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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或问》“颜渊”篇、《朱子语类》“颜渊问仁章”中，朱熹对《论语精义》中程颢、程颐、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宋儒的“复礼”诠释进行了评论。
  我们先讨论朱熹对程颢“复礼”诠释的评价与议论，此处最为详细。
  对于《论语精义》卷六下“颜渊”篇摘录的程颢关于“礼”的三处诠释，朱熹在《论语或问》中一一进行了评价。其中两处，朱熹觉得乃“难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说通之，亦可以无疑矣”②。为此，他设法使程颢这两处“复礼”诠释变得通畅无疑。为疏解程颢所言“积习尽有功，礼在何处”，朱熹指出，“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礼，无所待于勉强，而非为学者言也”③。在此，朱熹认为，“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习惯与规范具有积累的功效，当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主体就会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自愿遵循“礼”的规范，无须刻意去注意“礼”的存在，遵循“礼”成了一种自愿的乐意的行为，从而感觉不到刻意约束的“礼”的存在了。为疏解程颢所言“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④，朱熹指出，“言能复于礼，则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与礼为一物也”⑤。在此，朱熹突出的是，复于“礼”能实现仁心自存，无须刻意他求，但也不能简单地视“仁”与“礼”为同一物。
  对于第三处程颢所言“克己自能复礼，不必学文”，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视之为“是则真可疑而不可通者，岂其记录之误耶”①，甚至怀疑是记录错误。对此，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又曰：“早间与亚夫说得那‘克己复礼’，是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就这里克将去，这上面便复得来。明道说那‘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这个说得不相似。”又曰：“‘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②
  时举曰：“先生向所作《克斋记》云：‘克己者，所以复礼；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功。’是如何？”曰：“便是当时也说得忒快了。明道谓：‘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如此等语，也说忒高了。孔子说‘克己复礼’，便都是实。”曰：“如此，则‘克己复礼’，分明是两节工夫。”曰：“也不用做两节看。但不会做工夫底，克己了，犹未能复礼；会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复礼也。”③
  对以上引文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朱子并不赞同程颢“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的说法。诚然，朱熹一方面认为“克己”便是“复礼”，“克己”“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④，“合掌”即“重复”义⑤，“克己”与“复礼”是重复同一项工夫，在“克己”之外没有额外的复礼之功，“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⑥；另一方面，朱熹又坚持“克己”与“复礼”仍有精粗之别⑦，“克己”非即是“复礼”。因而朱熹答龚郯伯曰：“‘克己复礼’，一如将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两件事。”①而程颢则直下肯定，认为一旦超越本心，心体当下自觉、呈显，就自然表现出仁、义、礼、智四端。其复礼之“礼”不是指“礼文”，而是就四端而言的“礼”自身，因而“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礼文制度是否熟稔，自然不妨碍其发心的初衷。对此，朱熹是不认可的，因而批驳明道“也说忒高了”“说得不相似”。
  朱熹对程颐“复礼”诠释言论主要存在三类评价，第一类是充分认可。对于程颐所言“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即是礼，礼即理也”②，朱熹大为赞赏，因而在《论语或问》中指出，“视听言动之说……则其所以发明深切，无可疑者”③。
  第二类是持疑并疏解。对于程颐所言“礼者，理也”，朱熹《论语或问》指出，这是“言礼之属乎天理，以对己之属乎人欲，非以礼训理，而谓真可以此易彼也”④。在朱熹看来，不能简单地训“礼”为“理”，礼之属天理对应的是己之属人欲，“礼”“己”相对，“天理”“人欲”相对。朱熹在《论语或问》中针对程颐所言“克己尽仁，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⑤指出，“亦若其言仁、礼不异之意也”⑥。在朱熹看来，不能简单地视“仁”与“礼”为相同之意思，而应从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才是仁的境界这一过程来看待“仁”与“礼”的关系。朱熹明确表示，程颐的这两处诠释“皆其难明而似可疑者，各以是说通之，亦可以无疑矣”⑦。
  第三类是予以否定。对于程颐所言“有诸中则无不中理，慎独敬义，所以为克己复礼”“敬立则无妄，无妄则礼也”“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朱熹《论语或问》指出：“凡或过而失中，或乱而无序，是则真可疑而不可通者，岂其记录之误耶？”①在朱熹看来，程颐关于“复礼”的这些诠释是失中而无序的，其真实性甚至都值得怀疑。
  朱熹对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宋儒“复礼”诠释的评价与议论相对简略。
  对于范祖禹“礼者，理也，至于理，则能复礼矣”②“不迁怒，不贰过，复礼也。夫正与是出于理，不正不是则非理也，视听言动，无非礼者，正心而已矣”③等诠释，朱熹《论语或问》评价其太空疏，“范氏之说，则其疏甚矣”④。
  对于吕大临“胜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叙，则物我兼体，虽天下之大，皆归于吾仁术之中”⑤之诠释，朱熹《论语或问》评价其过高、失却孔子本来意旨、想象恍惚、无修为效验之实等，“吕氏专以同体为言，而谓天下归仁，为归吾仁术之中，又为之赞以极言之，则不免过高而失圣人之旨。抑果如此，则夫所谓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者，乃特在于想象恍惚之中，而非有修为效验之实矣”⑥。对于吕大临《克己铭》之疏忽“复礼”，朱熹进行了批驳：“某见前辈一项论议说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会，便说要与天地同其体，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无吝骄，作我蟊贼’云云，只说得克己一边，却不说到复礼处。”⑦朱熹认为吕大临只说克己而不说复礼，论议不实、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对于谢良佐“礼者，摄心之规矩。循理而天，则动作语默无非天也。内外如一，则视听言动无非我矣”⑧，朱熹《论语或问》评价指出：“谢氏以礼为摄心之规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礼，而又有循理而天、自然合礼之说焉，亦未免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盖圣人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①在此，朱子突出谢氏诠释“失之过高”，“无可持循之实”，无规矩可谈。
  对于游酢“礼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体，一而已矣，非事事而为之，物物而爱之，又非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也”②的诠释，朱熹评价为：“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③朱熹认为游酢此解不重积累，陷入释氏顿悟之说，误导后学产生“侥幸躐等”的心思。
  对于杨时“动容周旋中礼，则无事乎复”④的诠释，朱熹指出：“杨氏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⑤强调杨时之解远远违背了圣人原意。
  对于尹焞“礼者，理也，去私欲则复天理，复天理者仁也。礼不可以徒复，唯能克己，所以复也”⑥之诠释，朱熹《论语或问》评价指出：“惟尹氏庶几近之，然其以理易礼，而遂以复礼为仁，则亦失程子之意矣。”⑦在肯定尹焞诠释之时，亦指出其诠释失程子原意。对此，朱熹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正淳问：“程子曰：‘礼，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礼者，理也。去人欲，则复天理。’《或问》不取尹说，以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⑧
  朱熹之所以不选取尹焞的诠释，在于尹焞只说“复理”不说“礼”字，忽略了“复礼”，因而说得不着实，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