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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或问》“克己复礼”章、《朱子语类》“颜渊问仁”章中，朱熹对《论语精义》中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宋儒的“为仁”诠释进行了评价。
  对于《论语精义》中摘录的程颢关于“为仁”的一处诠释，朱熹在《论语或问》中指出，“如曰‘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者，言能复于礼，则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与礼为一物也”②。朱熹认为，仁与礼并不是同一物，复于礼，则仁心自存，不待他求而得。又《朱子语类》载，朱熹言：“一于礼之谓仁。只是仁在内，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复礼乃见仁。仁礼非是二物。”③在朱熹看来，人欲如一重膜遮蔽了仁，若下“克己复礼”的工夫，战胜私欲，复礼才能见仁，仁礼并不是不相干的二物。
  对于程颐所言“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评价指出：“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无非仁者，而后人得以是称之，非若吕、谢、游、杨之说也。”④
  对于程颐所言“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评价指出：“如曰‘克己尽仁，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亦若其言仁、礼不异之意也。”⑤在《朱子语类》中，朱熹指出：“伊川尝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此说最为的确。”⑥朱熹虽然赞赏程颐诠释，但在引用时，并非全盘照抄。朱熹编的《河南程氏遗书》记载了程颐对唐棣提问的回答：“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①《朱子语类》文本在此基础上去掉了赘词“凡人”“后”等字，“只有礼”改为“皆归于礼”，“始是仁处”改为“方始是仁”。这种修改内含有朱熹在前人启发下，对“克己复礼为仁”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于程颐所言“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②，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赞说“程子至矣”③，并将此解转引于《论语集注》中④。但从后来朱熹与弟子的相关讨论来看，朱熹对此处“仁”之诠释更为满意的不是“天下之正理”，而是“本心之全德”，认为释“仁”为“天下之正理”不若释“仁”为“本心之全德”。⑤《朱子语类》载：
  （1）问：“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当底道理。”⑥
  （2）“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泛说，不是以此说仁体。若曰“义者，天下之正理，也得”。⑦
  （3）问“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说太宽。如义，亦可谓天下之正理；礼，亦可谓天下之正理。”⑧
  （4）问“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说得自好，只是太宽。须是说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个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横肆，如何得序而和！”⑨
  （5）程子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疏，不见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则所作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来，安得有序，安得有和！①
  在朱熹看来，二程释“仁”为“正理”意为“正当底道理”。按理，这与朱熹释“仁”为“性”为“理”相类，但朱熹认为“天下之正理”的诠释“只是泛说”，太宽，对“仁”之诠释来说没有针对性，“义”和“礼”亦可套用此诠释，“不是以此说仁体”，“少疏，不见得仁”，须训这“仁”为“本心之全德”，便有个天理在。朱熹这些诠释思想亦影响其门人，如其门人郑南升直接释伊川“仁者，天下之正理”为“所谓正理，即心之德也”。②
  对于范祖禹所言“为仁由己，在内故也”，朱熹在《论语或问》中指出：“范氏之说，则其疏甚矣。”③朱熹认为，范祖禹为仁之释太空疏。
  对于吕大临所言“仁者以天下为一体，天秩天叙，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己自己，物自物，不以为同体”，朱熹在《论语或问》中指出，“吕氏专以同体为言，而谓天下归仁，为归吾仁术之中，又为之赞以极言之，则不免过高而失圣人之旨。抑果如此，则夫所谓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者，乃特在于想象恍惚之中，而非有修为效验之实矣”④。朱熹认为，吕大临解仁太过高远，失却了孔子原意，只在想象恍惚中言，没有修为效验之实。
  对于谢良佐对“为仁”的诠释，朱熹《论语或问》未做专门评价。《朱子语类》针对谢良佐言“（视听言动）四者皆不可易，易则多非礼，故仁者先难而后获。所谓难者，以我视，以我听，以我言，以我动也”⑤，评价说：“如谢氏曰：‘以我视，以我听，以我言，以我动。’夫子分明说是‘非礼勿视听言动’，谢氏却以‘以我’言之，此则自是谢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颜渊者矣。”①在朱熹看来，谢良佐将“非礼勿视听言动”释为“以我视，以我听，以我言，以我动”，失却了孔子告颜渊的本意，是谢良佐一己之意。
  对于游酢所言“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等，朱熹《论语或问》指出：“至于游氏之说，以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则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且谓人与物等，则其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以为安仁则纵目所视而无乱色，纵耳所听而无奸声，则又生于庄周、列御冦荒唐之论，若以圣人为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于纵其视听者。至其所论仁圣之辨，则又以博施济众为言，则于夫子所以告子贡者，似有所未察也。”②游酢提出了仁是本心，仁是心之本体的思想，主张人能反其本心，便达到万物一体之仁。这显然比谢良佐、吕大临的心性论思想更进了一步。对此朱熹未曾置言。朱熹主要从四个方面批评游酢解仁之论：一是批评游酢“视人如己视物如人”之言，跟吕大临一样，有着高远不切实际的缺失；二是批评游酢称人与物等同，严重危害到人与物的分殊之义；三是批评游酢论安仁之效，滋生和受影响于庄子、列子荒唐之言；四是批评游酢分辨仁圣之论，未曾真正体察孔子为何以“博施济众”告子贡。
  对于杨时所言“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求，则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朱熹《论语或问》指出：“杨氏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③在他看来，杨时之释远远违背了孔圣人的原意。
  对于尹焞所言“弟子问仁者多矣，唯对颜子为尽”，朱熹《论语或问》指出：“惟尹氏庶几近之，然其以理易礼，而遂以复礼为仁，则亦失程子之意矣。”④批评尹焞解仁之论失却了二程原意。
  对于胡宏所言“仁者，心之道乎”，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指出：“五峰曰：‘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语分得轻重虚实处却好。某以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亲切。‘道’字又较疏。”①朱熹认为，胡宏释“仁”为“心之道”之“道”字较空疏，不若改释为“心之德”，更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