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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克己”诠释极为重视，甚至依托诠释构建起了丰富而系统的克己之学，将其作为自己心性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克己”、克己之学是圣人成圣、教人的根本途径。
  在《论孟精义》中，朱熹反复引用谢良佐的观点强调“克己”的重要性。“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则其所好乃克己之学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众人之所以为众人，以其灭天理而穷人欲。颜子之克己，其于圣人孰御焉？是以谓之好学”①；“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②。谢良佐认为，“克己”是根本，圣人与众人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由“克己”而得天理、忘人欲，颜渊能成圣，关键在于他好克己之学，其克己连圣人都难以抵挡。对此，朱熹是认同的，并加以引用和阐述发挥。
  “制也，制之于外。克己也，以安其内。”③与“外制”相比，“克己”有“安内”之功效。“‘克己复礼’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④如果用治国来做比方，“克己复礼”就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内在修明，外在自然平和，内在之“克己”始终处于根本之地位。“圣人教人有定本……夫子对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是定本”⑤；“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⑥。在朱熹看来，孔子教人、颜子为学的根本均是“克己复礼”，不“克己”又如何能教好人、为好学呢？“克己”为圣人教人之定本。
  朱熹重视“克己”有一发展过程。起始，他对程颢单提“敬”字教人和程颐新增“致知”之学非常重视，谓“敬”“致知”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不可偏缺。⑦其后，朱熹43岁左右提出“克己”⑧，并比较论述与二程之异同得失，“克己”之于“敬”“致知”，若三足鼎立。再后来，正如钱穆所述，朱子晚年好提克己工夫，认为“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①，及其年过六十，乃始明白以克己工夫放在持敬工夫之上，视“克己”为一枝独秀；年六十七以后，谓克己工夫较持敬更积极，更彻底。②
  “克己”得到朱熹的高度重视有时代的原因。到宋代，儒学内倾现象逐渐形成③，中国转向内在④，内在的德性修养摆在首要位置，“内圣”被视为“外王”的基础。“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须是如此推出，方能合义理。”⑤当时的学者甚至视外王事业为内圣事业自然发展的结果，“内圣”可必然发展为“外王”，“成己”然后“成物”，“成己”是前提，这才符合义理。此外，宋代佛教发达，影响日盛，佛教戒律森严，这也是朱熹重视“克己”诠释的重要外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