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汉学、宋学在“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上存在分野，清代汉学家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对朱熹等宋学家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了全面批驳，对此，清代学者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站在朱熹等宋代理学家的立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驳。③
  清代汉学家以“修身”训“克己”，反驳朱熹等宋学家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毛奇龄、惠士奇等从训诂上批评朱熹释“己”为“己私”是添字解经，阮元、陈澧、戴东原等又指出，以“己私”释“己”，与“为仁由己”之“己”的释义不同，导致同一文本上下文文义不一致。毛奇龄、焦循、陈澧还从源头入手，溯源纠谬，稽查宋儒“克己”解谬误之出处与流变。④方东树反驳，称汉学家著书，睥睨程朱，一派妄说，粗谬已极。
  清代汉学家以“礼”代“理”，反驳宋儒以“理”释“礼”。戴震、焦循禁言理，认为宋儒言性言理，“以理为学”，“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如风如影”；方东树认为宋儒所谓理，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存所发自然之条理”，是实理、实德，不曾茫茫冥冥，“实事求是，莫如程朱”。江藩认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对此，方东树则认为，宋儒性命之旨就是礼乐之源，自汉晋以来，唯独宋儒周程诸子，能知其本源合一处。
  清代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①，咎责朱熹以“心德”释“仁”为谬误。阮元在其《揅经室集》之《论语论仁论》中发挥郑玄“相人偶”注解，并结合曾子“人相与”和孟子“仁者人也”等释义，认为一个人独居闭户，谈不到仁，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认定仁字是指两人相人偶的关系。②方东树反驳认为，以“人偶”论“仁”之用则可，以之论“仁”之体，则不可，程子以“爱非仁”“仁性爱情”言仁之体，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发明程子意最详尽。
  关于汉宋之别，阮元和刘师培从源头上加以区分。阮元说：“汉唐注疏之学，乃荀子之流衍，宋明心性之学，乃孟子之流衍，汉宋之别，亦犹荀孟之别也。”③阮视汉唐注疏之学与宋明心性之学为荀、孟的流布，把汉宋之别区分为荀、孟之分。后来，刘师培进一步强调：“曾子、子思、孟子皆成一家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者也，是为汉学之祖。”④刘以曾子、子思、孟子自成一家之言，为宋学之祖，以子夏、荀子为传六艺之学者，为汉学之祖。不过，就发端而言，孔子均具师儒之长，汉学、宋学都渊源于孔子，都是得孔学之一端发展而成，都是孔学道统的继承人。梁涛认为，“孔子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分化，不仅表现为仁学与礼学的对立，还衍化为汉学与宋学的分歧”—。与阮、刘不同的是，梁指出汉宋之分是孟、荀分化的衍化，仁礼对立是孟、荀分化的表现。
  在阮、刘、梁等人看来，汉学家主宗荀子，宋学家主宗孟子，孟荀有别，仁礼相对，汉宋论争。不过，汉学家宋学家固然有宗孟宗荀、偏仁偏礼之区别，但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中的同一仁、礼以及克己，汉宋学者的诠释亦迥然不同，可见，汉宋学者诠释不同，与宗孟宗荀、偏仁偏礼并无必然联系，朱熹在理学建构视角下，结合天理人欲、专言偏言、理一分殊、体用等理学专门术语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而清代汉学家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其实，清代汉学家与朱熹等宋学家的最大隔阂并不在于宗孟还是宗荀、崇仁还是尚礼，而在于他们学术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不同的问题意识致使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尤其是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采取的是漠然和抵斥的态度，他们驳斥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自然有失公允。由此可见，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非常重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