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朱子学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一样都曾成为官方哲学，但是朱子学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朝鲜和越南是理政合一，即朱子学家与政治家身份合二为一，而在日本则是理政分离，即朱子学家与政治家身份相互分离；在朝鲜和越南的朱子学已是成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而日本的朱子学始终是思想观念本身，并未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意识形态官学。这种地位的相异与一种思想文化的独尊性与制度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在科举制度的引进与实行上。
  朝鲜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国家权力的象征——官僚，是靠科举选拔上来的，因此，科举的原则与内容直接决定官员的选拔，官员又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朝鲜科举的内容主要是儒教经典和有关中国的历史知识，及以此为基础的诗的创作能力。朱子学传入朝鲜以后，儒教经典主要以朱子新注为标准答案。这样，由统治阶级的意志选择的、以统一的思想观念为标准解释的科举制，将所有的理念、价值、信仰、规范等，统统纳入朱子学的模式进行裁剪，使朱子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直接成为现实社会的价值杠杆。这样，最博学的朱子学者成为最优秀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僚，反之亦然。如高丽朝集贤殿大学士安珦赴元大都接受朱子理学，回国后升任宰相；郑梦周既是高丽大儒也是重臣；郑传道在高丽进时曾任成均馆博士、典校副令等职。李朝建立后，郑传道与权近等均是朝鲜李王朝的开国功臣；李退溪曾任弘文馆大提学、知中枢等职，最高官阶至从一品。朝鲜朱子学取代佛教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基于朱子学的科举制把文化精英完全纳入到这一系统中而使朱子学者成为能够支配社会权力的强势集团，即使超脱政治权力的庇护，也足以构成首要的社会文化势力，从而造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朱子学大一统。
  而在日本没有科举制，朱子学并不能参与和主导政治权力，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分离的，思想家是被雇佣于政治家的御用工具。江户时代是日本朱子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林罗山可谓是其中的拔尖人物，也是官学的代表人物，历仕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但他是作为将军幕府的政治顾问，他的真实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小老”（政务次官）支配下的直属武士。即他是作为政治统治者的雇佣者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政治家本身而存在的。幕府将林家（林罗山及后继者）作为历代大学头、圣堂主管纳入幕府权力机构之中使林家私学具有官学的意义，而不是幕府封建统治本身以朱子学作为自己的封建意识形态。另外著名的山崎暗斋也是幕府“大老”（政务总理）保科正之的师爷；熊泽蕃山是位居3000石俸禄的冈山蕃的卫队长，等等。这些人虽是代表日本朱子学的大儒，但都是以个人身份奉侍于将军或其他人，他们的政治影响只和他们所奉侍的主人个人发生关系而与国家政治没有直接联系。
  越南于10世纪末始建立封建国家，且长期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所以基本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许多越南子弟想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宦阶层，把熟谙《四书》看成跻身文人社会圈子的敲门砖。但当时越南官办学校不能满足大量学子对功名追求的需要，私学由此逐步兴盛起来。私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朱子学在平民百姓中的传播与普及，一时大有非朱子之书不观、非朱子之言不说的局面。这种私学的大发展为当时越南统治者提供了广大的思想统治基础。从而也形成了朱子学者亦是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1358年，陈裕宗封范师孟为人内行遣知枢密院事，于是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执掌大权的朱子学者。后来，朱文安曾任陈艺宗朝国子监司业，给太子讲授“四书”、“五经”。黎朝黎太祖的“思想库”阮荐，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开国功臣。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朝鲜和越南本土文化的差异性较大，他们运用各自的方式大量地吸收和容纳了中国朱子学，并充分加以改造，这种吸收改造的过程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也造就了整个东亚地区牢固的价值认同，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在当代东亚各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虽存在差异，但积习在东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其相同或相通之处，可谓价值共性，由这种东亚儒学的文化认同便推衍出东亚地区的“共生意识”，这必将为东亚各国和睦共处提供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精神基础，也为各国建立和平主义取向的东亚价值观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