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论语》中有8个“为仁”，对此，朱熹进行了两类不同的诠释：一是释为“行仁”，主要包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为仁由己”（《颜渊》）、“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子贡问为仁”（《卫灵公》）等中的“为仁”；二是释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主要包括“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宪问》）、“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等中的“为仁”。其中，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的诠释最为详细、全面和典型。
  就“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诠释这一典型代表来看，朱熹是立足于工夫视角，其“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为仁”释义，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突出“克己复礼”的工夫论意涵，指示的乃仁之本体、全体、境界等。
  朱熹本人反对空谈仁说、误导学者，其学术对工夫实践不无重视。朱熹曾言，“《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皆是存养底意思”②。这里所指的操存、涵养、存养即属工夫论范畴。在《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结尾，朱熹更是以“愚按”起头，明确指出：“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③“心法”二字清楚表明，朱熹此章的中心关怀乃是“克己复礼”的工夫修炼方法。在朱熹看来，《论语》等四书著作并非描述世界是什么或怎么样，而是记录孔孟等圣贤修己治人、为人处世的实践工夫；后人阅读、训释孔孟经典，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而是要从先圣先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阐发、完善这套工夫论体系，寻求并践履自我身心涵养的方法与途径。也正因为此，朱熹反复强调，读书要“切己体验”，要“就自家身上推究”，要“就自家身上理会”①；读《论》《孟》，“须仔细玩味，以身体之”②。朱子推崇体验——实践的方法，视其为“第一义”的学问：“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③他希望先圣先贤留下的成德工夫能够继续为后来儒家学者所践履，而不是仅仅被当作一种学问来思辨、研究。④
  牟宗三强调：“宋明儒学问，讲本体必讲工夫，本体、工夫一定两面讲。……工夫就是所谓的‘实践’。……我们为什么讲心体、性体、道体这些东西呢？这些都是理论呀！我们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我们有工夫，而在工夫中了解这些道理。所以，讲道体就涵著工夫，讲工夫就印证道体，这两面一定是相应的。”⑤朱熹谈论心性，探究本体论，但尤其重视工夫论，其心性论、本体论涵着工夫论，以工夫论为前提，朱熹学术的工夫论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工夫论与本体论相连，两者兼备，朱熹学术从而有了全面性特征，牟宗三揭示的正是朱熹学术的这一特征。
  朱熹为什么重视“为仁”之“克己复礼”的实践工夫？对此，陈来先生有较为透彻的论述：
  朱子所运思的方向，显然更注重仁说的道德实践意义，即工夫意义，而不是仁说的境界意义。他始终认为，仅仅把仁设定为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或胸怀，而不指示出人通过什么具体的修养方法以实现或接近人生的最高境界，就会把仁说变成空谈，甚至误导学者；在这一点上，朱子是坚持严肃主义而警惕浪漫主义的。
  朱子的仁说，其出发点在强调“功（工）夫”，而非“本体”。①
  朱熹认为，仅仅把仁设定为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或胸怀，而不指示具体的修养方法，是空谈仁说，会误导学者，只有坚持克己复礼工夫，去除气禀物欲的影响和蒙蔽，才能回到仁心的本体。可见，朱熹本人亦旗帜鲜明地反对空谈，强调工夫。由此看来，清儒批评朱熹等宋儒空谈心性、如风如影，②显然有违朱熹本意，是有失公允、客观和全面的，是对朱熹学术的误读，是对其工夫论的忽视。正因如此，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等宋儒的误读受到了清人方东树的激烈反驳：“程朱言性、言理，皆从身心下功（工）夫，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何尝‘如风如影’？是未尝详读其书，徒耳食浮游以诬之耳。”③当代学者对此也纷纷回应，朱汉民先生说：“最为明清儒家学者所批评的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的空谈，其实均是有强烈的实践诉求的。”④黄俊杰指出：“古代儒家强调人要随时随地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后，才会有对这种‘工夫’境界的体认与描述。”⑤在他们看来，朱熹学术立足“日用伦常”，“从身心下功（工）夫”，具有“实践诉求”，是工夫实践，从而从工夫实践的角度对汉宋之争中清儒驳斥宋儒进行了回应。由此可见，揭示朱熹《论语》“为仁”诠释特别是“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这一典型诠释的工夫论意涵，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
  从源头上看，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始于忧患意识，而非对世界的好奇。①如果说，好奇心引发的是求真，那么忧患意识引发的则是寻道，即朱熹重视的“工夫”。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儒学重要命题，重要的不是从理智的领域讲解和描述“仁”本身，而是突出怎样才能见到仁的本体和全体、达到仁的境界，强调的是实现仁的工夫和方法。同西方哲学运用语言分析、逻辑推理等进行描述和定义，追求对“仁”的认知不同的是，朱熹释“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是从工夫实践的角度指示仁，彰显的是修身、实践的理性和成人成己的生活方式，因而首先重点展示的是“克己复礼”这一工夫，而不是“仁”本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等理论，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只是为人的生活提供理论指导，只是人生的观念基础。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工夫是解蔽中国哲学奥秘的放大镜。②以朱熹学术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的工夫论，充分彰显了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中国传统哲学既注重本体又讲工夫，体现出学术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正如张学智所强调的：“宋明理学家在功（工）夫论方面的贡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哲学视域中都是独特的。通过这种独特性可以丰富对宋明理学的理解，也能够进一步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理解超越性维度。”③世界哲学若在注重理论分解时，能更加关注工夫，重视工夫实践对理论的体验、印证和促进作用，必将有利于突破西方哲学理智主义的局限，获得新的穿透力和建构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