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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即以工夫指示仁；释“仁”为天生固有的、为性、为理、为本心之全德。朱熹释“仁”为“本心之全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释“仁”为“本心”，另一方面又释“仁”为“全德”。释“仁”为“全德”亦包括“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等两个方面的意涵。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相互作用，有其深刻的理学根源。
  其一，（性情）未发已发。
  朱熹早年受胡宏等湖南学者的影响，主张“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不同于《中庸》从情感发作的前后定义未发已发。己丑之悟后，朱熹主要从两个方面理解“未发”“已发”的意涵，一是指心的未发已发，一是指性情的未发已发。前者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后者则是与体用相同的、不同层次的概念。①对于前者，朱熹在《已发未发说》（作于1169年②）一文中，就思虑“未萌”“已萌”两种状态而有所涉及③；对于后者，朱熹在乾道五年（1169）己丑之悟时还不十分明确，从乾道六年到八年（1170—1172）才日益明确④。朱熹多将后者用于“心性论”中，用以指性与情的体用关系，它是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的重要理学根源。
  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答何叔京十八》书中曰：“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⑤朱熹认为，性情的分别只在未发已发的不同，应用“未发已发”来分辨“性情”。他于《太极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⑥在朱熹看来，性情的未发已发是就性和情的关系而言，“性对情言”⑦，“性”是“情之未发者”，“情”是“性之已发者”，“未发”为“性”，“已发”为“情”。那么，朱熹是怎样用“（性情）未发已发”思想来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的呢？
  下面先讨论朱熹是怎样把“（性情）未发已发”思想贯通到“本心之全德”诠释中的。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仁”为“本心之全德”，其中含有用“（性情）未发已发”诠释“仁”之深刻意涵。
  朱熹用来释“仁”的“本心”，是“道心”“本然之心”“先天本有之心”“最初良善之心”“道德之心”，从（性情）未发已发的角度来看，是未发之性。“性为天理，即所谓道心也。”①就其理学话语体系而言，未发之性亦即“天理”。
  朱熹释“仁”为“全德”亦是以“（性情）未发已发”思想为理学根源的。朱熹认为，从“（性）未发”的角度来看，仁与义、礼、智皆为性，为性之德，仁包“仁义礼智”四德，是全德；从“（情）已发”的角度来看，“恻隐之心”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是全德；从“仁”备“性情之德”，即仁既含“未发”之“性之德”，亦含“已发”之“情之德”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亦可窥见“仁”为“全德”之“全”的意涵。在此，我们不妨结合朱熹《克斋记》和《仁说》等文本材料来进行考察。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克斋记》中说：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②
  由此可见，朱熹释“仁”为“全德”有三层意涵。一是从“（性情）未发已发”来看，“仁”包括“未发”之“性之德”，又包括“已发”之“情”之德，备“性情之德”，是“全德”。①二是从“情之未发，性也”的角度看，朱熹言“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释“仁、义、礼、智”为“性”，为“四德”，为“性之德”，强调“仁”这一“性之德”统“仁、义、礼、智”四德，“仁包四德”，是全德。三是从“性之已发者，情也”的角度看，朱熹言“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为“四端”，强调“恻隐之心”这一“仁之端”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恻隐之心包四端”，是全德。
  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仁说》一文中亦有近似的表达：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②
  朱熹同样用“（性情）未发已发”诠释“仁”之“全德”义，强调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而仁无不包；发用则为爱恭宜别之情，恻隐之心无不贯通。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朱熹是怎样运用“（性情）未发已发”思想来整体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的。
  一方面，朱熹用“（性情）未发已发”诠释仁和爱。早在二程就说：“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③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这一说法，从情的角度，视“爱”与“恻隐”等同，用“（性情）未发已发”诠释仁和爱。《朱子语类》载：“仁之得名，只专在未发上。恻隐便是已发，却是相对言之”①；“恻隐，爱也，仁之端也”②；“仁是未发，爱是已发”③；“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④。在朱熹看来，仁是未发，爱（恻隐、情）是已发，两者是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朱熹用互为未发已发的性情关系对应诠释仁、爱互为未发已发的关系。朱熹指出：“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⑤程颐谷种之说为“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⑥。可见，朱熹从未发之性的角度视“仁”为“心之德”。而正如性是情之未发、情是性之已发一样，朱熹释“仁”为未发之爱，释“爱”为已发之仁，借“（性情）未发已发”道出了仁、爱互为未发已发之关系。
  乾道八年（1172），朱熹与张栻论仁第一书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
  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却于已发见处方下“爱”字，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与义、礼、智均为发见，则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也。⑦
  朱熹认为，根于心的仁义礼智四德是未发的“性之德”，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四端是已发的可见本的“性之发”、是爱。换言之，从“未发”的角度看，“仁”与“义、礼、智”一样，是“性之德”；从“已发”的角度看，“不忍之心”即“恻隐之心”，为“仁”性之已发，不同于未发之仁、义、礼、智等“性之德”。
  其二，心统性情。
  朱熹释“仁”为“本心之全德”不仅以“（性情）未发已发”为理学根源，亦由此而以“心统性情”为其理学根源。
  乾道五年（1169）己丑之悟后，朱熹在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张载思想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心统性情”思想。
  乾道六年（1170），朱熹于《答张敬夫问目》中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子思之为此言，欲学者于此识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与？”①朱熹认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心”“妙性情之德”。“妙”即主宰，可见，此时朱熹已基本形成“心统性情”的思想。
  朱熹《太极说》言：“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②这里同样以“未发已发”分辨性、情，指出“心”“妙性情之德”，坚持“心统性情”思想。
  《朱子语类》从“（性情）未发已发”的角度明确地提出并解释了“心统性情”：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③朱熹认为，心统摄了未动之性和已动之情，包得未动已动，包得性情。这比“心”“妙性情之德”的提法更为明确、准确。
  《朱子语类》还记载了朱熹与弟子关于“心统性情”的问答：
  问“心统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义礼智是性也，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则见得心可以统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动静，静者性也，动者情也。”①
  心为什么能统性情？朱熹认为，一者，性情是体用，皆出于心，心是其主宰；二者，作为性的仁义礼智，皆根于心；三者，作为情的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心所本有；四者，性是静，情是动，心中自有动静；所以，心能统之。
  难为可贵的是，朱熹以“心统性情”思想诠释“仁”。乾道六年（1170），其于《元亨利贞说》中言：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②
  在这里，朱熹用“心统性情”思想诠释“仁”。仁义礼智对应元亨利贞，为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对应生长收藏，为情；心主性情，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以元亨利贞而生长收藏，以仁义礼智而爱恶让知，就是心。
  朱熹还明确指出，“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③。朱熹强调心主宰性和情，并由此释“仁”为“性”，释“恻隐”为“情”，突出“恻隐”是“爱”、是“仁之端”。
  又《朱子语类》载：
  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①
  通过批判胡宏的“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肯定张载“心统性情”说，朱熹释“仁”为“性”，释“恻隐”为“情”，认为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之言是“情上见得心”，“仁义礼智根于心”是性上见得心，心包纳性、情，性、情皆从心。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以“心统性情”释“仁”，亦影响了张栻的仁说思想。张栻在乾道八年（1172）写成《仁说》后，寄朱熹讨论。为此，朱熹撰写《答钦夫仁说》回复，开篇说：“《仁说》明白简当，非浅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贯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对心。”②他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从“心统性情”的角度，指出张栻存在只言性而不及情、更不言心贯性情的弊端。张栻后来虚心接纳了朱熹的建议，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栻《仁说》中增入了这一内容：
  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能（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③
  在此，张栻与朱熹如出一辙，用“心统性情”释“仁”，释“仁”为性，为四德之长，兼能（包）仁义礼智四者，释“恻隐”为情，恻隐贯通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四端，心之道主性情。
  其三，理气观。
  理气观是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重要理学根源，朱熹“为仁”诠释受其理气观的影响。
  朱熹如是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①在这里，仁既是“温和冲粹之气”，又是“天地生物之心”，而“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②，仁是理气的结合体。
  《朱子语类》载：
  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③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④
  朱熹认为，无迹的理，难见，不可见，可由易见的气观之；仁则兼摄理气，是理气之会通而合一。仁既是气：浑然温和之气、天地阳春之气，又是理：天地生物之心。正因如此，钱穆称朱熹“以仁字释理气”⑤；陈来强调，“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⑥
  从理气关系来看，“有是理，便有是气”，“理未尝离乎气”，“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⑦理气不离，由气可见理，理存于气。
  理气关系可同位推演到仁爱关系，由气见理与由爱见仁亦相通。“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⑧由有形影之爱可见无形影之仁。“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①，“理难见，气易见”②。由有形之气可见无迹之理。前后乃同位推演。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又用“气”来诠释“爱”。《朱子语类》载：
  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尽无一物，只留得这一个物事，他也自爱。如云均受此气，均得此理，所以须用爱，也未说得这里在。此又是说后来事。此理之爱，如春之温，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着底自然热，不是使他热也。③
  朱熹认为，气流行不息，自然生出爱，仁之理所发的爱，如春天的温暖，天生自然。可见，朱熹把爱作为气不息流行的自然结果。陈来指出，朱熹“把气作为仁体的实体，把生生和爱都看做是气的不息流行的自然结果，这一宇宙观是宋代哲学仁体论的一个重要形态”④。
  正因为朱熹以理气观论仁，把作为仁之用的“爱”诠释为气不息流行的结果，把二元分疏的“理气”体现为一元总体的“仁”，所以陈来对朱熹仁学给予高度评价：“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⑤
  其四，体用一源。
  “体用一源”思想不仅是朱熹“复礼”诠释的理学根源，也是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理学根源。只是“复礼”和“（克己复礼）为仁”之具体对象不同，因而具体分析起来亦有分别。
  前文“朱熹‘复礼’诠释的理学根源”一节，已具体阐述朱熹“体用一源”思想。朱熹在肯定体用“一源与无间”的同时，特别强调体用之分、“体用自殊”：“然体用自殊，不可不辨，但当识其所谓一源者耳。”⑥朱熹认为，体用之别、体用不只是“一物”，是说“一源”“无间”的前提。朱熹为何要一边突出体用之同，一边还要特别强调体用之别？他是如何将这一思想贯通在“仁”之诠释中的呢？
  朱熹曾从体用的角度评价孟子和程子的“仁”之诠释。《朱子语类》载：
  心者，兼体、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恻隐是情。”若孟子，便只说心。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①
  朱熹认为，孟子说“心者，兼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仁”；程子说“仁是性，恻隐是情”，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仁”。
  从体、用的角度，朱熹本人又是怎么释“仁”的呢？钱穆评价说：“程子分别体用而言，孟子兼体用而言。朱子之说，亦分亦兼。”②钱穆的评价是否中肯？《朱子语类》载：
  以“心之德”而专言之，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以“爱之理”而偏言之，则仁便是体，恻隐是用。③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为仁之本”之“仁”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④。在这里，朱熹指出其“心之德”释义同于孟子言心，是兼未发之体、已发之用来释“仁”；其“爱之理”释义，突出仁是体、爱（恻隐）是用，同于程子言“仁是性，恻隐是情”，是分别体、用而言。
  那么，朱熹这种亦分亦兼具体是如何呈现的呢？下面从分、合、亦分亦兼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朱熹“体用一源”思想在“克己复礼为仁”之“仁”诠释中的应用。
  首先，分体用释仁，仁爱有别。
  朱熹用理学“体用一源”思想释仁，乃区分体用和性情、仁爱：“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①；“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②。性情体用各有分别，性情相为体用，而性情又对应仁爱，朱熹由此释仁，道出仁与爱（恻隐）之别。绍熙元年（1190），朱熹于《答方宾王》书中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③可见，仁是性、是体；恻隐（爱）是情、是用，仁爱有别。
  《朱子语类》载：
  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④
  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⑤
  朱熹指出，仁是性，恻隐是情，“恻隐之心，仁之端”是情上见心，“仁义礼智根于心”是性上见心，性是体、情是用，仁是体、爱是用。朱熹用体、用之分突出性、情之别和仁、爱（恻隐）之别。朱熹又由性、情皆从“心”，在体现体、用不同的同时，点出体用之同于“一源”。
  乾道八年（1172），朱熹于《答张钦夫论仁说》中言：
  下章又云：“若专以爱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遗其体，言其情而略其性，则其察之亦不审矣。”盖所谓爱之理者，是乃指其体性而言，且见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与所谓遗体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请更详之。①
  朱熹认为，仁爱有别，不可以爱命仁，否则是指用而遗体、言情而略性，当然，性情、体用虽然各有所主，但是不相离。
  总的来说，虽然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诠释“仁”，不忘点出仁、爱（恻隐）之同，但着墨更多的是仁、爱之别。正如其于乾道九年（1173）给吕祖谦书中所指出的：“（《仁说》）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免得学者枉费心神，胡乱揣摸，唤东作西尔。”②朱熹总体认为，仁与爱（恻隐）、性与情（未发与已发）同体与用是对等的概念，两两各自分属不同层次，仁、性属体的层面，爱、情属用的层面。具体而言，静而伏藏于内者宜属体，动而发用在外者宜属用；性静而伏藏在内，故属体，情动而发用于外，故属用；仁者心之德，伏藏在内，属体，爱（恻隐）则动而发用在外，属用。
  其次，合体用释仁，仁兼体用。
  如果说朱熹承续程颐分别体、用言仁，道出了仁、爱之别，那么，朱熹亦承接孟子兼体、用而言仁，道出了仁尽体用之妙。下面围绕“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来考察朱熹是如何合体用释仁、诠释仁兼体用之特征的。
  《朱子语类》载：“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③；“如‘克己复礼为仁’，……便是包四者”④；“至于说‘克己复礼为仁’……此是说专言之仁，又自不同”⑤。朱熹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是“专言”之仁、“包四者”之仁。那么，“专言”之仁、“包四者”之仁有何体用特
  ①朱熹：《答张钦夫论仁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0页。
  ②《答吕伯恭》言“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标点有误，引用时，已稍加更正。朱熹：《答吕伯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43页。
  征？“专言仁者，是兼体用而言”①；“仁对义、礼、智言之，则为体；专言之，则兼体、用”②；“仁自有仁之体、用”③；“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④；“仁者，心体之全，其用随事而见”⑤。在朱熹看来，“专言”之仁，自有其体用，兼体用。朱熹的学生黄榦（字直卿）亦如此说：“若独说仁，则义、礼、智皆在其中，自兼体用言之。”⑥由此可见，“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乃兼体用之“仁”。
  朱熹在用“体用一源”思想诠释兼体用之仁时，亦指出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我之私”对仁之体用的遮蔽。下面三条引文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
  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爱。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则不能尽其体用之妙。惟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尔。程子之言意盖如此，非谓爱之与仁了无干涉也。⑦
  盖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皇皇四达，而仁之体无所蔽矣。夫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仁之用无不周矣。……于此识得仁体，然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用无不周者，可得而言矣。⑧
  “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盖公犹无尘也，人犹镜也，仁则犹镜之光明也。镜无纤尘则光明，人能无一毫之私欲则仁。然镜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镜元来自有这光明，今不为尘所昏尔。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来自有这仁，今不为私欲所蔽尔。故人无私欲，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而无时不仁，所以能爱能恕。①
  朱熹认为，仁兼体用，“有我之私”则可能遮蔽仁，使仁不能尽体用之妙，施行“克己复礼”工夫，去掉蔽“仁”之私，就能彰显仁廓然大公、皇皇四达、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的特质，就能使“仁之体无所蔽”“仁之用无不周”，就能使仁之体用广大流行。
  在行文论述过程中，朱熹亦主动采取兼合体用的思路来进行论证和推演。乾道八年（1172），朱熹于《答张钦夫论仁说》中言：
  熹谓孟子论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发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无义、礼、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无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见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若谓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则非也。今已改正。②
  在这里，为了证明“不忍之心”足以包四端，朱熹举出了仁包四德的证据，在朱熹的逻辑中，因为仁是体，包四德，所以作为用的“不忍之心”也应该包四端，否则，说“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就是错误的，是“不曾分得体用”，仁中兼有体用。
  此外，以体用释仁，亦分亦兼。
  由上文可见，朱子在有的篇章中承接孟子，兼体用释仁；在有的篇章中承接程子，分体用释仁。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仁学》《克斋记》等重要的仁学著作中，出现同一篇章中既分体用释仁，道出仁爱之别，又兼体用释仁，道出仁尽体用之妙、廓然大公、涵育浑全、周流贯彻、广大流行的特质。这些，恰恰印证了钱穆之评价：“程子分别体用而言，孟子兼体用而言。朱子之说，亦分亦兼。”③
  乾道八年（1172），朱熹《克斋记》言：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①
  朱熹开篇点出“仁”备性情之德，“克己复礼”为求仁之要，交代其论述对象为“克己复礼为仁”之“仁”。随后从体用不同的角度释仁，区分仁与爱（恻隐），从两个方面点明“仁”之“全德”义。一是从体、从性之德来看，仁包仁、义、礼、智四德，仁包四德，是全德；二是从用、从情之德来看，恻隐之心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恻隐之心包四端，是全德。同时还突出仁兼体用之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为众善之长的特征，强调“仁”“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总括仁之为德，“尽性情之妙”，兼性情，兼体用。
  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撰写《克斋记》后，又作《仁说》。《仁说》曰：
  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①
  在此，朱熹三次论述仁兼体用的特征。一是明确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兼体、用。二是言仁“包四德而贯四端”，其中“包四德”为“仁”之性和体，“贯四端”为“仁”之情和用，兼体、用。三是开篇以“心之德”言“仁”之兼体、用，突出仁兼体用、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的特征。②同时，与《克斋记》一样，《仁说》亦从体、用不同的角度释“仁”，指出仁为未发之性，爱为已发之情，区分仁、爱（恻隐），亦从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等两个方面点明“仁”之“全德”义，彰显了朱熹以体用释仁、亦兼亦分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