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大约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到李王朝的建立时期。朱子学在朝鲜是以移民为传播纽带而传入、以民间私学的形式存在与发展的。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春，朱熹的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锦城乃居焉。”①朱潜所居之地，被尊称为“仁夫里”、“朱子川”。
  朝鲜朱子学的传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初传阶段。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穑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他们在介绍朱子学著作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二是进入十四世纪下半期，即高丽末李朝初的王朝交替时期，高丽朱子学进入广泛传播阶段。这个传入过程掌握在以郑道传、权近为首的改革派手里，他们主张“入世”，注重实际，排斥“佛教异端”，要求革除异端。于是，朱子学成为他们为推翻高丽王朝和建立李氏王朝的工具。李氏王朝建立初，朱子学又成为国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为李氏王朝实现改朝换代、重整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政治推动力是朱子学发展的源动力。
  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中叶，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①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佛学的副产品而传入的，因而有“儒学在佛门学，儒生自佛门出”之说。公元7世纪左右，当日本从中国输入儒学时，也将中国的佛教带到日本，形成了儒佛并存的局面。公元8—12世纪前后，佛学地位与日俱增。特别是到公元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权阶段，佛学中“生死如一”等精神与武士精神的一致性使得佛教风行日本列岛。当中日交流已较频繁，中国土生土长的禅宗因其直截简明的“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佛教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禅宗佛教迅速传入日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因为朱子理学的形成曾经历过所谓“逃禅归儒”的过程，这意味着朱子学与禅学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它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来华日本僧人学习中国禅宗教义，也接触了当时作为中国官方哲学的朱子学，并带回了日本。这其中有两位日本著名僧人：俊芿法师、园尔辨园。1199年，日本僧人俊芿法师来中国参禅学法。回国时带回包括朱熹著作和宋学在内的中国书籍2103卷回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后来，日本僧人园尔辨园来宋留学，回国时也带回包括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孟精义》等著作在内的近千种儒学书籍。
  与此同时，中国南宋和元代僧人也不断前往日本，如兰溪道隆法师应北条时赖邀请，东渡日本传布佛法32年，主张佛学要吸收理学，要与理学结合，他的“圣人以天地为本”、“行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去佞绝奸”、“兴教化，济黎民，实在于人身”①等思想，体现了朱熹思想精神。宋元之际到日本的中国僧人还有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子元祖元等21人，这些远去日本的中国僧人大多精通朱子学，成为在日本义务传播朱子学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介绍二程、张载和朱熹的思想，但朱子学毕竟只是作为副产品在日本传播。
  14—16世纪，日本封建制度进入大动荡、大改组时期，昔日的佛学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而朱熹的哲学、政治、伦理三位一体的学说，正是当时日本统治者所需要的。故在禅僧中出现了一批讲儒学的人。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为建立新的、更加统一的秩序，努力从思想上寻找一个能稳固社会关系的伦理系统，于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朱子学才开始摆脱禅宗的束缚走向独立发展道路。
  朝鲜的朱子学传播缘于移民，把朱子学作为排斥佛学的工具。日本是理、佛共生，佛学的发展带动了朱子学的发展，终使朱子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越南的朱子学传播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提倡和以朱子学为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而展开的。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从南宋末年开始，此后正值越南的陈朝、黎朝、阮朝三代。越南陈朝政权建立之初，亟需一种适应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具有这一鲜明特点。陈太宗三年（1253年），陈太宗按照朱子学理论来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还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设立国学院，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儒学新流派——朱子学和“四书”、“六经”，传播朱子学。从陈明宗开始，朱子学逐渐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棣应越南故王陈日奎之弟陈王平之请，击溃了由外戚胡氏建立的胡朝政权，并于次年在越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明朝为巩固对越南的统治，在越南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既培养了忠于明王朝的人才，又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