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发展呈现两个转化，一是朱子学从私学走向官学，二是朱子学从精英化儒学转为普及化儒学。这两个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朱子学大师崛起和特色朱子学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像朝鲜的郑传道、权近、李滉、李珥和日本的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师级人物，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虽然传播广度也同朝鲜、日本一样普及，或者更甚，也有如朱文安、黎文林、阮荐等著名朱子学学者，但并未出现像朝鲜、日本那样的大师级人物，更没有形成自己的朱子学。而越南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与地缘关系，或许为此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在朝鲜，郑传道与权近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领域对佛教展开批判。郑传道、权近等既是李氏王朝建立初期的朝鲜朱子学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李氏王朝初期朝鲜朱子学的“双璧”，同时又均是李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在李氏王朝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使得朱子学在朝鲜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像李滉、李珥这样的朱子学的集大成者，使成为朝鲜正统理念的朱子学蓬勃发展，将朝鲜朱子学发展到哲学思维水平的顶峰，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以推崇退溪学说即以主理为特征的岭南学派与推崇栗谷学说即以主气为特征的畿湖学派。“四端七情说”和《圣学十图》是李滉一生学问的结晶，也是退溪学的精髓，退溪学是朝鲜朱子学成熟的标志，成为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学术。
  日本最初使儒学脱离佛禅走向独立，并促使朱子学官学化的主要代表是藤原惺窝和他的学生林罗山。藤原惺窝，日本京师朱子学派开创者和日本朱子学创始人。他早年削发为僧，在相国寺学佛禅，但同时又习儒学。后来出于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关心，决心脱佛归儒。他说：“我久从事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之外哉！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①藤以中国“道统”在日本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他还劝说新幕府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坚决抛弃佛禅，确立朱子学。但他推崇朱子学“道统”承绍论中，其实蕴涵着与中国抗衡的“独立”的日本意识。②藤的主要功绩有二：一是使儒学摆脱了佛禅的束缚，儒生不再从属于佛门和公卿，而获得独立，朱子学终于在日本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派向官学化、伦理化方向发展；二是使德川时代的武士阶层接受了以朱子学为基调的文明熏陶，为日本明治维新扫清了障碍。林罗山的功绩是继续儒学独立和朱子学官学化的工作，并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为形式、以朱子学社会秩序论为内容的统治原则。他全面促成了神儒联手，既使日本神道在整个日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全面发展了日本朱子学，使朱子学式的世俗规章和政策，在德川政权时代能够较为顺利地得到贯彻、推广和执行。朱子学在日本得到更为广泛深入传播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如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等，这些学派思想主张或相类，或相异，甚至相反，但这正是日本朱子学的特色所在。
  朱子学在越南黎朝得到了复兴和长足的发展。黎朝历代帝王都尊孔崇朱，选择儒学朱子学说作为统治思想，重视兴办朱子学教育，重视朱子学著作的大量输入与翻刻。特别是黎圣宗，在位38年，把朱熹伦理道德发挥成齐家治国的政治思想，把孝亲敬老慈幼视为一种传统美德；他还依照朱熹的《家礼》对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所应承担的义务用法典或条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作为越南人的行为规范。除统治者提倡推崇外，还有如阮荐、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敦、吴时任等一大批儒学朱子学学者的推动。可以说，在整个黎朝朱子学的崇高地位始终没有动摇。1802年，越南建立阮朝。阮朝统治者也在治国中独尊儒学朱子学不动摇，特别是阮朝前朝明确宣布：“唯儒一家，别无他教。”阮朝嘉隆帝颁布诏书册文，要全国各地重视社会教化，提倡儒学朱子学阐述的孝德和各种美德。阮朝明命帝更是宣布：“朕以孝治天下，盖欲民之孝于其亲也。”①还规定越南儿童七八岁上学，先读《小学》《四书》，然后学《五经》，并诏谕将《小学集注》《四书》《五经》等书大量刊行，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供士子、国人学习，以敦化民俗。阮朝的儒学朱子学教育已普及到当时越南全境。阮朝从嘉隆到嗣德年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鼎盛期。越南朱子学发展未产生朱子学大师，却完美地将朱子学从精英化儒学转为普及化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