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关于王阳明《论语》及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
  关于王阳明《论语》诠释的研究文献不多。詹海云《王阳明与〈论语〉》从《传习录》等文献中搜罗了王阳明对《论语》的论述，并从王阳明论圣学的性质、论圣学的内涵、论圣学的工夫和论孔门诸子等角度分析王阳明《论语》诠释的思想内涵，比较阳明与孔子、阳明与朱子、阳明与清初反理学之顾炎武之间的异同，并评论顾炎武对阳明之批评有失公允。③该文研究王阳明与《论语》颇有深度，对相关研究资料的搜罗也颇为详尽。日本学者松川健二《王守仁〈传习录〉和〈论语〉——心学解释的成果》从王阳明《传习录》中选取有关《论语》的言论，从存天理去人欲、作圣之功、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等四个方面分析指出：王阳明为了完成和弘扬自己的学问，大大地利用了《论语》的言论，对古典的言语给予独到的解释，并成功地透过批判朱熹《论语集注》建构起自己的心学理论。④另有数位日本学者从比较王阳明与孔子异同的角度，研究了王阳明与《论语》等相关内容，如三岛复《王阳明的论语解》⑤、安井小太郎《王阳明与论语》①、安井小太郎《传习录与论语》②等。《论语》是“克己复礼”之母体，这些研究对我们掌握和了解王阳明“克己复礼”诠释的大背景颇有助益。
  专门研究王阳明“克己复礼”诠释的论文较少，詹海云《王阳明与〈论语〉》③在讨论王阳明论圣学的工夫时，涉及王阳明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讨论，只不过，王阳明的相关讨论是围绕其对朱子“克己复礼”诠释之“效验”④说的批评。王阳明认为，朱子“克己复礼”作“效验”讲，是就“用”而言，不是就“体”而言；就“体”而言，“复礼”是复吾心一体之仁，即光复良知，“克己”须先“立志”，“立志”才能“存天理去人欲”，而“去人欲”之下手处即在心的发动处的“意”。由此，王阳明将克己复礼与立志、意诚相结合。马忠杰、张宏敏《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句的一种解读——以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⑤用王阳明《传习录》的文本注解来疏解“克己复礼”的修养方法，期冀有助于解读孔子仁学思想。该文与其说是在解读孔子，不如说是在解读王阳明，而解读王阳明的深度显然不够。乐爱国《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⑥指出，王阳明对《论语》的“克己复礼为仁”解读源自于朱熹，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发生了变异，既不同于朱熹，又与王阳明的解读有很大的差异。
  （二）关于阳明后学与朱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之异同比较研究。
  吴震《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指出，阳明后学罗近溪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朱子不同。在“克己复礼”的诠释史上，“克去己私，复返天理”这一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见解，到阳明学的时代，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明代心学家罗近溪提出了“能己复礼”“能身复礼”的全新诠释，“人”“己”“身”不再是消极的存在对象，而应当是有正面价值的、有充分潜能的、“即人而仁”的、以仁体为自身之本质的主体性存在。罗近溪对“克己”所做的重新解释，与其说是针对汉儒，还不如说是针对宋儒，其思想史意义不仅在于由此确立了以“己即人”“人即仁”为核心内容的仁学思想，而且在于它适以表明，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应当允许突破文字训诂的局限，而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解释。①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第三章第三节《明清思想的继起性展开的一个纵断面——明代后期的克己解》认为，从阳明后学到戴震的“克己复礼”解，皆在哲理上肯定“人欲”，朝“己欲”与“他欲”统摄于万物一体的方向上展开。该书把以邹东廓、王龙溪、罗近溪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解，与清初颜元、李塨，及清中叶戴震等人的“克己复礼”解视为同一思想趋势与系谱；而且，还将“克己复礼”解联系到“里甲制”的解体以及地主、佃户间土地所有权问题，从社会经济层面予以解读。②
  林月惠《诠释与工夫——宋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证》中的第六篇《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解及其工夫论之意涵》，分析了阳明致良知影响下的阳明后学邹东廓、王龙溪、罗近溪的“克己复礼”解，比较三者诠释的细微变化，并回应了沟口雄三之论断，对沟口雄三以上两个方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虽然从思想现象的关联来看，阳明后学与清代颜元、李塨、戴震等人都反对朱子的“克己复礼”解，但细绎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解，即可发现其义理脉络及问题意识与清代的“克己复礼”解绝不相侔；哲学思想有其本身的义理发展脉络，不能化约到社会经济现象或结构来解读，就阳明后学而言，“克己复礼”解乃工夫论的论述，与社会经济之关联甚微，沟口雄三之论断，有待商榷。①沟口雄三从思想变化的外在面貌来观察，将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解与清代颜元、李塨、戴震等人的“克己复礼”解视为同调，林月惠则从哲学思想本身的义理发展脉络来解析，强调“克己复礼”是内在于宋明理学的工夫论，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解，其内在义理并未背离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以臻至“无欲”的共法，皆能正视道德生活中的善恶二元性。
  （三）关于阳明后学与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之异同比较研究。
  一方面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诠释深受王阳明“致良知”的影响，表现出与阳明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诠释又特别强调“礼”，讲究考察礼文，主张以道问学、博文约礼，偏离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之教。龚鹏程《晚明思潮》中有三章涉及“克己复礼”诠释研究，其中《克己复礼的路向：晚明思潮的再考察》分“克己复礼”“即心即礼”“转识成智”“辅教护国”等四节论述焦竑、李贽、袁宗道诸人的克己复礼诠释路向，阐明晚明“礼”的内在化、本体化，即心即礼，以礼为心性，“礼，时为大”等特点；《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第五节《复礼之学》讨论了罗近溪复礼的两种含义，一种是借用经典言词来唤醒主体良知，复合于天理，一种是以礼文来磨砻我们朴素的底里，罗近溪偏离了王阳明良知良能的教法，特别强调“礼”的意义，第六节《克己之学》从仁礼关系的层面讨论了罗近溪“仁礼并言”“仁礼两端”的特点，并且指出，罗近溪之学已从呼吁发显主体良知的逆觉体证之路，逐步走向讲究考察礼文、遵守礼法的道路；《摄道归佛的儒者：焦竑》第八节《克己复礼》提及焦竑主张博文而约礼、以道问学成就尊德性，虽然只是简单涉及，但颇为独到。①
  （四）关于其他明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
  邓克铭《高攀龙之〈论语〉诠解》第四部分《“克己复礼”的解释》指出，高攀龙的“克己复礼”解不同于朱子，高攀龙对罗近溪的“克己复礼”解也有所批评，认为“克己复礼”有两种方式：一为直接从“本性”“真体”“真性”入手，一切妄念只是因迷而起，若知真体本无一物，则妄念自然消除；一为从实际工夫做起，在行为意念上仔细检点反省，亦可达到复性之境地。②这两种方式在高攀龙思想中并行不悖，各有其理论依据，而前者受其复性观念影响，从本性论克己复礼，更具个人特色，后者乃因当时学弊而发。张晓生《郝敬及其〈四书〉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郝敬的〈论语〉学》指出，郝敬把“行仁”“克己复礼”都归纳为“下学而上达”，“克己复礼”成为郝敬“下学而上达”的《论语》解说体系中的一环，这进一步印证了其用“下学而上达”统摄《论语》之企图；郝敬将“行仁”等同于“修身”，又加上“果决”的精神要素，这样解说经文，已经将《论语》中的古训转化为现实可行的修养途径，表现出他重实践的思想特质。③简瑞铨《张岱四书遇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以“礼、仁、义”三观念以及张岱特别重视的“学”之观念为视角，考察张岱对《论语》的见解。张岱论“礼”包括礼的意义（“礼”即是“天理”）、礼的作用（修礼尽敬礼之用）、用礼的原则（礼得“中”则治，失“中”则乱）；从《论语》本身的思想脉络来看，张岱之“学”指的是学“为仁”或学“克己复礼”。④
  （五）关于清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第一节《宋学式人性论的破绽——颜元、李塨的克己解》指出，颜元以应克之“私”为“外物”，使得宋学式的一己完成性开始露出微妙的破绽，颜元以“外物”为恶而置之于性之外，同时又让恶作为气质的混浊状态附着于性，这是颜元哲学不彻底性所带来的逻辑上的一个破绽，颜元哲学有不彻底的“新”；第二节《社会性相关之理的创出——戴震的克己解》认为，戴震之“克己”既不是克服等于私欲的己，也不是己克胜私欲，而是在和他欲的关联上不失于己欲，在戴震看来，“理”不是因“不出于欲”而得到满足的悬空之理，而必须是成千上万人的普遍的“日用饮食”的事实性条理，不应是一己胸臆的豁然自得之物，而必须具有万人共有的客观规范性，戴震的“克己复礼”解是站在己与天下的相关之中使欲得到相互调和而为仁这个新的立场上的解释。①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认为，朱熹解释“克己复礼为仁”是完全错误的，清人俞樾《群经平议》释“克己复礼”承孔安国注训克为能，“己复礼”三字连续，训诂至确。②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涉及戴震、阮元、凌廷堪的“克己”解及其对朱子“私欲”解的批评。③赖芳晖《毛奇龄〈四书改错〉研究》指出，朱熹和毛奇龄两人解“克己复礼”，代表宋儒与清儒的普遍差异，朱熹解“克己”为“战胜私欲”，毛奇龄解“克己”为“约身”。④林启屏《乾嘉义理学的一个思考侧面——论“具体实践”的重要性》简要论及戴震、阮元、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及其“克己复礼”说，并指出，宋儒、明儒开发了“人”面对“自己”的“内在面向”之幽微，清儒拓展了“人”所面对的“外在关系”之处理。①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对清代嘉庆间学者张成孙等人的礼学思想及“克己复礼”之说有所分析。②邓克铭《宋代理概念的开展》从修正程朱的角度，分清初、乾嘉、乾嘉以后等三期，论及清代学者的礼学思想与“克己复礼”之说。③刁小龙《经学解释：训诂与义理之间——以〈论语〉“克己复礼”程朱说为例》第一部分论及清儒毛奇龄、凌廷堪、惠士奇对程朱“克己复礼”解释的驳斥，即驳斥程朱“克己复礼”说忽视《论语》本身训诂文辞之例——失诸上下文例之观照：人、己既别，则前后之“己”不当两解；忽略了下文所云动作主体的存在。④赖芳晖《毛奇龄〈四书改错〉研究》指出，清儒摒弃了天理人欲对立的诠释态度，回复古注，要求“克己”与“为仁由己”之“己”字的一致性。清儒善用解经方法对宋儒提出批评，将“己”从“天理人欲”的对立关系中解放出来，强调道德主体的重要性。⑤该部分论述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