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看似只是对一个命题的诠释研究，实则能够关联上下左右，能够实现小切口大关怀，体现朱熹学术本身“致广大、尽精微”的特质，具有研究内容、视野、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从研究内容来看，本书首次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旨在深入挖掘“克己”“复礼”“为仁”等概念的意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朱熹对仁与礼、克己复礼与仁、克己与复礼、仁与爱、仁与理、仁与德、礼与理等关系的诠释，并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深入把握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内涵；由此凸显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逻辑性、全面性、内倾性与其工夫论倾向及其心性论、本体论建构；进而彰显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思考其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的借鉴作用。
  从研究视角来看，全书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全面的研究，旨在揭示朱熹如何以理学体系建构驾驭经典诠释、其经典诠释如何体现理学体系建构，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背后的理学根源，突出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学化特征及其与理学体系建构的互动互促。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学发展和分化的晴雨表，是一直以来聚讼不已的焦点话题，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最能反映儒学仁礼关系的命题多有措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构理学体系，是其应对佛道挑战、回应“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需要。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清代汉宋之争的焦点，主要不在于朱熹是宗孟还是宗荀、崇仁还是尚礼，而在于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等宋儒的理学体系建构的漠视和排斥。由此可见，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对平议清代汉宋之争亦非常重要。由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而引起的不论是儒学与外部的抗争（儒学与佛道之辩），还是儒学内部本身的争议（清代汉宋之争），都需要有针对性地以理学体系建构视角切入开展研究，这对于彰显朱熹的学术特色、地位与影响，对于把握宋代学术的转型、演化与“造极”及其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研究方法来看，正如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所指出的，“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①，朱熹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的，依据朱熹学术本身的特点，本书研究力图呈现朱熹学术的原貌，注重朱熹诠释与建构的历时性发展、动态性演变，在全面梳理朱熹博采、集评和批判吸纳前人特别是二程等人的相关诠释思想的基础上，探求朱熹与儒学内部其他学派学者如何论辩往来，如何发展、完善和定论相关的概念意涵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并振兴儒学，以此揭示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学思历程。正视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的矛盾性、阶段性，破解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出现的矛盾性问题，比如克己与复礼究竟是合说还是分说，“克己复礼”当下便是仁还是然后才是仁，究竟是礼先仁后还是仁先礼后，“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应做何确解，进而对朱熹克己复礼关系辨、仁礼关系辨、仁爱关系辨、仁德关系辨、仁理关系辨、礼理关系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发现问题矛盾的症结所在，认识朱熹学术的各个阶段性特征，从动态发展过程中，把握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逻辑性、全面性和统一性。陈来先生指出，“无论何种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研究，最基础的研究仍然是对思想文本的研究，没有对于文本的深度研究，不能深入文本的具体诠释，终究难免浮光掠影或对塔说相轮”②。本研究的深入开展建立在搜集和阅读大量文本材料之上，这也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