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上文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的文献较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海外及中国港台地区的激烈争论更是将对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些文献从字词释义、经典诠释、思想发掘、研究路径选择等不同角度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而“克己复礼”诠释之争反映出的关于孔子“克己复礼”思想中“克己”“（复）礼”“（为）仁”等诸概念的内涵的界定、仁礼关系的初步探讨，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治学方法、旨趣的差异，“克己复礼”究属政治、社会学还是伦理学范畴诸问题的讨论，以及内证文本等问题，更是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讨朱熹“克己复礼”诠释中相关问题的兴趣。具陈何炳棣、杜维明等“克己复礼为仁”论争之始末，回顾“百年误读”与“千年争论”之辩的过程，本书无意于评判孰是孰非，而旨在探讨“克己复礼为仁”论争背后的思想史意义：一是“克己复礼为仁”委实重要、典型，否则不会持续成为论争的焦点；二是与其空无依傍地争辩，不如脚踏实地地省察，选取历史上代表性人物比如朱熹，就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找出诠释中透显出的问题症结所在①；三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论争的具体内容为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的已有成果相比，对宋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成果较少，而对宋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成果又多集中于朱熹身上。已有的研究关注到了朱熹创造性的诠释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联，提及了朱熹对仁礼关系的诠释、工夫论倾向以及下学上达的诠释特色，注意对朱熹开展相关比较研究，横向上将朱熹与其同时期的陆九渊、叶适等进行比较，纵向上将朱熹与孔孟、明清儒者等进行比较，并且从东亚儒学视域，将朱熹与日本儒者荻生徂徕、中井履轩及朝鲜儒者丁茶山等进行比较。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指引了方向，开启了思路。不过，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是涉及命题的某个方面，或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泛泛而论，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从而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白和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与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的已有成果相比，对明清儒者“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的文献较少。元儒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主要是尊朱、述朱，整体上不曾突破朱熹思想的藩篱，研究价值不太大，因此学术界对此不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极少，而已有的极少数研究成果跟本论题主旨不甚契合，所以相关研究文献材料本书没再吸纳进来。
  就明代儒者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王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与王阳明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本来不甚着意、较之朱熹相关诠释特色不够鲜明等有关；相比之下，阳明后学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对象涉及罗汝芳、邹守益、焦竑与朱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之异同比较研究，阳明后学与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之异同比较研究等；关于其他明儒“克己复礼”诠释研究的对象有高攀龙、郝敬、张岱等，只是研究对象涉及面宽，研究还不够深入。饶有兴味的是，林月惠针对沟口雄三之阳明后学“克己复礼”诠释研究展开了讨论，林月惠等习惯从哲学层面检讨“克己复礼”诠释，因此不能接受沟口雄三从思想变化的外在面貌，特别是从经济层面解读明代后期的“克己复礼”诠释，这涉及究竟应从哲学思想本身的内在义理脉络，还是应从外在社会经济现象或结构来解读等问题。
  清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着重体现在清儒对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批判，研究对象涉及毛奇龄、颜元、李塨、戴震、阮元、凌廷堪等，涉及面宽，但限于篇幅，多集中在训诂层面进行讨论和研究，对训诂背后的思想史意义挖掘得还不够。那么，为何朱熹“克己”诠释在明清特别是清代还有这么大的影响？较之明清儒者，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究竟有何意涵和特色？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创造性诠释对明清儒者究竟有何影响？为何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会成为清代汉宋之争的争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其学术中究竟居于何等地位，如何彰显儒学的分化与发展？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皆应从理学体系建构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以期有助于平议清代汉宋之争，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既有的关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儒学发展的研究，高屋建瓴，将“克己复礼”和“仁”“礼”诠释置身于儒学发展的大脉络来考察，为本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但是，如果不深入到具体、典型的人物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点面结合地系统考察，难免会有浮光掠影之嫌。
  在已有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成果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是，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其“克己”“复礼”“为仁”诸概念以及“克己”“复礼”“为仁”三者的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刻内涵？朱熹是如何在博采、集评前人特别是二程等人的相关诠释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和定论这些概念意涵及其彼此间的关系？透过“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儒学重要命题，朱熹是如何创造性地诠释仁礼关系、如何回答“克己复礼”何以为“仁”这一问题的？与此相应，朱熹如何诠释克己与复礼、仁与爱、仁与理、礼与理等关系的？朱熹等宋儒直接面对的是佛道特别是佛氏的挑战，须致力于复兴和弘扬新儒学，“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中的仁与礼是儒学的核心问题，因而朱熹对这一命题的诠释应反映朱熹是如何直揭儒佛之辩、捍卫儒学的立场的。又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焦点在于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那么应立足于汉宋之争这一宏大学术背景，进一步以理学建构为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朱熹是如何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与此相关，还应更深入地挖掘朱熹学术的体系性、逻辑性、内倾性、全面性与其工夫论倾向性及其心性论、本体论建构，凸显其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思考其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怎样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