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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揭，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多次释“仁”为“（本）心之全德”“心之德”，虽然朱熹常互用“（本）心之全德”和“心之德”，二者在朱熹诠释中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但从字面上看，“全德”之“全”有实在的意涵，不可忽视，“全德”较之“德”显然更能体现出“仁”的特征。为了分析的准确性，先分析“仁”和“德”的共通性，再来探讨朱熹为何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为“全德”。
  朱熹用“德”来释仁，那么“德”有何特征与“仁”相应呢？
  其一，朱熹认为，德是天生的、人所自有的，是性。对此，朱熹反复强调：
  德是得之于天者，讲学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②
  天之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③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④
  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义礼智观之，可见。
  韩退之云：“德，足乎己，无待乎外。”说得也好。①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熹从本原上论证德是上天赋予人的，是“自家本分底物事”，是“吾之所自有”，人人皆自具明德，德是纯粹至善的自我本性。陈来强调：“如果说德是得自于天的，那就是性。”②当朱熹论述德是天赋人的、人所自有的，无疑是释“德”为“性”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揭示，朱熹认为仁是固有、本有的，是性、是理。两相对比，仁与德在这方面的共同意涵显而易见。
  其二，朱熹认为，德兼性情、有体用。
  朱熹指出，“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义礼智信者，德之体；‘曰爱’‘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③。在朱熹看来，德有体用，体是仁义礼智信，用是爱宜理通守。对此，朱熹进一步指出：“德者，人之得于身者也。爱、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义、礼、智、信者，德之体。理，谓有条理；通，谓通达；守，谓确实。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诚，性也；几，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④德不仅有体用之别，还兼性情。《朱子语类》载：“直卿曰：‘五常中说知有两般：就知识处看，用着知识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为是为非者，亦知也。一属理，一属情。’曰：‘固是。道德皆有体有用。’”⑤对于黄榦（字直卿）“理（性）”“情”之问，朱熹以“体”“用”予以肯定，即视“理（性）”为“体”、视“情”为“用”，以理（性）情、体用相对说，明确指出德有体有用。
  对于仁之体用，朱熹多有强调：“仁自有仁之体用”⑥，“专言仁者，是兼体用而言”⑦，“专言之，则兼体、用”⑧。朱熹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是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不仅将体用对说，还将体与性、用与情相连。“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性情、该体用者，心也。”①“仁、义、礼、智同具于性，而其体浑然莫得而见。至于感物而动，然后见其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用，而仁、义、礼、智之端于此形焉，乃所谓情。”②在朱熹看来，仁等四德是性是体，恻隐等四端是情是用。朱熹常言“仁”为“性情之德”，揭示的即仁之体用、性情两个层面，一方面，仁是“性之德”、是体，另一方面仁是“情之德”、是用。
  两相对比，仁与德在兼性情、有体用这方面的共同意涵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朱熹认为，德是就事上说。
  朱熹主张从“事”这一角度来释“德”。《朱子语类》载：“德只是做这一件事底意思，据而勿失。”③“据德，是因事发见底（如因事父有孝，由事君有忠）。”④“‘据于德’，是行道而得之于己。然此都且就事上说。”⑤在朱熹看来，德是做好每件事的依据，每件事有每件事的德，离开具体的事，德就落空了。
  朱熹继承程子“仁是就事言”⑥之思想，亦从“事”这一用的角度释“仁”：“仁在事。若不于事上看，如何见仁。”⑦“此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仁）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⑧朱熹认为，仁是万事之本，离开事，无从见仁，必须从事上见仁。
  两相对比，仁与德在就事上说这方面的共同意涵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看出，在朱熹看来，“仁”“德”都是天所赋予、人所自有的，皆有体有用、兼性情，皆是就事上说，两者具有诸多共同意涵，这是朱熹以德释仁的重要原因。
  细绎文本，我们还可以看到，朱熹常互用“仁”“德”各自的内容。论德时，朱熹以仁和义、礼、智、信为“德之体”，并强调：“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①指出德含有仁义礼智四者。论仁时，朱熹亦强调仁与义、礼、智为四德、为性之德。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与张栻论仁的第一封书信中指出，“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②。此处明确指出，仁与义、礼、智是四德、性之德。同年，朱熹在其撰写的《仁说》一文中指出，“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③。此文强调，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四德。
  此外，朱熹释“仁”时指出，“仁义礼智，乃未发之性，所谓诚。中庸，皆已发之理”④；释“德”时强调，“诚，性也；几，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⑤。可见，“诚”这一“性”被朱熹用来释“仁”性，亦被其用来释“德”性。
  正因仁、德兼性情、体用，因此释“仁”为“德”时，有两条诠释路径：一是释“性”之“仁”为“性”之“德”，从未发之性的层面，释“仁”为“（本心之全）德”；二是释“情”之“仁”为“情”之“德”，从已发之情的层面，释“仁”为“（本心之全）德”。前段关于“仁”为“四德”之一的论述，关于“仁”“德”为“诚”的论述皆是从未发之性的角度来诠释“仁”是“德”。那么，从已发之情的角度，朱熹又是怎么诠释的呢？我们在考察朱熹释“仁”为“（本）心之（全）德”“心之德”时，往往只注意到朱熹是从未发之性、从体的角度释“仁”为“德”，而实际上，朱熹本来强调从已发之情、从用的角度释“仁”为“德”。《朱子语类》中有两处类似的关于朱熹对以“心之德”释“仁”的见解：“《集注》说：‘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①“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根。”②在朱熹看来，爱是恻隐，恻隐是情，情之理是仁，此处的仁是情之仁；心之德，德只是爱，此处的德是情之德；此处就是用“情”之“德”释“情”之“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