼关系，各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联？有矛盾吗？朱熹是怎么解决这种矛盾的？就“仁礼相通”“仁包含礼”这两者来说，朱熹是通过“理一分殊”理论来建立这种关联并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朱熹认为，仁是“理一”，仁义礼智是“分殊之理”，作为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为先、为大、为生意贯通，因而包了四德，“仁包含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