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之前比较完整的《论语》注本主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宋初邢①《论语注疏》等三者。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而邢昺《论语注疏》则敷衍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而成。这三本注解《论语》之作，对“克己复礼”章均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其诠释主要说明外在客观的礼仪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形塑，并未太在意内在道德修养对个体的影响。朱熹《论语集注》刊出后，邢昺《论语注疏》式微②，《论语集注》成为注解《论语》的新权威。《论语》为语录体著作，注者多为随文疏解，阐释文本时很难做到完整和系统。朱子将原本独立的《论语》与《大学》《孟子》《中庸》结合，使《论语》从《五经》系统转而归属《四书》系统，并用集结《四书》的义理脉络诠释《论语》。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是一个转捩点，与之前的诠释存在重大差异，体现出宋代思想家对儒学价值核心的不同见解。
  朱子不仅在《论语集注》“颜渊”篇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而且在《论语集注》的其他篇章中，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朱子语类》①“颜渊”篇及其他篇章中不断深化对“克己复礼”的诠释。朱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富于创造性，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调节使命，引导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转变为个体的内在要求。跟原初儒学“仁”“礼”并重不同的是，朱熹视“仁”“礼”相通并重的同时，又有将“仁”学引向心性之学，抬高“仁”，推动“仁”“礼”分离的趋向。②如果说原初儒学为“周孔之道”，那么整体来看，宋代儒学崇“孔孟之道”。考察和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难发现，儒学在宋代有了分化和发展。
  趋向分化的宋代儒学在明代又进一步分化和发展，这由王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可见一斑。时异代易，面临新的社会情境，阳明与朱子学术思想体系亦有歧异。王阳明释“己”为“私欲”、“理”为天理，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朱子大略相同，但他批评朱子“克己复礼”之“效验”说就“用”不就“体”，主张克己复礼与立志、意诚相结合，就“体”而言，“克己复礼”是复吾心一体之仁。王阳明“克己复礼”诠释以良知之学为主，以德性为本，以良知代替“仁”，“仁”的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礼”的诠释更趋于内在化、本体化，心即礼，从而以礼为心性，以仁消融礼，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分化。
  直至明末，“由于儒者痛感水间林下空谈心性之无补于世道，才觉悟到儒学之体绝不限于‘良知之独体’，而必须回向经典、重求内向外王之整体”①，阳明后学如罗汝芳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之教，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特别强调“礼”的意义，逐步走向考察礼文、遵守礼法之路，“礼”的地位逐渐抬升，儒学分化有回缩之势。其诠释方法一反阳明之纯义理，表现为义理、训诂兼用，意识到以道问学成就尊德性，博文约礼。钱穆提出“每转益进说”②，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③，二者都是针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而提出的，也可用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我们可通过内在理路的视角来阐释学术发展脉络。据此，明代思想家“克己复礼”诠释究竟系“宋明思想脉络”，承前接宋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一致性呢，还是系“明清思想脉络”，启后续清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相异性，从而使清代思想成为明代思想之继起性展开呢？中国台湾学者林月惠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克己复礼”，支持前说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眼于社会背景来研究“克己复礼”，证实后者⑤。
  时至清代，清初学者王夫之亲历明朝灭亡之哀，痛感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着重批判了儒者只重视“克己”而轻视“复礼”的倾向，主张“复礼”努力的必要性。①清代中期学者与之不同，多将目光投向朱子，对朱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诠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们较少直接、正面地进行义理诠释，而以训诂考据的方法解经，通过批判朱子等诠释来表现其“克己复礼为仁”思想。凌廷堪《复礼上》，以“礼”为首出，主张以“礼”摄“仁”、融“仁”于“礼”，认为“仁”抽象而无形，“礼”则具体而有形，“仁”必依于“礼”而后可见。凌廷堪持“礼”本论、“礼”先于“仁”之说。杨国荣指出，“从实质的层面看，儒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仁’和‘礼’的分离以及两者的单向展开。在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各自阐发，便已展现以上分化。孟子侧重‘仁’；荀子更注重‘礼’，肯定‘学至乎礼而止矣。’孟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原初儒学所包含的‘仁’和‘礼’”②。如果说宋代儒学有单向抬高“仁”的趋向，明代儒学进一步分化发展到“仁”消融礼，那么阳明后学、晚明罗汝芳则有重视礼的趋向，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是主张“复礼”，而到了清代中期，凌廷堪等视礼为首出，走向重礼、“以礼代理”甚至“礼消融仁”之路了。
  可见，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有助于了解儒学在宋代的分化和发展，亦可以此类推，把握明、清儒学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