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是“东亚儒学文化圈”形成过程的重要一环，各国因本土文化的差异性而呈现出对异质文化不同的接受力和兼容性。本文通过对朱子学在朝日越三国的建构特征比较，发展成效与普及规模剖析，从而了解朱子学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以求找到整个东亚地区所具有的牢固的价值认同，这对于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睦友好的周边环境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朱子学在朝、日、越的传入方式与路径
  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大约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到李王朝的建立时期。朱子学在朝鲜是以移民为传播纽带而传入、以民间私学的形式存在与发展的。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春，朱熹的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锦城乃居焉。”①朱潜所居之地，被尊称为“仁夫里”、“朱子川”。
  朝鲜朱子学的传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初传阶段。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穑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他们在介绍朱子学著作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二是进入十四世纪下半期，即高丽末李朝初的王朝交替时期，高丽朱子学进入广泛传播阶段。这个传入过程掌握在以郑道传、权近为首的改革派手里，他们主张“入世”，注重实际，排斥“佛教异端”，要求革除异端。于是，朱子学成为他们为推翻高丽王朝和建立李氏王朝的工具。李氏王朝建立初，朱子学又成为国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为李氏王朝实现改朝换代、重整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政治推动力是朱子学发展的源动力。
  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中叶，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①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佛学的副产品而传入的，因而有“儒学在佛门学，儒生自佛门出”之说。公元7世纪左右，当日本从中国输入儒学时，也将中国的佛教带到日本，形成了儒佛并存的局面。公元8—12世纪前后，佛学地位与日俱增。特别是到公元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权阶段，佛学中“生死如一”等精神与武士精神的一致性使得佛教风行日本列岛。当中日交流已较频繁，中国土生土长的禅宗因其直截简明的“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佛教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禅宗佛教迅速传入日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因为朱子理学的形成曾经历过所谓“逃禅归儒”的过程，这意味着朱子学与禅学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它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欢迎。于是，来华日本僧人学习中国禅宗教义，也接触了当时作为中国官方哲学的朱子学，并带回了日本。这其中有两位日本著名僧人：俊芿法师、园尔辨园。1199年，日本僧人俊芿法师来中国参禅学法。回国时带回包括朱熹著作和宋学在内的中国书籍2103卷回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后来，日本僧人园尔辨园来宋留学，回国时也带回包括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孟精义》等著作在内的近千种儒学书籍。
  与此同时，中国南宋和元代僧人也不断前往日本，如兰溪道隆法师应北条时赖邀请，东渡日本传布佛法32年，主张佛学要吸收理学，要与理学结合，他的“圣人以天地为本”、“行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去佞绝奸”、“兴教化，济黎民，实在于人身”①等思想，体现了朱熹思想精神。宋元之际到日本的中国僧人还有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子元祖元等21人，这些远去日本的中国僧人大多精通朱子学，成为在日本义务传播朱子学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介绍二程、张载和朱熹的思想，但朱子学毕竟只是作为副产品在日本传播。
  14—16世纪，日本封建制度进入大动荡、大改组时期，昔日的佛学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而朱熹的哲学、政治、伦理三位一体的学说，正是当时日本统治者所需要的。故在禅僧中出现了一批讲儒学的人。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为建立新的、更加统一的秩序，努力从思想上寻找一个能稳固社会关系的伦理系统，于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朱子学才开始摆脱禅宗的束缚走向独立发展道路。
  朝鲜的朱子学传播缘于移民，把朱子学作为排斥佛学的工具。日本是理、佛共生，佛学的发展带动了朱子学的发展，终使朱子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越南的朱子学传播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提倡和以朱子学为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而展开的。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从南宋末年开始，此后正值越南的陈朝、黎朝、阮朝三代。越南陈朝政权建立之初，亟需一种适应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具有这一鲜明特点。陈太宗三年（1253年），陈太宗按照朱子学理论来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还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设立国学院，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儒学新流派——朱子学和“四书”、“六经”，传播朱子学。从陈明宗开始，朱子学逐渐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棣应越南故王陈日奎之弟陈王平之请，击溃了由外戚胡氏建立的胡朝政权，并于次年在越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明朝为巩固对越南的统治，在越南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既培养了忠于明王朝的人才，又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复兴。
  二、特色朱子学的形成与朱子学大师的产生
  朱子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发展呈现两个转化，一是朱子学从私学走向官学，二是朱子学从精英化儒学转为普及化儒学。这两个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朱子学大师崛起和特色朱子学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像朝鲜的郑传道、权近、李滉、李珥和日本的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大师级人物，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虽然传播广度也同朝鲜、日本一样普及，或者更甚，也有如朱文安、黎文林、阮荐等著名朱子学学者，但并未出现像朝鲜、日本那样的大师级人物，更没有形成自己的朱子学。而越南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与地缘关系，或许为此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在朝鲜，郑传道与权近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领域对佛教展开批判。郑传道、权近等既是李氏王朝建立初期的朝鲜朱子学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李氏王朝初期朝鲜朱子学的“双璧”，同时又均是李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在李氏王朝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使得朱子学在朝鲜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像李滉、李珥这样的朱子学的集大成者，使成为朝鲜正统理念的朱子学蓬勃发展，将朝鲜朱子学发展到哲学思维水平的顶峰，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以推崇退溪学说即以主理为特征的岭南学派与推崇栗谷学说即以主气为特征的畿湖学派。“四端七情说”和《圣学十图》是李滉一生学问的结晶，也是退溪学的精髓，退溪学是朝鲜朱子学成熟的标志，成为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学术。
  日本最初使儒学脱离佛禅走向独立，并促使朱子学官学化的主要代表是藤原惺窝和他的学生林罗山。藤原惺窝，日本京师朱子学派开创者和日本朱子学创始人。他早年削发为僧，在相国寺学佛禅，但同时又习儒学。后来出于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关心，决心脱佛归儒。他说：“我久从事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之外哉！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①藤以中国“道统”在日本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他还劝说新幕府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坚决抛弃佛禅，确立朱子学。但他推崇朱子学“道统”承绍论中，其实蕴涵着与中国抗衡的“独立”的日本意识。②藤的主要功绩有二：一是使儒学摆脱了佛禅的束缚，儒生不再从属于佛门和公卿，而获得独立，朱子学终于在日本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派向官学化、伦理化方向发展；二是使德川时代的武士阶层接受了以朱子学为基调的文明熏陶，为日本明治维新扫清了障碍。林罗山的功绩是继续儒学独立和朱子学官学化的工作，并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为形式、以朱子学社会秩序论为内容的统治原则。他全面促成了神儒联手，既使日本神道在整个日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全面发展了日本朱子学，使朱子学式的世俗规章和政策，在德川政权时代能够较为顺利地得到贯彻、推广和执行。朱子学在日本得到更为广泛深入传播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如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等，这些学派思想主张或相类，或相异，甚至相反，但这正是日本朱子学的特色所在。
  朱子学在越南黎朝得到了复兴和长足的发展。黎朝历代帝王都尊孔崇朱，选择儒学朱子学说作为统治思想，重视兴办朱子学教育，重视朱子学著作的大量输入与翻刻。特别是黎圣宗，在位38年，把朱熹伦理道德发挥成齐家治国的政治思想，把孝亲敬老慈幼视为一种传统美德；他还依照朱熹的《家礼》对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所应承担的义务用法典或条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作为越南人的行为规范。除统治者提倡推崇外，还有如阮荐、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敦、吴时任等一大批儒学朱子学学者的推动。可以说，在整个黎朝朱子学的崇高地位始终没有动摇。1802年，越南建立阮朝。阮朝统治者也在治国中独尊儒学朱子学不动摇，特别是阮朝前朝明确宣布：“唯儒一家，别无他教。”阮朝嘉隆帝颁布诏书册文，要全国各地重视社会教化，提倡儒学朱子学阐述的孝德和各种美德。阮朝明命帝更是宣布：“朕以孝治天下，盖欲民之孝于其亲也。”①还规定越南儿童七八岁上学，先读《小学》《四书》，然后学《五经》，并诏谕将《小学集注》《四书》《五经》等书大量刊行，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供士子、国人学习，以敦化民俗。阮朝的儒学朱子学教育已普及到当时越南全境。阮朝从嘉隆到嗣德年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鼎盛期。越南朱子学发展未产生朱子学大师，却完美地将朱子学从精英化儒学转为普及化儒学。
  三、理政合一与理政分离
  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朱子学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一样都曾成为官方哲学，但是朱子学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朝鲜和越南是理政合一，即朱子学家与政治家身份合二为一，而在日本则是理政分离，即朱子学家与政治家身份相互分离；在朝鲜和越南的朱子学已是成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而日本的朱子学始终是思想观念本身，并未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意识形态官学。这种地位的相异与一种思想文化的独尊性与制度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在科举制度的引进与实行上。
  朝鲜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国家权力的象征——官僚，是靠科举选拔上来的，因此，科举的原则与内容直接决定官员的选拔，官员又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朝鲜科举的内容主要是儒教经典和有关中国的历史知识，及以此为基础的诗的创作能力。朱子学传入朝鲜以后，儒教经典主要以朱子新注为标准答案。这样，由统治阶级的意志选择的、以统一的思想观念为标准解释的科举制，将所有的理念、价值、信仰、规范等，统统纳入朱子学的模式进行裁剪，使朱子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直接成为现实社会的价值杠杆。这样，最博学的朱子学者成为最优秀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僚，反之亦然。如高丽朝集贤殿大学士安珦赴元大都接受朱子理学，回国后升任宰相；郑梦周既是高丽大儒也是重臣；郑传道在高丽进时曾任成均馆博士、典校副令等职。李朝建立后，郑传道与权近等均是朝鲜李王朝的开国功臣；李退溪曾任弘文馆大提学、知中枢等职，最高官阶至从一品。朝鲜朱子学取代佛教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基于朱子学的科举制把文化精英完全纳入到这一系统中而使朱子学者成为能够支配社会权力的强势集团，即使超脱政治权力的庇护，也足以构成首要的社会文化势力，从而造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朱子学大一统。
  而在日本没有科举制，朱子学并不能参与和主导政治权力，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分离的，思想家是被雇佣于政治家的御用工具。江户时代是日本朱子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林罗山可谓是其中的拔尖人物，也是官学的代表人物，历仕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但他是作为将军幕府的政治顾问，他的真实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小老”（政务次官）支配下的直属武士。即他是作为政治统治者的雇佣者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政治家本身而存在的。幕府将林家（林罗山及后继者）作为历代大学头、圣堂主管纳入幕府权力机构之中使林家私学具有官学的意义，而不是幕府封建统治本身以朱子学作为自己的封建意识形态。另外著名的山崎暗斋也是幕府“大老”（政务总理）保科正之的师爷；熊泽蕃山是位居3000石俸禄的冈山蕃的卫队长，等等。这些人虽是代表日本朱子学的大儒，但都是以个人身份奉侍于将军或其他人，他们的政治影响只和他们所奉侍的主人个人发生关系而与国家政治没有直接联系。
  越南于10世纪末始建立封建国家，且长期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所以基本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许多越南子弟想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宦阶层，把熟谙《四书》看成跻身文人社会圈子的敲门砖。但当时越南官办学校不能满足大量学子对功名追求的需要，私学由此逐步兴盛起来。私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朱子学在平民百姓中的传播与普及，一时大有非朱子之书不观、非朱子之言不说的局面。这种私学的大发展为当时越南统治者提供了广大的思想统治基础。从而也形成了朱子学者亦是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1358年，陈裕宗封范师孟为人内行遣知枢密院事，于是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执掌大权的朱子学者。后来，朱文安曾任陈艺宗朝国子监司业，给太子讲授“四书”、“五经”。黎朝黎太祖的“思想库”阮荐，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开国功臣。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朝鲜和越南本土文化的差异性较大，他们运用各自的方式大量地吸收和容纳了中国朱子学，并充分加以改造，这种吸收改造的过程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也造就了整个东亚地区牢固的价值认同，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在当代东亚各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虽存在差异，但积习在东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其相同或相通之处，可谓价值共性，由这种东亚儒学的文化认同便推衍出东亚地区的“共生意识”，这必将为东亚各国和睦共处提供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精神基础，也为各国建立和平主义取向的东亚价值观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
  （原刊于《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①张品端：《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中华儒学》（第一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①日本东洋文库存有朱熹《中庸章句》抄本，卷末署有“正治二年三四日，大江宗光”的识语。大江宗光是镰仓幕府的政所别当大江广元之子。 ①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①《拔萃罗山文集·卷四十·惺窝先生行状》。 ②参见韩东育：《“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①黄国安：《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