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目前韩国各地处处可见的“九曲文化”，是以朱熹的《武夷棹歌》作为范本形成的文化现象，主要由朝鲜王时期的九曲歌系诗歌，以及九曲图绘画、九曲园林三个部分组成。而一部诗歌文本，能够在文学、绘画、园林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异域形成一方文化且维系500余年之久，在中外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①朝鲜朝的文人骚客对《武夷棹歌》的解读，因其“如何看”的角度不同、因其作“什么用”的用途相异，历来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倾向。这种多元化解读主要表现在其文本的定性上，可以梳理成“哲理诗”、“山水诗”，以及异于二者的“山水理趣诗”三种观点。与从析理走向审美的中国学者不同，朝鲜朝的士林对《武夷棹歌》的诠释没有形成这种基本趋势，自始至终“哲理诗”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且这种解读持续整个朝鲜朝。与“海东朱子”李滉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奇大升对《武夷棹歌》的解读，完全不同于其他士林，可谓独树一帜，匠心独运。
  一、朝鲜朝士林解读《武夷棹歌》
  畿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金麟厚（1510—1560）尽管没有对《武夷棹歌》进行井然有序的论述和逻辑严密的注释，但其《书武夷九曲后》①一文浓缩了其对《武夷棹歌》的感悟和理解。此文是诗人为其两位女婿而写的七言绝句。诗人把陈普（1244—1315）的“进道”置换成“进学”，但继续套用了陈普“工夫”、“次第”、“分明”等语词，其直白和坦率甚至令人怀疑其作为诗歌文本理应具备的抒情浓度。诗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进学”的“工夫”不在“他处”，“分明”的“次第”应该自己默默领会才是。继之，金麟厚运用七言绝句格式连解一、二、三曲。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金麟厚之“解”与朱熹诗句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诗人只是借用诗歌形式阐述自己对《武夷棹歌》的理解和感悟而已。既然“道丧”已有千年、加之“圣路”也早已湮塞，连天体制高点上的耀眼太阳都精神气儿不足、昏暗不明，幸亏带有夕阳之光的云霭雾气，明月照尖东更有一番新意。“道丧千年圣路湮”一句，乃陈普“孔孟去后，道统久绝”之语的另一种表述。交错在一起的“外物”最引人注目、心中的“艳色”又让人很容易“流迁”。诗人指出利欲功名、妖艳美色等身外之物在“进学工夫”过程中的种种困扰，强调如若做好“进学工夫”，理应超脱物欲之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应该“行庭不见艮其背”，应该从今开始一心向着本然。有志于“进学工夫”之人，应该心怀大志，因为从古至今光明和昏暗始终同在，修身齐家就应该心无杂念，否则如同投身于饿虎成群的“饿虎林”一样，危险万千。
  面对李滉和奇大升对陈普之“注”所言“有疑”和“直诋斥之”，赵翼（1579—1655）特书《读退溪、高峰论武夷诗书》②一文，认为“退溪有疑焉，高峰直诋斥之。不知先辈所见何如是径庭，而高峰之论，尤所不可晓也。”在此基础上，作者首先肯定“刘氏注”，认为如果说此注“辞语未畅达则可”，但言其“非朱子意”，“则窃恐决不然”，认为“刘氏注”还是切中要害，正确阐释了朱熹诗作本然的意义。继之，赵翼对金麟厚、李滉和奇大升三人的观点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最终得出“以三先生所论言之，则窃恐河西为得之”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赵翼所言“刘氏”乃刘概，在此文中前后出现7次之多，其实，此“刘氏”所指就是陈普，刘概只是在陈普之注末附了短短的跋文而已。
  赵翼对《武夷棹歌》解读，可谓贯穿其后半生，乃至针对“颇似不切”、“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进行更周详的注解，以便“以浅见略为解释”，其《武夷棹歌十首解》，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对比阅读“戊寅（1638年）孟春”所写的赵翼之“解”和元大德八年（1304年）刊印出版的陈普之“注”，前者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前者所用众多与后者相差无几的用词上，如“进道次第”与“进道次序”、“上钓船，言始为学也”与“上钓船者，着脚向学之意”、“远色”与“女色之害”、“屏绝此心”与“宜先屏绝”、“静而能安”与“能静能安”、“下学而上达”与“由下学而上达”等。不过，渊源毕竟是影响与接受，故不存在对等关系。从这一点上，赵翼之“解”可谓是陈普之“注”的详解和扩展，简言之，前者为后者之扩容版。无论在立意、用词，还是文脉，赵翼均沿用了陈普之意。以此为基础，赵翼完成了对陈普之“注”的补充和延伸。如对“虹桥一断无消息”，前者云，“言自桥之断，人未有得度者……喻此道之绝久矣”；再如，主观化色彩非常浓厚的有关“架壑船”的阐释都属此类。借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赵翼之“解”比陈普之“注”更为周密详明、更为通俗易懂。的确，赵翼“以浅见略为解释”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颇似不切，亦似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武夷棹歌十首解》，乃经过二十年漫长而缜密思考之结果。“戊午（1618年）冬”始“得而读之”时，赵翼脑海里留下“托意分明”印记的《武夷棹歌》，时过二十年之后的“戊寅（1638年）孟春”“观之”，当初的印记依然如旧，认为“其大意似或得之”，只是因“辞语颇杂乱”、“复就加删改如是”而已，可见其基本主张历经二十年岁月也未曾改变。
  宋时烈（1607—1689）对李滉和奇大升的主张高举反旗，主张《武夷棹歌》为“学问之道论”。对《武夷棹歌》第九曲中的“将穷”和“桑麻平川”以“无穷之趣”一词来统而代之的李滉，宋时烈始终觉得有种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分别解读为“无限意趣”和“境外真妙处”。继之，宋时烈在其《论武夷棹歌九曲诗》②一文中指出：“豁然则以学问之道论之，是万理明尽，一疵不存之后。”尽管宋文运用“常理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之意”来阐释“将穷”和“桑麻平川”所蕴含的深奥的哲理意蕴，但他最终还是认为李滉“恐非阐扬此曲之意”、奇大升则“阐扬意少而禁切意多”。宋时烈这位志得意满的士林领袖，置学友金寿增（1624—1701）“勿以语人”之忠告于不顾、甘冒“孤陋浅见，敢论先贤得失，罪不可赎”之不韪，直接与世人皆仰的大前辈李滉和奇大升高唱反调，不隐匿藏掖、自信满满地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大家风范犹然可见，勇气可嘉矣！
  二、奇大升解读《武夷棹歌》
  奇大升（1527—1572），朝鲜朝哲学家，字明彦，号高峰、存斋。历任弘文馆应教、司宪府执义、承政院承旨、工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等职。1559年后，围绕“四端七情”同李滉展开辩论，开始朝鲜朝历时300年的“四七论争”。在政治上，他要求广开言路，举贤者，理财养民，提倡治心修身，致诚尽礼，主张“至治主义”政治理念。著有《朱子文录》《论思录》《往复书函集》《宗系奏文》《高峰集》等。
  奇大升对《武夷棹歌》的解读，主要缘于李滉的请教。对李滉“何取何舍”，乃至“莫适所从”，①奇大升在其信中认为，“九曲十章，因物起兴，以写胸中之趣”，且“其意之所寓、其言之所宣，固皆清高和厚冲澹洒落，直与浴沂气象”，根本不会有“入道次第”等寓意存在，因为即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朱熹，对其“圣贤心事”，恐怕不会如此古怪难解。以此为基调，奇大升对《武夷棹歌》依次进行对比阐述。
  奇大升最难以接受的是陈普有关二曲和三曲的“远色之戒”和“舍生之旨”的解释。“远色之戒”，乃出自陈普对二曲之“此首言学道，由远色而入”②一句而来，至于“舍生之旨”，乃是陈普对三曲注释的概语，奇大升把陈普所言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得丧”、“血肉之躯”和“利欲之心”，统而称之为“舍生之旨”，可谓言之有理。
  解读四曲的同时，奇大升对“颇好”“厥注”的金麟厚则用“可怪”一词来点评，认为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有“疑”再有“悟”，哪有“悟”后又“大疑”呢？一语道破金麟厚认知逻辑上存在的矛盾之处。对五曲的“林间有客”，奇大升认为是朱熹自喻，五曲作为武夷精舍所在地，应该是朱熹“深居”且“藏用之宝”之处，如此硕儒居住之处怎么会是“学问有疑处”呢？纯粹是注家不得其要领之结论。继之，奇大升借助朱熹“深爱”①的王维《漆园》一诗，阐释朱熹悠然自得的山水情怀。《漆园》一诗所言正是王维一贯追求的隐逸恬退、自甘淡泊之境界，与五曲之意境不谋而合，此可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②
  奇大升主张不应该“拘拘牵譬、一一安排”，即便是存在更深层次的“深趣”，那也是“寓兴”而发，绝非金麟厚所言“道丧千年圣路湮”，如此寓“景”以“道”，那么，“毫厘”之差终究会导致“千里”之“缪”。故云：
  盖此十章虽不可拘拘牵譬、一一安排，而其间亦有意思，跃如处此，则不可谓专，无意于寓兴也。如一曲曰：“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峰锁翠烟”者，分明若有意焉。然亦岂以是为悼道之湮废而发哉？盖即其所遇之境，而发其所感之意，故意与境真，而其言自有深趣。此其所以为朱子之诗也。若既有形容景物之意，又有援譬道学之意，则便成二心矣。此不惟吟咏之间，失其性情之正。而学问之际，亦恐差毫厘而缪千里也。③
  奇大升完全同意李滉之“无学问次第意思”、却是“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④观点，李滉也通过奇大升的点评，最终得出“大抵九曲十绝，并初无学问次第意思。而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皆非先生本意”⑤之结论。
  至于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朝鲜朝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都在学界称颂。对此，朝鲜朝文人李植（1584—1647）评价曰：“故后来诸儒以为不但公实取裁于退溪，退溪亦多见益于公云。又谓公之于退溪，若横渠之于程氏，西山之于晦庵，斯言得之矣。”①同期文人赵相禹（1582—1657）在其《书高峰退溪两先生往复书后》一文中，借用朱熹与蔡元定之间的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描述二人关系：“奇高峰之于退溪李先生，犹蔡元定之于晦庵朱夫子也。朱夫子则虽以宿师老友待元定，而元定则必执弟子之礼而事之。故其时未闻有两夫子并称之说，而元定自为元定，朱子自为朱子也。今夫两先生之道德高下、学问浅深，非謏见后生所得以优劣。而以其书见之，则盖想其高峰以门徒自处，而以先生事退溪之意也。其于论议答问之时，书札往复之际，必称先生，是知高峰以退溪为先生而矜式矣。然则高峰生时，亦不敢比肩于先生，而尽其师事之道。……夫如是则高峰自为高峰，退溪自为退溪矣。”②
  （原刊于《安东学研究》2011年第10期）

①罗大经：《鹤林玉露》，载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①金麟厚：《吟示景范·仲明》，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卷三三，首尔：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第123页。 ②赵翼：《读退溪、高峰论武夷诗书》，载《韩国文集丛刊》卷八五，第398页。 ①赵翼：《武夷棹歌十首解》，载《韩国文集丛刊》卷八五，第408页。 ②宋时烈：《论武夷棹歌九曲诗》，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一一六，第149页。 ①李滉：《答金成甫·别纸》，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二九，第348页。 ②陈普注：《朱文公武夷棹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①朱熹：《跋杨子直所赋王才臣绝句》，载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第7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52～4353页。 ②林杉：《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事类·第三十八》，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③奇大升：《写寄宿梅溪馆诗·别纸·武夷棹歌和韵》，载《高峰集·两先生往复书·卷一》，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9年，第44页。 ④李滉：《答金成甫·别纸》，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二九，第348页。 ⑤李滉：《答金成甫·别纸》，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二九，第348页。 ①李植：《谥状》，载《韩国文集丛刊》卷四〇，第286页。 ②赵相禹：《书高峰退溪两先生往复书后》，载《韩国文集丛刊》卷二〇，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