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台湾海峡两岸，有史以来存在着紧密的地缘、血缘、文缘联系。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和民间的全力推动，台湾逐步形成朱子学传播环境，朱子学在台湾广泛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和体现。
  一、朱子学在台湾台传播的基础
  文化传播学认为，文化的传播的基础为文化是否具有适应性和选择性，否则传播将难以顺利进行。20世纪后半期以来，台海两岸的四次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从一个侧面呈现朱子学在台湾传播所需要的适应性和选择性。
  第一、二次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分别发生在1971年和1974年。在此两年里，人们分别对台南县左镇乡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台湾早期住民主要组成部分的“左镇人”，与福建省考古发现的人类史前时期的“东山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清流人”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特性，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智人，他们大概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福建到达台湾的。①此两次考古结论证明：早期部分台湾人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过去的。
  第三次是在1998年11月。福建省发现一件出自台湾海峡海底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成为台湾海峡考古的重大事件。考古学家鉴定认为，闽江在
  福州盆地60米深处和九龙江在漳州盆地80米深处，存在着埋藏古河道。①它证明一片汪洋的台湾海峡数万年前是与大陆同为一体的陆地，台湾早期与福建是连在一起的。那时，从台湾西部平原到澎湖浅滩，再经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直到漳州的东山岛之间，存在一片浅滩地带。海水下降时，浅滩就会露出海面。考古学家称：大陆的古人类就是通过这条浅滩往返台湾。动物从福建陆地向岛上迁移，至今在阿里山西麓的“桃园砾石层”、永安寨岩山和宁化石子嵘的石灰岩洞穴堆积中发现的与大陆相同的中国犀牛化石即为明证，与之相伴的还有大熊猫、水鹿、熊等动物化石。②后来随着地质变化，这座浅滩被淹没在海底，形成台湾海峡。
  第四次在2007年1月。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台东的多良挖掘到“外圆内方”的古代钱币铸模。台湾考古研究认为，铸模距今1300年左右，为唐代古代钱币铸模，说明当时的唐朝与台湾岛互动交流密切。
  这四次代表性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海峡两岸同根同族，同源同祖，有着深厚的血缘亲缘文缘关系，这也成为两岸包括朱子学传播在内的文化传播的适应性和选择性的文化人类学基础。
  上述考古结论亦被相关古籍记载证实。如《三国志》卷五十九《吴志·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③再如《太平御览》卷780引用了三国吴人临海郡太守沈莹关于夷洲（台湾）的记述，沈莹的《临海水土志》④记载了当时台湾人的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狩等习俗。这些较早期的古籍记载，正好为以上的考古发现提供文化史料支撑。
  文化人类学基础还存在于台湾文化的区域性和家族性特色。一方面，大陆移民赴台拓垦，这些人开始时大体也是区域性和家族性的集合体，区域性和家族性必然成为维系赴台移民们的共同文化特征和相近行为模式的纽带，亦是形成赴台移民们必要的集体力量形成的载体。另一方面，具体到包括朱子学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来说，台湾的移民几乎都来自大陆，尤与福建漳州、泉州关系最为密切，大陆、福建有着朱子产生的土壤，这依附在区域性和家族性上，无可避免地在台湾成为朱子学传播的推动力量。第三，区域性和家族性影响下，闽南话和客家风俗成为代表台湾的重要符号，福建流行的一些文化习俗甚至装饰等也在岛内流行，闽南话和客家风俗也就成为交流、交往的重要媒介。
  二、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三阶段
  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基础奠定了，文化传播得以进行。在文化传播中，人理所当然是最活跃的因素。文化传播，从人的规模移植开始。大陆人成规模地移植到台湾，较有代表性的有三次：一是明代天启年间。标志性的事件为颜思齐率大陆乡亲“开台”。从大陆旅居日本的福建海澄人颜思齐，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因不满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因幕府遣兵追捕，率众出逃台湾，在台开疆拓土垦荒，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福建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先后共招募了三千余乡亲赴台。涂志伟的《从族谱资料看漳台姓氏传承——明清以来漳州姓氏向台湾的四次迁移》一文指出：赴台乡亲中有海澄人陈忠纪、南靖人李俊臣、南安人郑芝龙等3000多人，均为漳州、泉州等地青壮年，最终在台湾笨港（今北港）登陆扎根。①这是大陆漳州人、泉州人最早的大规模迁移台湾的事件，颜思齐因此被称为“开台王”。连横的《台湾通史》在叙述此事件时亦称：“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凡三千余人。”②可佐证之。
  二是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占据台湾达38年之久的荷兰侵略者后，带领官兵、乡亲以及组织募大量移民赴台。郑成功父子先后在台湾经营二十二年，每年均招募大陆移民赴台垦荒，建设发展台湾。郑氏政权时期，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二十余万人。
  三是清政府统治台湾时期移民赴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谋划管辖台湾，选派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台湾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由此，清朝廷在台湾设府、县等机构，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归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光绪初年，清政府正式开禁，“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予开除；其贩买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①从此开始进入由官方主持的大陆人规模移植台湾时期。清政府在厦门等地设招垦局，正式招募大陆人主要是福建人赴台开垦，采取十分优惠的政策，如为开垦者提供的口粮、耕牛、种子、农具等必备物资，甚至提供土地，土地经营3年之后才开始征收赋税，吸引了十数万闽南民众前往耕种。在此基础上，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汉族人口已超过200万；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300万。②
  明清时期，随着大批大陆人移民入台，大陆文化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台湾的传播，进一步深入渗透到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历史时期，朱子学为大陆正统思想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陆思想文化在台湾传播、交流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郑氏政权阶段。郑成功与朱子文化关系密切，本人为朱子学的发祥地福建人，其7岁就开始学习理学，15岁入县学，21岁以贡生进入南京太学，特别信奉和忠于明朝的君臣之义。他崇尚和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其理学思想重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春秋大义。在其影响下，经世致用的思想盛行台湾，因此其时台湾的理学思想具有现实的功利色彩。
  郑成功与福建文人的关系密切。收复台湾后的大批移民中有不少大儒名士，理学根基深厚，较为著名的有卢若腾、沈光文、徐孚远、王忠孝、朱术桂等人。他们追随郑成功来到台湾，并在台湾岛上建孔庙、拓展文教，光大理学，促进了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
  第二个阶段，台湾纳入清政府版图阶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大将施琅攻陷台湾，明郑政权灭亡。台湾回归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倡导朱子学说。但此时的朱子学与明郑政权时期的朱子学思想侧重不同，清政府倡导的朱子学从根本上剔除了明郑时期遗留下来的带有明代烙印的春秋大义和君臣之义的理学思想，重视朱子学的仁义道德，强调三纲五常、治国安邦等教化内容，结合移植大陆的教育制度，新建台湾府县儒学等，此时的朱子学成为一种保秩序、求功名的工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潜心朱子学的康熙皇帝，命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等人编纂《朱子全书》。为维护朱子学说的正统地位，李光地在编纂中总是偏向朱子学立场，调解朱子学派与其他学说的分歧。此时，宋代理学家蔡元鼎的后裔、著名学者黄道周的学生、福州鳌峰书院主持、福建漳浦梁山人蔡世远，在传播朱子学方面不遗余力，他在为台湾的诸罗县写的《诸罗县学碑记》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朱子学的主要思想，希望台湾读书人遵照朱子的要求，立诚心，修伦理。雍正、乾隆以后，台湾建立东海等学院，这些书院成为了朱子学传播基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台湾本土儒生，台湾的原住民也广泛地受到了理学教育。
  第三个阶段，清末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及台湾进行侵略。清末，国家、民族危机重重，台湾人认识到明郑时期所强调的朱子学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经世实学、抵抗外侮的春秋大义道德观念由此在台湾重新兴起。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来到台湾，他把经世实学用于开发建设台湾，大力开发和发展台湾实业。沈葆桢认为要抵御外侮就要发展明郑时期的理学思想，关键在于树立郑成功的爱国主义形象。于是他向朝廷上奏，新建延平郡王祠，以弘扬郑成功抵御外来侵略、收复开发台湾的爱国务实精神，激励人们以经世实学来开发台湾。丘逢甲的《通经置用赋》《全台利弊论》等实学文章，是当时台湾人追求经世实学，关心国家大事、注重国计民生思想的反映。
  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的清末，台湾进一步复兴了朱子学经世实学及春秋大义的思想，台湾的儒生成为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他们坚持君臣大节、民族之义，以死相拼，奋勇杀敌，以身殉国。此时期的朱子学在激励台湾人民保卫疆土反抗侵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大陆文化的规模移植与朱子学传台三阶段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标志着朱子学在台传播的民族文化认同环境已然形成。
  三、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路径选择
  （一）显性传播路径
  所谓显性传播路径是指一系列的公开化、有组织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和制度、学校教育、书院教育等传播路径。
  第一，政策法规和制度是以完成某种政治目标为主旨，立足于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服务，基本上发挥维护政治体制的作用。明清时期，从郑成功政权到光绪统治，各个时期在台湾推行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在其制定过程中，朱子学一直是政策法规和制度内容的内核，尽管有时关于朱子学具体内容的理解、认知和传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无论在明郑时期，还是在清朝时期，台湾的执政者和主要官员都来自福建，在台湾推行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大抵以福建模式为蓝本，促进台湾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有效治理。福建是朱子学的发祥地，福建模式本身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利于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在台湾的传播环境的形成。
  第二，从学校教育看，明清时期朱子学一直是台湾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典理学著述也成为台湾士人必读的基本书目，朱子学的传播在台湾教育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明代，郑氏父子在台湾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兴学校、开科举。郑氏政权中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崇奉理学，到台湾之后，他们热情高涨，横经讲学，主要内容强调“先王之道”、“仁义忠孝之道”，这种教育在台湾产生广泛影响。在郑氏父子以及众多士大夫儒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台湾的朱子学教化事业和教育成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台湾民众的受教育逐步扩大。
  清朝重新把台湾纳入帝国版图之后，也效仿郑氏父子，在台湾建立起了和海峡西岸的福建省一样的教育制度，培养服从并且服务于清朝统治的理学人才。其时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和私学。台湾的各府、县均设有府学、县学。府、县学的教习、训导等均是从大陆福建选派充任。同时福建盛行的教育制度也移植台湾。台湾各类学校的教材与福建各类学校一样，采用四书五经及选编的艺文，台湾的选官、岁考、科考、乡试等也与福建同时进行，举人应试要到福州。朱熹在福建创建的朱子学，也已成为台湾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台湾的学子们通过研读理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地方官员，这些官员往往又成为理学观念的践行者和卫道者。
  第三，朱子学在台湾扎根，还得益于书院教育的推动。创立书院的规制和精神、建立书院讲学传统亦是朱熹的最大的贡献之一。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因袭郑氏政权朱子学治台政策，自康熙帝开始，迅速发展讲授朱子学的书院教育，加快了朱子学的传播。1687年清政府在金门建置浯江书院，1704年建崇文书院，1720年建海东书院；雍正、乾隆两朝所建书院有中社、正音、南社、凤阁、龙门、白沙、玉峰、文石、南湖、明志等；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的书院达45所。①
  （二）隐性传播路径
  所谓隐性传播路径是指一系列的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乡规和家训家谱传播、民间信仰和建筑传播、文艺典籍传播等途径。
  第一，乡规和家训家谱传播。明清时期的台湾，士大夫们自觉地、义务地在乡村建立起思想教育的组织或机构，向全体民众宣传以朱子学为核心精神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对乡亲实施教化，以形成乡规。与此类似，古代中国家国同构下的“家族”往往通过制定家训和编撰家谱等方式，传播思想和文化，如影响深远的《朱子家训》，成为传播与学习的典范。家族修谱是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来强化对族众的伦理教化，引导族人尊祖睦宗，修谱本身就是一种儒家文化符号。朱熹本人极力倡导修谱，他甚至认为，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
  第二，民间信仰和建筑传播。有人说，对台湾影响最大的福建人有两位，一个是朱熹，朱子信仰旨在提供思想及行为规范；一个是湄洲的林默娘，即海神妈祖，妈祖信仰旨在祈福求庇佑。明清时期，台湾一些地方建有专门的朱子祠和孔庙，并在祠内或孔庙内设立牌位，所祀者多是闽学名儒，其中属闽北籍或在闽北讲学、传播儒学精义的就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蔡元定、真德秀、胡安国、朱松、蔡沈、王守仁、吕祖谦等等。①
  朱熹是台湾人信奉的对象。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在浯江书院内另辟“朱子祠”，奉祀大儒朱熹迄今，相沿有近250年历史。台北孔庙每回祭孔之后便祭朱熹。在供奉妈祖的台北万华龙山寺，后殿设有文昌祠，主奉孔子，近旁作陪的包括“紫阳夫子”朱子神像。长期以来，朱子祠遍布各地，朱子学已深化且融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祠堂、牌坊是供奉和纪念的场所。从建筑的角度看，这些建筑烙上了浓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印记。台湾最早的牌坊立于明郑时期，是一座贞烈坊，台湾现保存有大约13座牌坊，最大的牌坊是台南的接官亭，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与遍布台湾各地的朱子祠一样，台湾的牌坊亦表明台湾自明郑时期开始已形成学习传播儒学、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浓厚氛围。
  第三，朱子典籍传播。朱熹及其门人在闽北讲学授业，著书立说，留下一批阐扬儒学的典籍。郑氏政权时期，朱子著作、诗词随文人流到台湾；清代，政府有组织地向台湾输送朱子典籍。道光六年，福建巡抚孙文赴台巡视，从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赠给台湾以杨龟山而得名的仰山书院，总数达45种166部之多，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读朱随笔》《二程文集》《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谢叠山集》等。②
  此外，清代的台湾已出现印制、销售朱子典籍的书商。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坐贾，即设立书店进行销售，以买卖的方式进行；一种是行商，包括流动的书商，或远途贩运、异地设店，或开设流动的小摊小贩等。
  朱子典籍的跨海入台与商品经营，有力促进了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
  （原刊于《池州学院学报》第28卷第4期，2014年8月）

①赵昭昞：《台湾海峡演变的初步研究》，《台湾海峡》1982年第1期，第20～24页。 ①林观得：《福建第四纪海平面升降运动》，《科学通报》1980年第24期，第1134～1136页。 ②杨启成等：《福建永安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学报》1975年第7期，第192～195页。 ③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④沈莹著，张崇根辑注：《临海水土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①涂志伟：《从族谱资料看漳台姓氏传承——明清以来漳州姓氏向台湾的四次迁移》，《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第72～76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卷二十九列传一，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 ①《清德宗实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涂志伟：《从族谱资料看漳台姓氏传承——明清以来漳州姓氏向台湾的四次迁移》，《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第72～76页。 ①罗小平：《闽北对闽学传入台湾的贡献》，《开放与传播》1998年第2期。 ①罗小平：《闽北对闽学传入台湾的贡献》，《开放与传播》1998年第2期。 ②罗小平：《闽北对闽学传入台湾的贡献》，《开放与传播》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