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汉唐以降，人们更多将“礼”视为践履层面的礼仪、礼制。宋以来佛道日炽，而佛道尤其是禅宗有完整的形上体系，为应对佛道挑战，朱熹继承前贤思想，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直接把“礼”诠释为“天理”，将社会层面的人伦实践予以理论提升和理学建构，为儒家礼学寻找理论依据和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唐宋思想转型中“由礼转理”“以礼合理”的理论成果，也是宋儒渴望将社会秩序建立在理性与人文的基础上的根本精神的体现。①此为朱熹释“礼”的第一个维度。
  然而，“天理”终究是形而上的，具有更多虚的特质，而“礼”又必须落实于社会人伦和生活践履，如果过多地强调体而淡化用，那么就极容易混同于只“克己”而不“复礼”的佛道，再加上古礼散失，繁缛难行，亟待重建，现实社会又存在“欠却持敬工夫”之弊病，以“理”易“礼”，失之过高，无可持循之实，于是，朱熹就回过头来反对只以“理”释“礼”，强调用，强调“事宜”，以“节文”释“礼”。此为朱熹释“礼”的第二个维度。
  以“天理”释“礼”，难以彰显“礼”的形下践履；以“节文”释“礼”，又无法兼顾“礼”的形上超越，为此，朱熹创造性地以“天理之节文”释“礼”。这既是宋儒沟通最高本体之天理与人间秩序之礼、引导社会服膺天理要求、实行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儒家思想的理论尝试，也是他们渴望重建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理论推演。“天理之节文”是朱熹对“礼”的第三个维度的诠释，兼顾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礼”，兼顾体用，一方面突出“今复礼，便是天理”“礼即理”，另一方面，强调理“无形无影”“未有形迹”，不能将礼“但谓之理”，应“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
  就发展时间而言，一般认为朱熹重视“礼”的“天理”义，对“礼”的“节文”义的重视只是其晚年的转向，这也是清代乾嘉学者阮元等批驳朱熹时的惯用说法。①而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朱熹早在中年41、48岁时而不是晚年，即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开始重视“礼”之形下践履义，认识到“礼”之精微缜密实在是“理”远远不能企及的，“礼”的“节文”义甚过“礼”的“天理”义。在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朱熹48岁时的《论语集注》中，朱熹创造性地以“天理之节文”释“礼”，直到逝世前一两年，他还一直秉持和讨论这一诠释，毫无疑问，“天理之节文”是其最为成熟、最为满意的诠释。由此可见，朱熹“礼”之诠释不是一蹴而就的，历经从“天理”“节文”到“天理之节文”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相应呈现出从体、用到兼体用的类似于从正、反到合的分析和叙述结构特征。
  朱熹的礼学思想是对张载、二程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张载的礼学思想中，礼本身有体有用，合体与用。二程则偏重于将儒学中的礼纳入其理学思想中，侧重从理与礼的关系方面来说礼，用理的绝对性保证礼的地位。有学者以此作为张载、二程礼学的本质区别。②朱熹礼学思想则兼取张载、二程礼学思想之优势并予以发展。就释“礼”为“天理之节文”来说，一方面，朱熹以体用兼备释“礼”，吸取了张载礼学思想之长；另一方面，以“天理”“节文”并释“礼”，从理学体系建构的角度释“礼”，把形而下之“礼”纳入到形而上的“天理”系统之中，注重“理”与“礼（节文）”的体用关系，汲取了二程礼学思想之精华并予以发挥。透过《论语》“礼”之诠释这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集礼学思想之大成。
  遗憾的是，朱熹出于理学体系建构需要，以“天理之节文”来诠释“礼”，这个“礼”显然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体现“先王之道”的具有礼乐教化意义的礼制之“礼”了，此“礼”之一端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天理”，另一端又变得细则化与生活化，难以全面展现“礼乐之教”在维持社会人伦关系及政教文明上的独特内涵，这委实是朱熹将“礼”释为“节文”并收摄到“天理”系统下所无法兼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