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之“克己”，朱熹十分重视，在继承扬雄等人“胜己之私”诠释的基础上，引入理学诸概念，对“克己”做了理学化的诠释，训“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将表示外在形躯意义的“身”与表达内在意念的“欲”有机结合起来，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并明确指出“身之私欲”包括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口鼻之欲等三个方面内涵。在朱子看来，人之善恶贤愚由气之清浊而定，人之气禀都有偏颇，气禀之偏难知难识难治，为害不小，如若不“克”，会不知不觉堕落于“物欲之私”，气禀之私是必须要克的；“人我之私”本意为“人惟有我之私”，偏指“我私”或“己私”，与他人没有关系，正因如此，才要克去这种“人我之私”，从自己做起；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桎梏人心，使心灵不能主宰形体，应该克胜。不过，朱熹所要“克”的耳目口鼻之欲有所侧重，是过度的超过自然需求的欲望，他并不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当然，“朱熹虽然并不一概排斥或否定人的自然欲望，但他的思想总的倾向是强调把个人的欲望尽可能减低以服从社会的道德要求”①。
  朱子在学术上探讨“克己”思想，以其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引领学术风气，使得“克己”之“胜私欲”训解甚为普遍流传；他更在现实生活中大力倡导、务实践履、身体力行，带动弟子及身边人治心修身，还坚持上书君王，劝谏人主“克己”窒欲。也正因为如此，其“克己”诠释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乃至作为核心内容卷入了道学之争，成为当时道学之争的焦点。
  朱熹“克己”诠释为何会搅入道学之争？可以从学术内外多方面来予以分析。一是“克己”受道学家的重视，是经典诠释等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克己”甚至已成为朱熹等道学家的代名词；二是训“克己”为“胜私欲”，经常成为道学家进谏皇帝和经筵讲义等政治活动的话题，得到皇帝的赏识，道学家的政治地位一度由此而上升，引起反道学家一派的反感和忌恨；三是“克己”涉及的是内圣领域，是张载、程颐之绪余，与反道学家一派立场不同；四是反道学一派迎合宰相王淮意图，因朱熹弹劾唐仲友事而反朱熹，借“克己”等道学家常用的术语来反道学家，这是学术之外的政治因素。
  朱熹对学者“克己”修养之重视与宣扬，无疑促进了士大夫重视内圣领域之修养。刘子健指出：“新儒家哲学中萦回着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优秀的人，即所谓‘儒家士绅’如何进行修身。就拿《近思录》这部著名的儒家入门读物的书名来说，它所要思的主要是士大夫、家境富裕的文人以及其他社会优秀分子的心之所关、情之所切。”①余英时亦分析认为，《近思录》纲目卷一至卷五相当于格、致、诚、正、修，即朱熹《集注》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克己复礼”作为《近思录》第五卷，在余英时看来是“内圣”的领域，诚然事关“学者”修养。②在朱子倡导和引领之下，宋代学者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始终关注修身，即使是著书立说，也更倾向于思考内圣修养，并在实践中落实“克己”之“胜私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