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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己”之诠释的多样化不同的是，朱熹在各个文本中一致训“克”为“胜”。朱熹把对“克”的诠释也置于其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中，用“胜”释“克”，是因为天理人欲处于此胜则彼退的对立关系，天理人欲难以明辨，“克”之对象“人欲”难以克胜。马融诠释脉络下的“治”、孔安国诠释脉络下的“能”、范宁诠释脉络下的“责”，远不能形容朱熹理学框架下“克”之工夫。
  首先，朱熹从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之关系的角度来释“克”。
  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天理和人欲处于此胜则彼退的关系中，二者截然对立。“克己复礼是截然分别个天理人欲，是则行之，非则去之”①；“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②。朱熹认为，天理人欲相互对立与排斥，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天理进一步，则人欲退一步；人欲进一步，则天理退一步。要么克胜人欲、复归天理，要么陷溺人欲、丧失天理，不进则退。在这种天理和人欲此胜则彼退的较量中，需要付出十足的克己工夫，才能获胜。“克己亦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得尽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问哉！”③主体面对人欲，犹如孤军遇到强敌，别无选择，只能拼死一战。朱熹反复强调，“圣人所以下个‘克’字，譬如相杀相似，定要克胜得他！”“颜子克己，如红炉上一点雪！”④“克”字如相杀，定要胜利；“克己”为雪落红炉，必将消融，如此才能战胜“私欲”，才能体现胜券在握的气势。“克者，胜也。日用之间，只要胜得他。天理才胜，私欲便消；私欲才长，天理便被遮了。要紧最是胜得去，始得。”⑤在这种尖锐对立的天理人欲关系下，只有“胜”字才能匹配和胜任“克”之工夫。有弟子问，训“克”为“胜”不若“治”较稳，朱熹答：“治字缓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胜，便是打叠杀了他。”①朱熹认为，“治”字太缓，更适合于缓慢的过程、共存有余地的情形，天理要彻底战胜人欲，用“治”这种工夫不行，力度不够，“胜”字才有“打叠杀了他”的力度。明代学者蔡清在《四书蒙引》中对此亦有讨论：“克，胜也。直至那边全倒了，只有我在，方是克。此克字最重，故曰：‘如红炉上一点雪。’”②对方全倒了，唯我独在，才是“克”、才是“胜”，如同红炉上一点雪，烈火熊熊，雪落速殒无痕。蔡清精研朱熹著作，力捍朱熹学说，对“克”训解读可谓深契朱子本意。
  其次，朱熹从天理人欲难明的角度释“克”。
  朱子有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③，有学者解读为，“是言其致察于‘非’字”④。没有“至明”的工夫，则不能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不能视听言动的“非礼”，更不能明察天理人欲所动之玄机，必将混淆天理人欲。“因说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则易见，但恐自说是天理处，却是人欲，所以为难。”⑤人欲虽易见，但有时易把人欲误为天理，天理和人欲不易辨清。“因论‘克己复礼’，洽叹曰：‘为学之艰，未有如私欲之难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时，有与他做一片时。’”⑥朱熹回答弟子指出，私欲之难克，一方面难在战胜不了它，另一方面难在误把私欲作天理，视私欲为同朋，因而与之同做一片，融为一起了。“天理人欲，几微之间”⑦，“吾人所学吃紧着力处，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耳”⑧。天理和人欲过渡之 间，有时并非判然有别，而这恰恰是“克己”最难处、最吃紧处，也是最应该着力处。
  参阅张栻与此类似的表述有助于理解朱熹的深意：“试举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学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为天理而存之，以何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①“克己”之难，在于天理微妙难明，人欲汹涌易起，“天理人欲之分”难析。天理人欲难明，又不得不明，“毫厘之差，霄壤之缪”②，“克己即存理去欲之别名”③，区分天理人欲是存理去欲的前提，求仁“克己”自然很难。
  “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④朱熹还认为，天理人欲不是凝固不变的两极，二者之间“无硬定底界”⑤，可相互换位和转化，两边力量的对比起决定作用，“两界分上工夫”是关键，“须事事与剖判极处，即克治扩充工夫随事著见”⑥。想要天理不失，人欲不横流，“克己”工夫一刻也不能松懈。只有“胜”字而不是“治”字能胜任这种有力度又能持久的“克”的工夫。
  朱熹学生符舜功就学者“克己”修养与朱熹展开讨论。符舜功问道：“学者当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计。不如只于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朱熹不赞同这一说法，引尧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说表达自己观点，主张“只于两者（天理、人欲）交界处理会”。⑦这同他于“天理人欲相去之间”着力之论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次，朱熹从“克”之对象“私欲”难以对付的特征来释“克”。
  朱熹深刻体察到“克己”难克，这是他字斟句酌、深思熟虑后以“胜”而不以“治”训“克”的重要原因。程颢强调“克己最难”①，认为“‘先难’，克己也”②。受此影响，朱熹对“克己”之难做了详尽论述。“克己工夫较难，出门、使民较易。”③与“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之敬的修养相比较而言，“克己”更难。
  “克己”是“胜私欲”，作为“克”的对象的“私欲”难以对付。“‘克’者，胜也。难胜莫如‘己’，胜己之私则能有诸己，是反身而诚者也。”④如果能克服和超越“己之私”，那么，我们就能找到本我，但“己之私”难克，因为这是心上工夫。“答颜子处是就心上说工夫，较深密为难。”⑤朱熹认为，“克”的对象“己”不是指“身”，而是指“私欲”。“身”侧重形躯意义，是外在的、可见可触的；而“私欲”侧重内心深处的欲念，“克”私欲是心上工夫。心上工夫最为幽微玄妙，要做到深密无过确实很难。朱熹甚至将“克己”对象喻之为盗、恶草、贼、病根等，如“克己则是拒盗”⑥，“克己则是去其恶草”⑦，“‘克己’如誓不与贼俱生”⑧，“‘克己’是拔去病根”⑨。“克己”被喻为杀贼工夫。“‘克己复礼’，这是杀贼工夫”⑩；“‘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个贼，打杀了便没事”?；“告颜渊底是杀贼工夫”?。为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克”。“把持不能久，胜物欲不去”；“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觉得物欲来便着紧，不要随他去。这个须是自家理会”①。“克己”要在“久”“常”上下工夫，时常警惕，不能“物欲”来了就下工夫，去了就不管了。朱子终身倡导和践行“克己”工夫。“克”之对象如此幽深、难以应对，“克”之工夫必然是“胜”而不是“治”了。
  受朱熹影响，朱熹弟子对于“克己”对象之难亦多有阐述，从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中历历可见。比如，其弟子在与朱熹问答中指出：“‘仁者先难而后获。’难者，莫难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则恻然动于中者，不期见而自见”②；“克去己私，最是难事。如今且于日用间每事寻个是处”③；“如今所以难克，也是习于私欲之深”④。在诸弟子看来，“克己”之难，难在私欲难去，难在习于私欲的程度太深。
  宋儒尤袤十世从孙尤文自小读程朱遗书，谓学者“必先于天理人欲关键剖决分明，才有入手处”⑤，深得朱熹“克己”难克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