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思想内涵研究。
  一是关注朱子“克己复礼”诠释之下学上达。牟坚立足于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就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进行了分析，认为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只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她强调，朱子在其不同时期的《论语》学著作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诠释，并对宋代理学各家之说辨析、取舍，批评“以理易礼”只讲理而不讲礼、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①许家星从工夫论视角对朱子“克己复礼”章解进行了分析，其《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认为，朱子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做出独特揭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朱子创造性地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②其《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在研究朱子道统说的同时指出，朱子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这一路线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③
  二是关注朱子“克己复礼”诠释之仁礼关系。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很少。李泽厚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详细地研究讨论，但却做出了与此相关的明确论断。他指出，周公是“由巫到礼”，孔子是“释礼归仁”，“释礼归仁”不是放任情欲，是要“克己复礼”，仁包含“克己”的意志锻炼，恰恰是理性对情欲的自觉主宰。他认为，朱熹把“仁”释作“心之德，爱之理”这一先验理性，而以世间的一切礼制规范作为“理一分殊”的“人事”的“仪则”，仪则非常具体地规约管辖人间的情爱和关系，具有“天之经，地之义”的神圣性，是人们必须服从、履行的“应当”，这就承续了“由巫到礼”的巫史传统，再一次从天人之际论证和安排了传统社会现实生活的伦常秩序。①此外，杨根东硕士学位论文《朱子“礼”论——从“礼之本”的角度探究》②第三、四部分，姜波硕士学位论文《以理释礼——朱熹礼、理关系研究》③第三章第四节等亦涉及朱子仁、礼关系，只是有些论述较简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关注朱子“克己复礼”诠释与理学体系建构之关系。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和著作，但相关研究对此有所提及。其一，关于朱子“克己复礼”的创造性诠释与其理学体系建构。李方泽、王培指出，朱熹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④遗憾的是文章对此只是浅尝辄止，其重点在对孔子“克己复礼”本义的澄清、对朱熹“误读”的原因分析。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认为，朱熹对《论语·颜渊》中一段内容（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释，可谓是典型的义理之学。朱子整个解说，除了转引程颐、谢良佐等北宋理学家的话之外，阐述的大部分是朱子个人的思想，换言之，经典成为朱熹宣扬其理学思想的基本材料。⑤其二，关于朱子“仁”之创造性诠释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白奚《“心之全德”：朱子对“仁”范畴的价值提升》指出，经过程、朱，特别是朱子的诠释，仁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特殊性得到凸显，其地位得到应有的提升，朱子借助了可以利用的各种思想资源，主要围绕着“全德”这一概念对仁的地位进行提升，朱子对仁的诠释和提升，对于建构他的理学新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⑥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之《朱子〈论语集注〉的儒学思想》指出，朱子“仁者，心之全德”的定义式诠释说明，广义的仁则代表心的全部德性，包含了义、礼、智，是道德境界的全体，心之全德的仁也就是天理，这是朱子对仁学思想的发展。①其三，关于朱子《论语集注》的创造性诠释与理学体系建构。钱穆《从朱子论语注论程朱孔孟思想歧异》②举朱子《论语》注为例，呈现程朱、孔孟思想歧异处，指出朱注之所以违失孔孟原旨，原因在于程朱与孔孟时异代易，思想体系本有歧异。③
  （二）对朱熹“克己复礼”诠释的比较研究。
  一是将朱子的克复诠释与传统儒家、经学家的诠释进行比较。中国台湾高荻华博士强调，传统儒家关怀的是人间秩序的建构，但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追求的不只是秩序，更是对“人”的价值肯定，这是朱子集结《四书》、重新注疏《四书》背后很不一样的关怀重点；朱子以“理”释“仁”、以“理”代“礼”、由“礼”到“仁”，其“克己复礼为仁”之诠释，将传统儒家与经学家的社会人伦范畴转为人自身内在德性的追寻，既是对传统儒家与经学家诠释的深化，亦体现了朱子对《论语》的重新定位及其诠释思想之转变。④李霞指出，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做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⑤
  二是将朱子的克复诠释与南宋明儒者的诠释进行比较。周学武分析了同视“克己复礼”为圣学纲领的南宋朱子、陆九渊、叶适三家对“己”的定义、释“己”的学术立场，论析了“克”字在三家思想上的比重、三家关于“克己复礼”的工夫，从哲学的角度再现了朱、陆、叶三家的诠释。①遗憾的是，该文论析较简，最后的结语未免偏颇。邱显智硕士学位论文《“克己复礼”诠解之省察——以朱子、王阳明、罗近溪为研究对象》从存理去欲与实践次第、良知的回向与开展、生机畅发与主体自觉等方面讨论朱子、王阳明、罗近溪之“克己复礼”的不同诠释，突出朱子与程颐、王阳明的不同，以及罗近溪对朱子的批评，只是限于篇幅，论述与分析比较简单。②苏俊凯硕士学位论文《“克己复礼”之生命教育哲学研究》从生命教育的观点出发，反思慈济“克己复礼”运动的现代意义，其中第二章第二、三节论及朱子、王阳明与阳明后学不同的“克己复礼”诠释和工夫。③
  三是将朱子的克复诠释与清儒的诠释进行比较。刁小龙以《论语》“克己复礼”的解释为例，重新考察了程朱的义理阐释与清儒小学训诂解释两种不同的路径，认为经学解释需要关注解释者自身的诠释立场，清儒批评程朱对《论语·颜渊》篇“克己复礼为仁”的训诂解释，忽略了程朱的解释立场及其理学体系。④方旭东认为，有关“颜渊问仁”章解释上的汉宋之争实质上是解释方法之争，汉学与宋学各代表一种诠释路向，虽然宋学家的解释在汉学家眼里常被认为“诠释过度”，但汉学家的解释常常存在“诠释不足”的问题，被视为出于朱熹己见而被汉学家弃之如敝履的“战胜私欲”一说与汉学家主张的“约身”说不惟不相扦格，而且在理解上更为深刻。⑤黄俊杰指出，清儒凌廷堪反对朱子以“理”言“仁”，更批判朱子以“私欲”释“己”，主张以“礼”摄“仁”、融“仁”于“礼”。①张崑将指出，戴震批评朱子解经违背“援佛老之言而为儒家之言的忌讳”，以致让儒与释老不可分别。②
  四是对比朱子“克己复礼”解之前后变化。钱穆《朱子新学案》一文注意到了朱子由尊程子之“敬”转向“克己”的变化，指出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③：起始，朱子持敬工夫既深，则不须再言克己；后又认为初学应兼用敬与克己工夫；至六十岁后，朱子认为克己工夫胜过持敬，晚年特别注意克己。就钱穆对朱熹由“敬”到“克己”变化的关注，乐爱国、陈昊《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一文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朱熹以“克己”替代“敬”的过程细，钱穆的研究中内含了五个演变阶段。④许家星《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指出，朱子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这种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⑤
  五是将朱子的克复诠释与朝鲜、日本等儒者的诠释进行比较。黄俊杰《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丁茶山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从东亚儒学的新视野，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儒者丁茶山诠释《论语》“克己复礼”章为个案，集中探讨丁茶山对“己”字何解、“仁”字何解、“克己”如何可能、“克己”与“复礼”关系如何等问题的诠释，并比较丁茶山的解释与朱子解释之差异，厘定丁茶山诠释之因袭与创新。⑥该书论述视域颇为新颖。随后，黄俊杰论文又指出，丁茶山质疑朱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诠释，不同意朱子将伦理学安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他在人际互动脉络中释“仁”，也与荻生徂徕在政治脉络中释“仁”构成对比。①不过，该文因涉及面宽，不曾深入研究朱子“克己复礼”诠释。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争议》指出，日本怀德堂的考证学者中井履轩、德川时代古学派儒者荻生徂徕批评朱子解经违背“历史语言的脉络性”之解经原则，其中，中井履轩批评朱子违背“孔子时代的语言脉络”，荻生徂徕批评朱子违背“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②
  （三）对其他宋儒“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研究。
  刘丰《“克己复礼”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发展》指出，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的诠释，从二程发其端，历二程弟子的诠释与传承，直至朱子《论语集注》集其大成，展现了宋代理学关于天理及其落实与展开的思想历程，二程关于“克己复礼”的训解中，明确将“己”解释为“私”，将“礼”解释为“理”，程颢重视“克己”，程颐重视“复礼”的过程，二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扭转了儒学发展的方向。二程虽在理论上明确肯定了礼的地位与意义，强调洒扫应对等礼仪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更加突出仁的优先性。③陈碧强《杨慈湖对“克己复礼”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④分析指出，在“克己复礼”诠释史上，“克去己私，复返天理”的思路虽具有典范性意义，但在宋儒杨慈湖那里遭遇了挑战，慈湖从心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赋予“克”“己”“礼”等概念新的内涵，提供了异于传统的颠覆性理解，慈湖对“克己复礼”的全新阐释在阳明后学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应，阳明后学对该问题的理解与慈湖有颇多契合之处。钟信昌《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第五章第六节《袁甫及其〈论语〉讲义》简单介绍了宋儒袁甫就“颜渊问仁”章“克己复礼为仁”等内容向皇帝进讲释义有关情况。①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克己复礼——礼学修养论》亦简要论及袁甫的“克己复礼”诠释。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