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释“复礼”为复本有之礼、返本复性、复天理、复节文（复此身于规矩准绳之中）、复天理之节文，这些思想是相互补充的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构成朱熹的“复礼”诠释思想。就历时来看，这一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朱熹认识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具有一个内在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又是极其复杂的，限于篇幅和水平，下文仅选取朱熹对释“礼”为“理”、释“复礼”为“复天理”不满这一现象来讨论，借此透显朱熹“复礼”诠释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发展性。
  围绕朱熹为首的宋儒释“礼”为“理”、释“复礼”为“复天理”，清代汉宋之争有激烈的论辩。戴震曰：“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经。”②戴震以“茫茫”“冥冥”形容宋儒虚而不实，对宋明儒家“性即理”“心即理”之说持质疑态度，认为理学虚渺幽远不可捉摸，是禅学而非儒学，禁言宋儒形而上之理，提出理“乃要其后，非原其先”③，释“理”为肌理、腠理、文理，④视“理”为天地人物事本身内具的条理，在具体事物中，而不是超越其上的。焦循曰：“宋儒言性、言理，如风如影。”⑤亦斥责宋儒释“礼”为“理”虚而不实。凌廷堪指出：“《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①凌氏从文献考据上批判宋儒释“礼”为“理”不合孔子言语实际。程树德亦指出：“如此章孔子明言复礼，并未言理。……解经须按古人时代立言，孔子一生言礼不言理，全部《论语》并无一个理字。”②事实上，朱熹自己也已经看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从理学体系建构的角度而言，朱熹释“礼”为“天理”，把形而下的“礼”拉入形而上的“天理”；但从礼之现实践履、操作的层面来看，朱熹又认为“复礼”内含精细工夫，“复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从而对训“礼”为“理”、释“复礼”为“复天理”表示不满。清代阮元指出了这一点：“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③。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④阮元从个体学术发展的角度指出，朱子对理、礼的理解前后有变化，这较之只是批评朱熹以“理”释“礼”者显然有了新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中年即已经意识到以“理”释“礼”为空言，理必附于礼以行，因而不满于“复天理”之释而进行反思，并通过再诠释体现出来，从而由释“礼”为“天理”发展到释“礼”为“天理之节文”。朱熹以“天理之节文”释“礼”，既关注到了形而上的本体，又兼顾到了形而下的工夫，从而实现了体、用，本体、工夫的结合。清代汉学家阮元等批朱熹以“理”释“礼”并指出朱熹晚年转向注重“礼”，其实出现了两个误会，一是以“理”释“礼”的代表人物是二程，不是朱熹，朱熹是以“天理之节文”释“礼”；二是朱熹不是到晚年才有“讲礼”的转变，早在中年，朱熹即自觉对“礼”之“天理”义进行反思并发展为“天理之节文”义，突出形而下的“礼”。学者们大都对第一点有回应，而对第二点却多顺承阮元之说或不曾触及，其实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也有损于朱熹理学体系建构的全面性的。
  其一，“复礼”内含精细工夫，“复天理”难以囊括。
  朱熹曰：“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细密工夫，一一入他规矩准绳之中，便未是复礼。如此，则复礼却乃是精处”①；“惟是克去己私了，到这里恰好着精细底工夫，故必又复礼，方是仁”②。在这里，朱熹从正反两方面明确指出，“复礼”是“精处”，是“细密工夫”“精细底工夫”，如果只是克己，未能“入他规矩准绳之中”，就算不上“复礼”。
  在回答学生“‘克己复礼’如何分精粗”的提问时，朱熹指出，“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礼之节文有所欠阙，便是粗者未尽”③。朱熹认为，如果礼之节文工夫欠缺，那么就是“粗者未尽”，也就是没有做好“复礼”的精细工夫，当然，“克己”也是“精底工夫”。
  朱熹释“复礼”为精细、细密工夫，亦来自于他对“复礼”之“礼”的理解。《朱子语类》载：
  因问：“这‘礼’字恁地重看？”曰：“只是这个道理，有说得开朗底，有说得细密底。‘复礼’之‘礼’，说得较细密。‘博文、约礼’，‘知崇、礼卑’，‘礼’字都说得细密。知崇是见得开朗，礼卑是要确守得底。”④
  在此，朱熹明确指出，“复礼”之“礼”说得较细密，若释“复礼”之“礼”为“理”，可想而知，则只能是说得开朗底道理。朱
  熹又说：
  下面四个“勿”字，便是克与复工夫皆以礼为准也。⑤
  盖圣人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①
  朱熹认为，从“克己复礼”章下文四个“勿”字可知，克复工夫是以形而下的礼为准；圣人所谓“礼”，是指礼文，这个“复礼文”的工夫，是细密的操存持守工夫。
  《朱子语类》载：“颜子‘克己复礼’，便规模大，精粗本末，一齐该贯在这里”②；“吾儒克己便复礼，见得工夫精细。圣人说得来本末精粗具举”③。实际上，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工夫规模大，本末粗精具举。
  说得开朗底之“理”不能代替说得较细密之“礼”，“复礼”之“礼”若只释为“理”，便不能展现和囊括“复礼”工夫上的“细密”“精致”，也与“克己复礼”工夫精粗本末一齐该贯相矛盾，显然有不妥的地方。
  其二，“复理”悬空不实，而“复礼”是“着实”工夫。
  在朱熹看来，若只是以“理”训“礼”，会导致空而不实。
  朱熹学生正淳曾问：“程子曰：‘礼，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礼者，理也。去人欲，则复天理。’《或问》不取尹说，以为失程子之意，何也？”④朱熹回答说：“某之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⑤朱熹认为，尹焞“复天理”之说不是程子本意，因为“复礼”是“着实”工夫，而理则“悬空”了，不能以理易礼。从《论语或问》中朱熹评论尹焞的原话，我们更能看出这一意思：“惟尹氏庶几近之，然其以理易礼，而遂以复礼为仁，则亦失程子之意矣。”⑥
  为何“复理”之诠释悬空？朱熹强调，“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⑦；“‘约之以礼’，‘礼’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节文处”（“克己复礼”之“礼”亦然）①；“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②。在朱熹看来，只说“理”，没有言及“形迹”，“空去了”，“礼”是“持守有节文处”“教人有准则处”，“礼”字作“理”字“看不得”。
  在《论语或问》中，朱熹对《论语精义》中汇集引用的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尹焞等人以“理”训“礼”、以“复理”训“复礼”之诠释，一一进行了评析，认为以“理”训“礼”空而不实，“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不可训“礼”为“理”。例如，对于伊川“礼者，理也”③之训，朱熹评曰：“如曰‘礼者，理也’亦言礼之属乎天理，以对己之属乎人欲，非以礼训理，而谓真可以此易彼也。”④朱熹澄清了程颐之诠不是以“理”易“礼”，而是以礼之属乎天理对应己之属乎人欲。再如，对于谢良佐之语“循理而天，则动作语默无非天也。内外如一，则视听言动无非我矣”⑤，朱熹评论道：“然必以理易礼，而又有循理而天、（以我视听，以斯视听，）自然合礼之说焉，亦未免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⑥谢良佐将理、天、我等同视之，朱熹明确指出，其问题是太过虚高，不务实，没有规矩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据钱穆考证，《朱子语类》所载“‘克己复礼’，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⑦，系朱熹46岁时语。⑧据《年谱》记载，《论语或问》一书成于淳熙四年（1177）夏六月，朱熹当时48岁。⑨从上文所涉《论语或问》中的讨论来看，朱子在中年已经意识到以“理”释“礼”、以“复天理”释“复礼”之不妥，即强调要“复礼”才着实。如此看来，清儒阮元等人评朱熹“中年讲理，晚年讲礼”之说，与实际不符。朱熹本人早在中年即意识到，一方面，为了理学体系建构的需要，要将形而下之“礼”拉入形而上之“理”“天理”，因而以“理”训“礼”；另一方面，朱熹中晚年时皆强调，从现实践履、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只是以“理”训“礼”，以“复理”训“复礼”，又欠妥当。所以，朱熹释“复礼”为“复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以求兼顾二者。
  其三，以“复理”释“复礼”，易堕于佛道之空寂。
  在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朱熹将礼与仁义智信等纳入核心范畴理的内涵，离开“礼”的具体内涵，而释“礼”为“理”，将“礼”演化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中晚年回过头来反思时，朱熹又认为，理应安顿到礼上，体现到礼的洒扫应对进退等具体事物上，否则就悬空无实，流于佛老。比如，《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64岁①时的相关言语：
  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佛老只为元无这礼，克来克去，空了。②
  然而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谓之有私欲。只是他元无这礼，克己私了，却空荡荡地。他是见得这理元不是当。克己了，无归着处。③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朱熹批判佛教只克己不复礼、只说理不说礼，主张圣人之教应以复礼为主，反对以理训礼，否则如“空荡荡”之释氏，无归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