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若要考证《九曲棹歌》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首先应该分析朱子学的传入时期。韩国历史上最早接触到朱子学且传到韩国的学者乃高丽名儒安珦，对此，韩国学界早有共识。安珦（1243—1306），高丽朝文臣、学者，字士蕴，号晦轩，著有《谕国子诸生文》《晦轩实记》等。安珦于高丽忠烈王15年（1289年）跟随高丽王远赴当时的元都燕京，在燕京滞留期间，“手抄朱子书，又摹写孔子、朱子真像。时朱子书未及盛行于世，先生始得见之，心自笃好，遂手录。”①不仅如此，安珦还“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之后，朱子学由白颐正（1247—1323）传承，留元期间，白颐正专门攻读朱子学，回国后传给其门人李齐贤（1287—1367）和朴忠佐（1287—1349）等，再由其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朱子学历经高丽晚期从具体解释到体系化的诸般过程，最终在李滉（1501—1570）和李珥（1536—1584年）等众士林的努力下，承继孔、孟、程、朱之道统，成为国学——性理学。
  在此过程中，《九曲棹歌》和朱熹的其他作品一同影响朝鲜朝（1392—1910）几百年，乃至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九曲文化。朱子的“九曲棹歌”是否与朱子学同步传入，目前尚无定论，但不晚于高丽晚期是韩国学界的共识，主要依据有三：首先是元天锡的“依然九曲武夷中”诗句；①其次是徐居正的诗作“朱文公武夷精舍图，用文公韵”；②再次是书写在吉州窑盏上的第九曲诗文。
  一、“依然九曲武夷中”
  当下，韩国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依然九曲武夷中”一句出自元天锡诗作，由此认为“九曲棹歌”早在高丽晚期已经传入韩国并广泛传颂。元天锡（1330—？），字子正，号耘谷，高丽晚期至朝鲜初期隐士、文人，传有《耘谷行录》。然而，仔细阅读《韩国文集丛刊》，“依然九曲武夷中”一句收录在元天锡《耘谷行录》之“事迹录”目下的“七峰书院题咏”中，是一篇朝鲜中朝的五个文人合写的一篇组诗，具体作家为吴口（1592—1634）、尹之复（1569—？）、黄敬中（1569—1630）、李植（1584—1647）和元镇（1594—1665），是这五个人拜谒奉祀元天锡的江原道横城七峰书院之后所写的一组拜谒诗。“七峰书院题咏”之第四首诗云：
  纲常万古日丽空，扶植方知此道东。
  庙貌即今追白鹿，儒风何必待文翁。
  晴云满壑溪声远，列岫排檐石势雄。
  一宿西斋清滢骨，依然九曲武夷中。③
  “白鹿”、“文翁”和“九曲武夷”等诗语，只是作为评价元天锡和“七峰书院”的比照物，抒发诗人对祭主元天锡的敬仰之情而已。可见，这是未读原著导致的主观臆断，无法成为“九曲棹歌”传入韩国时间的依据。
  二、朱文公武夷精舍图，用文公韵
  《朱文公武夷精舍图，用文公韵》①一诗，乃徐居正作品。徐居正（1420—1488），朝鲜初朝文臣、学者，字刚中，号四佳亭，著有《东人诗话》《东文选》《笔苑杂记》等，文集有《四佳集》。不过仔细研读该诗，则可发现其与“九曲棹歌”没有直接关联。如诗题所示，此乃诗人对武夷精舍图景所阐发的情怀；若论诗歌格式和所用诗语，此乃朱熹“精舍杂咏十二首”之次韵诗和仿诗。诗人模仿朱熹诗作，选取“精舍、止宿寮、观善斋、石门坞、寒栖馆、铁笛亭、钓矶、隐求斋、茶灶、渔艇”之素材依次吟咏了武夷精舍：
  至于朱熹诗作中的“仁智堂”和“晚对亭”的缺位和“精舍→仁智堂→隐求斋→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钓矶→茶灶→渔艇”顺序的变更，因为徐居正没有予以说明，目前无法考证。即便如此，此条作为“九曲棹歌”传入韩国时间之具体依据是没有说服力的，同第一条一样，这也是未读原著导致的主观猜测，无法支撑“九曲棹歌”早在高丽晚期传入韩国的论点。
  三、吉州窑盏上的第九曲诗文
  此条所言吉州窑盏乃北朝鲜开城附近高丽时期的古坟出土的吉州窑产品，该盏器面装饰由山水画和诗文构成，作为构图要件之一，用“九曲棹歌”之第九曲诗文来装饰画面周围。①现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此盏，成为“九曲棹歌”传入韩国的有力印证倒是毫无疑问。但作为通过贸易途径传入高丽朝的贸易品目，对其在士林阶层的玩赏和传阅程度难免存疑。但高丽明宗时期（1170—1197）的僧统寥一（生卒年未详）的“乞退”一诗中有关吉州窑瓷的描述，可以证明当时吉州窑瓷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
  五更残梦寄松关，十载低徊紫禁间。
  早茗细含鸾凤影，异香新屑鹧鸪斑。
  子怜瘦鹤翔青汉，久使寒猨怨碧山。
  愿把残阳还旧隐，不教岩畔白云闲。②
  吉州窑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特色。该窑口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最著名的装饰技法为剪纸贴花，具体纹样有梅花、木叶、鸾凤、蛱蝶等，因剪纸效果显著、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饮誉中外。上述诗文中的“鸾凤”一词所指，正是吉州窑典型的剪纸贴花鸾凤纹样，与转联中借喻建盏的“鹧鸪斑”前后呼应。
  通过以上分析，有理由认为，《九曲棹歌》传入韩国的时间的确不晚于高丽晚期，只是当下韩国学界提出的三条依据中的两条无法成立而已。导致这种在中国人看来貌似低级的错误之所以产生且以讹传讹，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其主观原因，是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普遍蔓延的浮躁心理。不下苦功、不读原著、人云亦云，乃至随声附和、亦步亦趋之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如此，韩国也不例外。客观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高度浓缩的汉文诗歌作为中韩文学之精华，对现今的韩国人而言确实研读难度很大；其二，汉文教育曾经的缺位。韩国汉文教育不同于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的日本汉文教育，可谓一直起起落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一度废止中小学的汉文教育课程，致使此时期上中小学的那一代人没有系统学习汉文，导致汉文教育的断层。加上这些断层之一代早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中坚力量，发生上述误读现象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现象尽管得到基本改观，但汉文教育的一度缺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长久而顽固的，甚至已经成为韩国部分学者难以逾越的屏障。上述误读正是一个真实而典型的案例。
  （原刊于《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①金敦熙：《朝鲜升下庑儒贤年表·附十八先生年谱》，首尔：大东斯文会，1928年，第8页。 ②郑麟趾：《高丽史·列传五十卷·安垧》，平壤：劳动新闻出版印刷所出版，1958年，第253页。 ①金文基：《九曲歌系诗歌系谱与展开样相》，首尔《国语教育研究》1991年第23期，第43页。 ②李相周：《九曲文化观光特区与九曲诗研究序说》，首尔《语文论丛》2001年第17期，第206页。 ③李植：《七峰书院题咏》，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卷六，首尔：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第228页。 ①徐居正：《朱文公武夷精舍图，用文公韵》，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一〇，第279页。 ①久志卓真：《画·靑磁·画金乌盏》，载《朝鲜の陶磁》，东京：雄山阁，1974年，第211～216页。 ②释寥一：《乞退》，http：／／www.itkc.or.kr(2011-02-25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