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礼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对于前者，朱熹的诠释较为简略，而对于后者，朱熹予以详细诠释，并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中进行了深度诠释。佛道挑战、儒学式微、人心陷溺、价值颠覆等问题迫切需要朱熹彰显仁与礼的价值，“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承载着朱熹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建构理学的学术使命。
  唐宋以来，佛道日炽。佛道特别是佛教，注重心性建构，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早在中唐韩愈、李翱就对佛教的盛行颇为忧虑，其中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⑦，坚定而激烈地反佛拒佛。到了宋代，被全祖望称为开宋代学术之先河的孙复更是大声疾呼，视佛老之徒横行中国为儒者耻辱。宋代儒者纷纷叹息佛门昌盛，忧虑道学失传，意识到佛教患达千年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不振，进而以复兴儒学为自身使命。
  与前人不同的是，朱熹集两宋学术之大成，又曾出入佛老，其应对佛老挑战，一方面学习佛老之长，弥补儒学之短。能“入室操戈”，吸收和“整合”佛道思想①，汲取佛家精致的本体思想和思辨的心性理论，主动加强本体形上世界、心性论和工夫论建构，加强儒学统摄人心的作用，生发仁体观念，建立自己的心性哲学，守护儒家的价值。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以“天理”释礼，沟通礼、理，凸显仁体，强调“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②，“克去己私”的结果就是呈现“仁之体”。正因如此，陈来先生强调，“是佛道二氏使得儒家的仁体论被逼显出来”③。
  另一方面，驳斥佛老之短，彰显儒学之长。一是与佛老开展“虚实之辨”，凸显儒学与佛老之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强调儒家以“仁义礼智”为性，突出儒家所言之“理”为“实理”，批评佛家“作用释性”，批驳佛老“溺于空虚”。朱熹以“理”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反复强调的即是儒家这一实理不同于佛老的空虚。二是光大儒家礼义，以礼义这一儒家之本作为战胜佛教的法宝。欧阳修指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④；孙复亦认为，“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⑤，兴王道、正人伦都离不开这一根本。朱熹在诠释克己、复礼二者关系时，特别突出儒家“复礼”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力避佛老之空寂，在为弟子廖子晦作的《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中，更是严厉批评佛老“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虚空无实。①
  朱熹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一方面，以理学体系特有的概念，在理学体系大框架下进行诠释，使诠释理学化，以贯彻其天理人欲观，体现其理学本体论思想；另一方面，“己”“礼”相对，以“天理”对治“人欲”，以此解决朱熹所处南宋时期亟需解决的人心陷溺、价值沦丧的现实危机。正因如此，朱熹“克己”诠释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朱熹等新儒家学者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他们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倾向于转向内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