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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兴盛、自强不息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对东亚各国和我国台湾的文明进步，起过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以至形成了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从而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本文意欲对郑成功和清王朝在收复、治理与开发台湾过程中，朱子学入台的途径及其积极影响做一些梳理探索，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服务。
  一、朱子学入台的背景与条件
  众所周知，朱子学形成于福建，故又称“闽学”。而台湾曾长期是福建的一个府，直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成为一个行省。那么，按理说，朱子学传入台湾的途径应该比较近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台湾岛孤悬于茫茫大海之中，与大陆隔海峡相望，且一度为西班牙、荷兰殖民者所盘踞，故朱子学向台湾的传播，只有在台湾回归祖国以后，才有可能。
  （一）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朱子学入台创造了条件
  南明永历十四年（1661年），被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一举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郑成功虽出生于日本，但归国后，15岁进南安县学为廪生，21岁以福建省乡试榜首进南京国子监太学，曾受教于虞山名儒钱谦益，研修儒学修齐治平之道。他收复台湾前，有意吸纳了一批程朱理学饱学之士，旨在为以后治理台湾储备人才。连横《台湾通史·诸老列传序》称：“当是时，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开府思明，礼待朝士，缙绅耆德避地者皆归之。”其中重要人物有徐孚远、张煌言、沈全期、曹从龙、陈士京、陈永华等，“而（徐）孚远领袖其间，军国大事，时咨问焉”。①入台时，“士大夫东渡者盖八百余人”，②这些人都是郑氏政权传播大陆文化，倡扬以朱子学治台的中坚力量。由于这些人的倡导，朱子学与大陆其他先进文化得以在台湾迅速传布。
  （二）康熙推崇理学是朱子学入台的强大动力
  清朝政权入关后，便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努力强化思想统治。清朝最高统治者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精义》诸书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命题的来源。康熙极力推崇朱熹，自谓他8岁就开始攻治朱熹所注《大学》《中庸》，并说“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③，认为朱子“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④并下旨将朱熹列为孔庙大成殿配享的十哲之一。同时还任用李光地等一批信奉朱子学的“理学名臣”，使之编纂《朱子大全》和其他理学典籍，其目的显然是想要用朱子学一统国人思想。中国社会一直就有唯官、唯上的价值取向，最高统治者对朱熹的推崇，为朱子学在全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朱子学入台是台湾归化的政治需要
  据江日升《台湾外纪》①载，1665年，台湾明郑政权初定后，针对“台湾为海上新服，躬耕之士，多属遗民，麦秀禾油。眷怀故国，故多不乐仕进”②的现实，陈永华献策于郑经：“今既足食，则当教之……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材，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③在陈永华的反复劝导下，郑经颁令动工兴建圣庙。翌年正月，孔庙建成，旁建明伦堂。三月又建学院，命陈永华为主持人，以鸿儒徐孚远的弟子礼官叶享为国子助教。接着“又令各社设学校，延师令弟子读书”，“自此台人始知学”。④
  当台湾回归大清版图后，开启民智，提高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加强与大陆根脉的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生产力，自然成为岛内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而这些要求与朱子所倡导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因此，当时台湾各级地方官员都极力主张把朱子学为主体的“圣学”作为经略、治理、开发台湾的指导思想。
  康熙二十五年（1682年），首任台厦道周昌在给福建巡抚金铥的呈文中强调：“台湾既入版图，若不讲诗书，明礼义，何以正人心而善风俗？”“建学校、行考校、诚审乎教养之根本，为海天第一要务也。”⑤康熙六十一年，著名理学家黄道周的弟子蓝鼎元更明确地指出：“闽学追邹鲁，东宁（指台湾）昧为障。当为延名儒，来兹开绛帐。俾知道在迩，尊君与亲上。子孝及父慈，友恭更谦让。从兹果力行，诱掖端趋向。”①
  这就是说，朱子学在台湾像在大陆一样成为统治思想，乃时也，势也。它既是清统治者治理台湾的政治方略，也是中华一统旗帜下台湾归化的需要。
  二、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途径
  （一）儒学官员主政，推动理学传播
  清初治台官吏，多为笃信孔孟程朱、道德文章为时人所称道的名宦醇儒。他们抵台后，大都重教兴文，关心民瘼，成为传播程朱理学及大陆文化的先驱。其中不遗余力推动儒学教育的官员首推陈瑸，他先后任台湾知县和台厦道兼理学政。此公“清操绝俗，慈惠利民，暇即引诸生考课，以立品敦伦为先”；②同时还“捐俸修郡邑文庙及朱子祠”。首任知府蒋毓英，任内“进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义，振兴文教，捐俸创立义学，延师课督”。③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台湾府的靳治扬，“捐资修文庙”，“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礼义者，立社学延师教之”。雍正十一年（1733年）巡察台湾兼理学政的林天木“动辄以宋名儒为范”，“取士以品行为先”。④这一大批杰出的儒学名臣的入台主政，在宝岛播撒朱子学与大陆文明的种子，一向受到岛内外人士的赞赏。台湾大学陈昭英博士认为：“所谓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发展。”“就闽台的渊源而言，许多执教于台湾的官学、书院的教师，甚至学有专精的行政首长本身即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将闽学传入台湾。”⑤
  事实确实如此，除行政长官外，台湾各级文教官员大多从福建选调。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60年中，台湾历任府学教授17名，训导4名；凤山、诸罗、台湾三县儒学教谕50名，训导17名，全部是福建儒士。他们中不少是闽学群儒后裔，对传播与弘扬朱子学分外勤勉。如长乐林谦光、陈志友、晋江黄赐英等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别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诸罗县儒学教谕和凤山县儒学教谕。建阳袁弘仁，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首任台湾府学训导。他们均“好学不倦，文辞苍蔚，风士多宗之”。①他们可谓在台湾传授弘扬朱子学的中坚。
  （二）兴办书院学校，培养儒学人才
  从郑经时代起，台湾就已开始兴学重教。至清代更蔚然成风。台湾县与凤山、诸罗、彰化诸县都先后于康熙和雍正年间建起了儒学。与此同时，为满足各种不同层次人士的要求，福建盛行的书院，也迅速在台湾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知府卫台揆首建崇文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分巡道梁文煊建海东书院；雍正年间，中社书院、正音书院、南社书院先后建成；乾隆时，又建起了白沙、凤阁、龙门、南湖、文石等书院；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各地的书院已达45所。②此外，官办或私立的社学、义学、私塾也大量涌现。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仅诸罗一县就建了8所社学。乾隆年间，澎湖通判胡建伟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在他的倡导下“澎岛十三澳内，每社皆有蒙塾，书声相闻……虽贫民亦送其子弟入塾”。③
  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都以《四书》《五经》为本，故各级各类学校、书院自然都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朱子校注编定的《四书》《五经》和朱子的其他著作为教科书。这样，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就制度化了。
  （三）兴建朱子祠堂，崇奉理学先贤
  随着大陆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在台湾的逐步推广，朱熹及其师友弟子也随之受到台湾各地官府和士民的景仰。不少儒学及书院都先后建起了朱子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厦道周昌、首任知府蒋毓英将郑氏府邸旧址改建为台湾府儒学，改额曰“先师庙”，其建筑群中包括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等；内设孔子神位及十哲、先贤先儒姓氏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陈瑸捐俸又于学宫左侧建朱子祠，这是在台湾建立的第一座朱子祠。未建专祠者，也大多在孔庙设立牌位，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蔡元定、黄榦、陈淳、蔡清、真德秀等一大批闽学先贤，都成为台湾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四）引进理学典籍，灌输朱子思想
  为了使程朱理学思想深入人心，清初台湾官方规定学校的主要课程为《性理大全》《四书》《诗集传》《古文辞》《资治通鉴纲目》《十三经》及《二十二史》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台厦道陈瑸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记》中说：“矧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得文公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凡学者口之所诵，心之所维，当无有不寤寐依之，羹墙见之者，何有于世相后、地相去之拘拘乎？”①他期望生徒对朱子的著述“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供行，勿稍游移坠落流俗边去”。②为了引导“土番”研习朱子典籍，官府还制定了赠予读书番童每人一册《四书》等奖励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调动各地原住民儿童攻读经书的积极性。雍正十二年（1734年），当地官员在对南北路各番社社学巡察中发现，不少“番童”均能“背诵《四书》及《毛诗》”，“亦知文理”，甚至“有背诵《易经》无讹者”。③
  台湾各类学校设立之初，书籍短缺，难以满足学校、书院教学和士人学习之需。于是，一些赴台官员特意从大陆筹集典籍，运往台湾。如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文准赴台巡视时，特意从颇负盛名的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随船入台，赠给台湾仰山书院，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学的》《读朱随笔》《二程文集》《二程语录》《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张南轩文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伊洛渊源录》《道南源委》《濂洛关闽书》《文文山集》《谢叠山集》《重编熊勿轩集》等，总共45种166部。从而既解决了部分教学急需，又扩大了朱子学在台湾的影响，使朱子思想迅速在台湾生根开花，成为全岛共尊的社会思想。
  三、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功效
  （一）崇尚礼仪，风移俗易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乐教化。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极力推崇的诚、正、修、齐、治、平的那一套道德理想，对振纪纲，正士风，易民俗，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确实具有积极意义。台湾归顺清朝后，当局即大兴教化，提倡“礼治”，先后颁布了多种条例规约，分别对民风士风官风进行整治。康熙九年，朝廷就依据程朱理学的伦理思想，制定了《上谕乡约十六条》，其内容包括：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一笃宗族以昭雍睦，一和乡党以息争论，一重农桑以足衣食，一尚节俭以惜财用，一隆学校以端士习，一黜异端以崇正学，一讲法律以儆愚顽，一明礼让以厚风俗，一务本业以定民志，一训子弟以禁非为，一息诬告以全善良，一诫匿逃以免株连，一完钱粮以省催科，一联保甲以弭盗贼，一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蓝鼎元向当局建议，将此《十六条》“令各乡村义学于每月朔望宣读，多方开导，家喻户晓”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台湾县新建明伦堂落成时，县令陈宾就召集生员训诲说：“五经贤传，千条万绪，皆所以启钥性灵，开拓原本，为纲纪人伦之具”；希望诸生“忠君、孝亲、信友；友义、妇听、兄友、弟恭，为端人，为正士”。②所有这些，其目的都在于端正士风、学风，强调士人的道德修养为做人之根本。朱子思想的启迪、教化、浸润，有效提高了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台湾各族人民的文化思想素质。这一历史进程，在台湾的一些方志中有所描绘：“台湾自入版图，垂今六十余年，卉服文身之域，茹毛饮血之涛，咸袭冠带，安耕凿，俗移风易，骏骏乎有中土之习。”①台厦道王之麟称：“迨我朝开辟之后，置郡县，立学宫。凡取士之典皆与内地同，始彬彬然称治如海邦邹鲁矣。”②又《台海采风图》载：“台番涵濡德化，亦有礼让之风，卑幼遇尊长却步道傍，背面而立，俟其过始随行，若驾车则远引以避；如遇同辈，亦停车通问，相让而行。”③这些资料充分说明，朱子学入台后，与原住民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使台湾全岛的精神文明程度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文脉相承，血缘相亲
  台湾自古与大陆一衣带水、血肉相连。从三国孙吴时起，大陆汉族人民就陆续移居台湾、澎湖，与当地土著一起披荆斩棘，共同开发宝岛。据连横《台湾通史》引述《隋书·陈稜传》所记：“大业三年，（稜）拜虎贲中郎将，后三岁，与朝靖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台湾），月余而归。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贸易。”④这是大陆政府计划将台湾划入疆域的首次军事行动。此前几年，陈稜曾带人到过澎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大批官吏、军人、商贾的入台，特别是朱子学的传播，促进了台湾各族同胞的民族团结和融合，增强了台湾同胞与大陆亲人的血缘联系。台湾各族同胞与大陆同胞在民族意识、语言文字、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以至典章制度、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趋于一致，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与大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由于大陆先进文化的启迪和汉族同胞的帮助，台湾原住民的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提高，文明程度亦有了较大提升，从而加速了汉化过程，纷纷归化内附。康熙末期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上疏称：凤山县熟番力力等12社，诸罗县熟番肖垅等34社“数十余年仰邀圣泽，俱各民安物阜，俗易风移”。其余南北二路生番，“见内附熟番赋薄徭轻，饱食暖衣，耕凿自安……亦莫不欢欣鼓舞，顾附编氓”。①各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同胞也都杂居共处，建立了比较和谐的关系。
  （三）戮力同心，抵御外侮
  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激励了千千万万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外敌入侵的仁人志士，确保宝岛台湾永远与祖国大陆融为一体。
  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时，在给荷酋揆一的照会中严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②郑氏政权始终尊奉明朝正朔。康熙二十二年，施琅进军台湾，直接目的是消灭郑氏政权，完成统一大业；但同时也从巩固东南边防的需要着眼，指出：“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弃之必为外国所踞。”③蓝鼎元也指出：“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台湾一去，漳泉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江左辽阳皆有边患……此土万万不可委去。”④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屡犯台湾，台湾各族人民组织义勇队进行英勇反击。淡水贡生林占海捐番银一万元助修炮台。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台湾举人群起反对，上书力争，年逾七旬的高山族举人胡盛兴，毅然投笔从戎，回台组织高山族义军，奋起抗战。并慷慨赋诗：“抗日援台莫笑狂，万言万里两非常，下书投笔从戎起，不入考场入战场。”时任兵部主事的台湾苗栗县人丘逢甲，为使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在台湾组织义军拼死抵抗。《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时，他义愤填膺，赋《春愁》一首：“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⑤从1895年至1945年日寇霸占台湾的50年中，台湾人民反抗侵略、要求回归祖国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光荣传统气贯长虹，令敌寇畏惧，令国人振奋，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之一。
  总之，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是当时国家统一的需要，是台湾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是台湾民众提高伦理教化和文化教育水平的需要。其所以能在台湾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要得益于当时执政者的倡导有力，推动有方，践行有序，措施有效。当然，归根结底，是朱子学的精华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原刊于《合肥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11年5月）

①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5页。 ③《御纂朱子全书·序》，载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④《御纂朱子全书·序》，载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①佚名：《台湾近咏十首（之一）》，载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50页。 ②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第1564页。 ③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67页。 ④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第1576页。 ⑤陈昭英：《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第3页。 ①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第1501页。 ②黄秀政：《清代台湾的书院》，载《台湾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129～135页。 ③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第211～213页。 ①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19页。 ②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19页。 ③六十七：《台海采风图考》，载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28页。 ①蓝鼎元：《覆制军台疆经理书》，载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41页。 ②陈瑸：《台邑明伦堂碑记》，载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14页。 ①陈大受：《重修台湾府志序》，载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3页。 ②王之麟：《重修府学新建明伦堂记》，载程利田《道南首豸山》，香港：中国翰林出版公司，2002年，第438页。 ③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28页。 ④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①觉罗满保：《题报生番归化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湾爱国文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③《清史稿》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蓝鼎元：《论台镇不可移澎书》，载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58页。 ⑤丘逢甲：《春愁》，载《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