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克己”诠释的集大成地位更源自他对前人成果的批判性吸收，仅从他对待扬雄、程颐、谢良佐之“克己”诠释的立场和做法中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朱熹本人高度重视并常提及扬雄、刘炫等的“克己”解。他认为，扬雄《法言》之说，自刘炫发之，刘炫之言“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②。对刘炫的“克己”诠释先抑后扬，赞美之意不言而喻。由此亦可窥见，朱熹与扬雄、刘炫等人的“克己”解是一脉相承的。张崑将等学者也研究指出，扬雄《法言》所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对朱熹颇有影响。③对于前代扬雄的观点，朱熹不是全盘照收，也不是一概否定。张栻曾于《克己斋铭》中评扬雄“克己”诠释：“子云盖未知所以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④为此，朱熹弟子问：“南轩作《克己斋铭》不取子云之说如何？”朱熹答：“不知南轩何故如此说？恐只是一时信笔写将去，殊欠商量。”⑤朱熹因为赞同扬雄克己诠释，故而认为张栻之评不妥。当然，朱熹也不是完全盲从，对于扬雄诠释，他有客观的分析。“扬子云曰：‘胜己之私之谓克。’‘克’字本虚，如何专以‘胜己之私’为训？‘郑伯克段于鄢’，岂亦胜己之私耶！”①朱熹以“郑伯克段于鄢”的“克”之诠释为例，说明用“胜”训“克”则可，扬雄以“胜己之私”训“克”显然不妥。
  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用程颐、谢良佐“胜私欲”诠释亦反复修改，甚为严格。在《朱子语类》中，他直白地指出：“看《集义》，聚许多说话，除程先生外，更要拣几句在《集注》里，都拈不起。看诸公说，除是上蔡说得犹似。如游杨说，直看不得！”②朱子认为，除程子外，只谢良佐的诠释还有可取之处，其他就看不得了。因此，在《论语集注》“克己复礼为仁”章，他只引用了程颐、谢良佐的相关论述。
  《论语集注》中朱熹转引程颐的诠释为：“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③《朱子语类》中朱熹亦强调：“伊川尝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此说最为的确。”④朱熹引用的程颐诠释的这一定稿经过反复修改。《论语精义》记载了朱熹对程颐注的修改情况：“（程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⑤，先生（朱熹）亲笔改云：‘克己复礼为仁。言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是乃仁也。’”⑥而此处朱熹之修改较之《论语集注》文本，还有出入。朱熹编写的《河南程氏遗书》记载了程颐对唐棣提问的回答：“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已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⑦《论语集注》文本在此基础上去掉了赘词“凡人”“后”等，“只有礼”改为“皆归于礼”，“始是仁处”改为“方始是仁”。这些修改与完善体现了朱子在前人启发下，对“克己”认识的不断深化。
  谢良佐重视“克己”，亦视“克己”为“胜私欲”，主张“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①。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认为，“上蔡过高，多说人行不得底说话……上蔡《论语解》，言语极多，看得透时，它只有一两字是紧要”②。《论语集注》中朱熹引用的谢良佐的“克己”诠释为：“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③谢良佐原话为：“须是克己才觉时便克将去，从偏胜处克，克己之私则见理矣。”④由此可见，谢良佐之语，朱熹在引用时是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的。
  朱熹在诠释“克己”的过程中，对前人成果进行博采和集评、批驳和辨误、选择和吸收，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取舍，才逐渐形成了自己集大成的诠释成果。他本人亦不讳言，其《答潘端叔》明言：“只《集注》屡改不定。”⑤王懋竑《朱子年谱》亦云：“是其（集注）修改直至没身而后已也。”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