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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本心之全德”，在强调“本心”义的同时，亦强调“全德”或“心德之全”。钱穆曾在《朱子新学案》中涉及朱熹论仁之“仁包四德”的相关材料④，陈来亦曾关注朱子思想中的“四德”⑤，但不曾有人从朱熹“仁者，本心之全德”这一诠释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朱熹特加一“全”字，以“全德”释“仁”，无疑旨在突出“仁”的“德之全体”义。“全”和“全德”究竟作何理解？细绎朱熹相关文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其一，仁包四德，仁是“专言之仁”，仁是全德。
  程颐曾就仁和四德的关系进行过讨论。《程氏易传》在解读《乾卦》时指出：“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①在释《乾卦》《彖辞》“大哉乾元”时又指出：“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②又言：“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它四端，手足也。至于《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于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③程颐由天之四德论到人之四德，沟通天道与人道，突出“元”可以兼“亨利贞”，“仁”可以兼“义礼智信”，突出“元”和“仁”统领其他诸德。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关于“仁包四德”的相关思想。他在乾道八年（1172）撰写的《仁说》一文中指出：“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④朱熹认为，与天地之心有元亨利贞四德、元无不统相类似，人心有仁义礼智四德，仁无不包，这是从未发之性的角度而言，如果从已发之情的角度来说，则人心有爱恭宜别之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在《仁说》中的讨论突出了性情之辨，促进了“心统性情”理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在该文中，朱熹又进一步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⑤朱熹贯通天地之心与人心，突出强调作为“心之德”的仁具有总摄贯通的作用。
  朱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专言之仁”，包四德。《朱子语类》载：
  曰：“程先生《易传》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譬如一路数州，必有一帅，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帅；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帅府之属县，便较易治。若要治属郡之县，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爱而言。”①
  问：“《论语》中言仁处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言底。如‘克己复礼为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便是包四者。”②
  朱熹由程颐《易传》“专言则包四者”言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是“专言之仁”，“克己复礼为仁”之“仁”自然包四德。
  《朱子语类》又载：
  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专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关。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虽是相关，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从爱上说。如云‘恻隐之心仁之端’，正是此类。至于说‘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其言也讱’‘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说专言之仁，又自不同。然虽说专言之仁，所谓偏言之仁亦在里面。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此便是都相关说，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③
  在此，朱熹指出，专言之仁与偏言之仁，既相互关联，又要界限分明，“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是专言之仁，当然，偏言之仁亦在这专言之仁里面。《朱子语类》载：
  问：“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说得好：‘元者，善之长。’义礼知莫非善，这个却是善之长。”又曰：“义礼知无仁，则死矣，何处更讨义礼知来？”又曰：“如一间屋分为四段，仁是中间紧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义人路’，后不言义者，包义在其中。如‘克己复礼为仁’，亦是恁地。”①
  仁如何包四者？朱熹认为，就好比元是“善之长”，仁是义礼知之长，是义礼知存在的依据，是“中间紧要一段”，“克己复礼为仁”之“仁”如孟子“仁人心”之“仁”一样，包括义在其中，不需要再言义。
  其二，仁包四德何以可能：为大为先为生意贯通。
  明代王直和倪岳曾就朱熹释“仁”为“本心之全德”进行分析。王直说：“仁是本心全德。凡仁义礼智都是心之德，人有这仁，便有那义礼智，所以为心之全德。人心都有这全德，只为私欲昏蔽了，若能克去私欲，复还天理，则本心之德复全于我。”②王直虽没直言“仁”包四德，但其“人有这仁，便有那义礼智”即透显出“仁”为“心之全德”在于仁包得了四德，所以仁为全德。倪岳指出：“礼是天理之节文，仁是本心的全德。仁义礼智都是本心之德，惟仁却包得义礼智，故仁为本心全德。”③倪岳直接点明，仁义礼智都是本心之德，因仁包得义、礼、智，所以仁为全德。
  朱熹以“全德”释“仁”，认为仁包四德。仁为何能包四德？朱熹认为，仁义礼智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在四德之中，仁为大、为先、为生意贯通。《朱子语类》载：
  又问：“‘心之德’，义礼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专言‘心之德’，所统又大。”①
  问：“曾见先生说‘仁者，心之德’。义礼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个大底。”②
  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四德之中，仁“所统又大”“是个大底”，所以能包四者。
  朱熹还从仁居四德次序之先，论述仁在四德中的优先性。《朱子语类》载：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后有礼智义信。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③
  问：“仁得之最先，盖言仁具义礼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④
  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着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着发挥时，便自然会宣着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若将别个做主，便都对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⑤
  曰：“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⑥
  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①
  在上述引文中，朱熹明确表示，先有仁，而后有义礼智信，先有仁之生理，而后推出义礼智，就好比先手而后足，先左而后右，先木而后火土金水，就好比灌注五脏自有次序，酿酒须从微发到极热、成熟、成酒，一天从早间开始，到午间、晚下、夜半，仁在四德之先。
  朱熹认为，仁之所以能包四德，不仅仅在于仁为大为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春之生意贯通四季，仁之生意贯通四德。《朱子语类》载：
  安卿问：“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统是个生意。四时虽异，生意则同。劈头是春生，到夏长养，是长养那生底；秋来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来坚实，亦只坚实那生底。草木未华实，去摧折他，便割断了生意，便死了，如何会到成实！如谷有两分未熟，只成七八分谷。仁义礼智都只是个生意。当恻隐而不恻隐，便无生意，便死了；羞恶固是义，当羞恶而无羞恶，这生意亦死了。以至当辞逊而失其辞逊，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无那活底意思。”②
  面对陈淳（字安卿）就“仁包四德以初意还是生意上看”之提问，朱熹用春以生意统四季为喻，明确指出，仁义礼智都只是个“生意”，仁以生意统四者。可见，朱熹更重从生意上看仁包四德。《朱子语类》载：
  问：“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统是一个生意。如四
  时，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长，亦只是长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这生底，若割断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坚实，亦只是实这生底。如谷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断，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来，这生意又藏在里面。明年熟，亦只是这个生。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都是一个生意。当恻隐，若无生意，这里便死了，亦不解恻隐；当羞恶，若无生意，这里便死了，亦不解羞恶。这里无生意，亦不解辞逊，亦不解是非，心都无活底意思。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义礼知都是仁；对言，则仁义与礼智一般。”①
  朱熹认为，正如春夏秋冬四时都有春之生意的流行，夏长、秋遂、冬实只是春之生意的不同阶段，仁义礼智和恻隐、羞恶、辞逊、是非贯穿的也是生意。四季都出于春，四德都出于仁，四心皆出于恻隐之心，若无“生意”，便都死了。这个“生意”，朱熹视之为“生之道”，能使“仁”可包四德，说：“仁乃爱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②
  其三，仁包四德的内涵特征：体用浑全。
  就体用而言，朱熹一方面从体和未发之性的角度指出，“性”之“仁”包“性”之仁、义、礼、智；另一方面，从用和已发的爱恭宜别之情的角度指出，“恻隐”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
  下面，我们从朱熹于乾道六年至淳熙元年（1170—1174）之间与张栻等湖湘学者进行仁说论辩的相关书信、朱熹的仁学专篇《仁说》和《克斋记》，及其晚年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寻找其“仁包四德”论的理学依据和深层原因。
  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与张栻论仁说的第一封书信中言道：
  熹谓孟子论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发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无义、礼、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无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见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若谓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
  则非也。今已改正。①
  朱熹在信中明确指出，仁包四德，就体用之用而言，“不忍之心”（恻隐之心）足以包四端。
  1172年，朱熹为早在乾道三年（1167）即向他发出邀请的石〓作《克斋记》，亦言及仁包四者之“全德”思想，说：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②
  朱熹以“性情之德”言仁，然后从体、未发之性的角度，论“仁”统“仁、义、礼、智”四德，又从用、已发之情的角度，论“恻隐之心”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既突出仁之体用涵育浑全，周流贯彻，又突出仁的性情之德无所不备。《克斋记》又言：
  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③
  在此，朱熹从理具、物该、性情之妙等角度，明确揭橥“仁者，本心之全德”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的真正意涵。
  乾道八年（1172），朱熹撰写《仁说》论及“仁包四德”等“仁”之“全德”义：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①
  朱熹由天地之心之元统元、亨、利、贞四德，春生之气通春、夏、秋、冬四时，论及仁之为心，未发时，其“性”之仁包仁、义、礼、智四德，发用时，其恻隐之心贯爱、恭、宜、别之情，从性情、体用等角度论仁包四德、“恻隐之心”贯四端，强调“心之德”总摄贯通无所不备，与“包四者”之仁相应，揭橥出“仁者，本心之全德”的诠释真谛。朱熹运用仁包四德、“恻隐之心”包“四端”之功，综合了从情上说仁、从性上论仁、从心上论仁等历代仁论的内容。朱熹“仁包四德”这一内容较之程颐更为丰富，体现出他在己丑之悟后注重界分性情，不断发展和完善心统性情等理学理论。
  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时，作《玉山讲义》，言及仁通贯四者之“全德”思想：
  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①
  正如陈来所强调的，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熹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②“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③由此，在朱熹晚年写就的这篇《玉山讲义》中亦颇为重视并发展仁包四德思想。
  诚然，在该文中，朱熹先界分仁义礼智之界限，区分性情体用之分别，后又论及仁义和未发已发相为体用等。这些是朱熹在乾道七年至九年（1171—1173）间即其中年时期仁说之辨的主要内容，但朱子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从合仁义礼智的角度论述“仁包四德”。与前书“仁包四者”诠释有异的是，在该文中，朱子论述其“仁包四德”诠释，颇为突显其“理一分殊”理学思想。在朱熹看来，以生意贯通仁义礼智等四德之仁，是理一的仁，即程颐言及“专言”之仁，这个专言之仁具有普遍性、完整性，通贯四德，是大德、先德、统德。而与义礼智并列的仁，是分殊之仁，即程颐言及的偏言之仁，分殊、偏言之仁有偏向性、局限性，需要义、礼、智等互补和协调。
  此外，庆元元年（1195），朱熹66岁时，在《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书中，亦论及“仁包四德”思想：
  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①
  朱熹认为，仁贯通四者，仁是本体，礼义智相应的是仁之节文、断制、分别，好比四季皆出于春，春是春之生，夏秋冬分别是春之长、成、藏。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中，朱熹尤其突出对情的重视，其“仁通四德”思想不若其中年时从性情、体用两重路径来论述，而更注重理一分殊思想在其中的贯通运用，且运用春夏秋冬四季会通之自然生机为譬喻，结合《易》之阴阳说和五行家言，融会贯通。钱穆称此为朱熹说仁一大贡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