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凭其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引领学术风气，在他之后，训“克己”为“胜私欲”非常普遍，蔚然成风。真德秀甚至指出：“克者，战胜，攻取之谓。私欲害人，甚于寇贼，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②冯从吾更强调：“先儒解克字，谓如三军遇敌，战必胜，攻必取，此言甚好。”③赵顺孙《四书纂疏·论语纂疏》、胡炳文《四书通·论语通》、詹道传《论语纂笺》、蔡清《四书蒙引》、薛蕙《考功集》、王直《抑庵文集·后集》等均释“克己”为“胜私欲”。
  朱子在现实生活中大力倡导和坚持践履“克己”，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劝导周围学者以此治心修身，还多次上书君王，劝谏人主以此正心窒欲，其“克己”诠释思想影响极大，乃至作为核心内容卷入了道学之争，成为当时道学之争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道学是整个宋代儒学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朱熹是道学的集大成者。①道学在创建过程中，论争就未曾停止过。朱熹释“克己”为“胜私欲”，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践履和推行“克己”诠释思想，讲究“克己”之学，推动“克己”之道，一时间，“克己”成为了宋代道学的代名词，朱子“克己”诠释因而遭到了反道学一派的强烈反对与攻击，成为反对者的“众矢之的”。
  从陈贾、郑丙、林栗对道学的反对奏折以及叶适的辩护奏折、楼钥的调停奏折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陈贾时任监察御史，他专门给皇上呈报《陈贾论道学欺世盗名乞摈斥》之奏折，对道学展开深入而全面的批判，着重强调“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等是学者当然之事，而道学家之徒却认为“己独能之”，只有自己能，且互为标榜；道学家还以此假名济伪，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本想当官，却说“吾常泥泽冠冕”，本想发财，却说“吾能粪土千金”；道学家还相与为媒，植党分明。陈贾的结论就是，“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的道学家不能用，用了就会天下大乱，“万一有是人而得用”，“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矛头直指朱熹。②《宋史·郑丙传》记载，吏部尚书郑丙上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所指亦是朱熹等道学家。另据《朱熹年谱长编》记载，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一日，朱熹与兵部侍郎林栗论《易》《西铭》不合；六月九日，林栗奏劾朱熹。④
  透过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陈贾、郑丙、林栗反对道学有外在的政治原因。《宋史》记载，淳熙八年（1181），朱熹弹劾台州唐仲友，宰相王淮善唐仲友，不喜朱熹，乃擢用陈贾为监察御史，并让他上疏痛革“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⑤而林栗、郑丙与陈贾为同科，他们反道学皆有迎合宰相王淮之意。王淮、郑丙、陈贾、林栗皆为反道学一派①，他们反道学有派系利益之争。尽管如此，王淮等反道学一派始终把“克己”“胜私欲”作为反道学的重要理由和靶子，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朱子“克己”诠释思想在官僚社会中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
  针对陈贾、郑丙、林栗诸人对道学的攻击与反对，叶适挺身上奏为朱熹辩护。他认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作为“事功学派”的代表，叶适并不是《宋史·道学传》中所指的道学家②，他为朱熹辩护，不能从学术派系上找原因。叶适在上奏的《辩状》中特别强调，“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③。可见，叶适反感的是反道学一派对重内圣修养的“稍慕洁修，粗能操守”的包括他在内的士大夫的打击，同时这种反感，也与他重视“克己”之实用性、释“己”为“个体”、解“克己”为“治己”“成己“立己”息息相关。④
  针对郑丙、陈贾、林栗等人的反对和叶适对朱熹的辩护，楼钥上奏《论道学朋党》，⑤希望能调停双方，走中庸之道。楼钥指出，十数年间，但凡奏章中涉及“克己”字眼，即加以忌讳，反道学一派从“克己”一词着手做文章，对“凡士之端谨好修、谈论经礼者”，“一切指之以为‘道学’”。这与叶适所说“见士大夫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相类似，只是“克己”即“胜私欲”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反道学一派反感奏折中“克己”之字眼，即便人主躬行“克己”之道于上，士大夫为躲避反道学家的讥笑、折辱、仇恨，亦“往往有所讳而不敢言”，自觉“相戒以毋言”。可见，当时反道学势力极盛，道学之争异常严酷。楼钥因此上奏，乞人主“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使士大夫能无竞，众贤和于朝，国家不生于厉阶，天下不至于甚弊。①楼钥此奏一方面反映了由“克己”而引发的道学之争，另外一方面亦体现其对人主行“克己”之道的企盼。
  楼钥上述所举的貌似不可思议的“讳言”现象，可从朱熹的进谏经历中得到印证。据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和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记载：
  十五年正月，且趣入对，遂拜命。会淮罢相，力疾入奏，首言州县近年刑狱失当，有涉纲常风化之重者，有司亦从流宥轻之失宜，卒乃拳拳以谨察天理人欲为说。有要之于路，以“正心诚意”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岂可默以欺君乎？”及奏，上未尝不称善……②
  朱熹要上奏，有人好言相劝，奉劝勿言“正心诚意”，因为这是“上所厌闻”。“克己”“正心诚意”虽然只是道学家修养之术语，但这些术语引发的却是政治思想立场的争斗。朱熹不听劝诫，仍坚持以“克己”“正心诚意”劝谏人主，得到的是“上未尝不称善”。可见，人主对朱熹是肯定的，不曾介入以“克己”为由引发的道学之争，这大概也是道学和反道学一派纷纷上奏人主，争取人主支持的重要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庆元元年（1195）至嘉泰二年（1202），楼钥、叶适与朱熹都入《伪学逆党籍》，③楼钥、叶适虽不是《宋史·道学传》所指的道学家，但随着事态发展，楼钥、叶适为朱熹等道学家辩护，道学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也是反道学一派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