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朱熹提出了人才是为政之本的人才思想。他把选用人才当作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他认为，为政之本在人才，天下大治的根本还在人才。
  南宋时期整个官场形成了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风气，对于当时的人才形势和状况，朱熹表示出极大的忧虑和担心。他说：“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①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一等人才，也由于风气不好，而“尝与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识义理，终是难保。先生不以为然。”②朱熹分析，南宋时期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不重视人才。他认为，当时的人才形势之差，都是因为诋毁和排斥了道学，“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如今士大夫，但说所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我自不消得用此。”③此外，疏于管理和教育，也导致一些人养成了懒散习性，利己自私的现象严重。“某常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事。”①这种状况，不利于人才发挥聪明才智，不利于国家的政令畅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就是说，文武盛世，是由于众多的人才集聚在朝廷；反之，天下动乱的原因，关键在于优秀人才得不到重用。
  朱熹关于人才是为政之本的人才思想，体现他重视挖掘人才资源的思想，对于新时期正确认识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科学的人才观，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新的历史时期是知识时代，是信息时代，更是人才时代，人才所起的作用绝对是基础性的、战略性的，因此，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十分重要。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人才工作。历任主要领导都强调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确立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在于人才。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人才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朱熹提出以“德”为第一标准的人才思想。他认为，只有尽伦尽制、明德新民、改革教育、启发民智，才能使“闭塞”之“天地”得以开通，真正培养选拔大批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在选人用人方面，科举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它忽视了对人才在品德方面的考量，忽视了对人才在现实方面的表现，与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的思想背道而驰，引导文人学士倾心专注“钓名声”“求利禄”，趋炎附势，甚至是一辈子热衷于科考，老死于文场也无怨无悔。朱熹痛恨指出：“是时秦桧用事，天地闭塞，几二十年。”②
  朱熹认为，人才的第一标准是“德”。有德的人才，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关心国家社稷，心系黎民百姓。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德行，失去做人的基本道德，哪怕有再多的手艺，有再高的本领，哪怕表面上像个儒雅之士，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也配不上“人才”的美名。《大学》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③朱熹在对《大学》的注释中，就把“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称为“大学三纲领也”。这三纲领对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应该说，这和朱熹在宋明理学上的权威地位以及他对《大学》的推崇与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否则，“三纲领”的学说和理念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推崇。《大学》又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方法步骤。应该说，这是传统儒家“人才”观中关于“德”的要求。弘扬美德、教化民众，使普天下的人心都向善，以此为己任的人，才是“人才”。“明明德”的道德设定，是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所以，朱熹所强调的人才观，也是要求从传统儒学经典和儒家思想中去汲取营养，以运用于当时现实。这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改革和树立正确的人才理念，是有重要启示的。
  把“德”放在第一位，其核心思想是使受教育者先学会做人。这对新的历史时期人才思想的培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基础教育中，通过道德养成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人的素质。要使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能真正服务于祖国，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三
  朱熹提出了以“用”作为判别人才的基本标准和方法。朱熹认为，不同的人由于所持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对人才的看法、观点也会大不一样，正所谓“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①可以称得上人才的贤人，应当一方面是有见识的人，一方面还必须是有度量的人。“今日人才，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的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才，将来截补短使。”②他对那些“有精神、耐劳苦、肯任事而能蕺吏爱民者”，③十分欣赏和称道，并请人推荐和选用。
  朱熹对官吏的贤或愚的评判标准也很独特。他认为，人才之德十分重要，德是最基本的，是关键，品行决定一个人的根本；关键在品德，不在贵贱，决不能把贫穷或富贵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朱熹认为，一个官员才能虽然不是上乘，但品行端正，有报效国家的忠心，有造福百姓的强烈愿望，那么，他总会认真去学习和钻研本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相反，如果品德不行，其再有才华都不会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而且本领越高破坏力越强，对社会的危害越大。他说：“小人无才尚可，小人有才，鲜不为恶。”①因此，朱熹判别人才的基本标准为是否有德，德是人才的首要标准。当然，朱熹所倡导的德，主要还是要忠于君主，忠于皇朝，这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朱熹认为，判别官员的贤与能的标准是“用”。也就是说，看一个官员的贤与能，不是看他说的怎么样，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关键要在用中体现，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判别。“问选择将帅之术。曰：‘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眼力。’”②只有“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③判断官员的贤与能如此，选择官员也是如此，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白复生，亦何由辨之？”④因此，要检验一个官员的贤与能只能靠实践，要在实践中发现贤才，选拔人才。朱熹还认为，“用人”还要得法。首先，善于使用人才的关键是知人。只有了解一个人的秉赋，一个人的特长和不足，才能用其长避其短，所谓知人善任，扬长避短，量才使用。其次，要相互信任。上下级要相互信任，以诚相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信任是充分发挥人才聪明才智的重要条件，只有充分信任才能人尽其才。再次，要适度授权。朱熹认为，中央和地方的授权要适当，要科学，要给地方州县以一定的用人用财的权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朱熹把“用”作为判别人才基本标准，以及“用人”也要得法的人才思想，这对我们进一步落实要在发展的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检验人才的科学人才观，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代管理思想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四
  朱熹认为，要坚持对普通老百姓子弟的教育；只有百姓都受到教育，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治隆于上，俗美于下”，①才能使国家有清明的政治，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提高全民素质，应当以修身治国为目标。在《大学章句》中，朱熹强调：“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朱熹等儒家学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道德主体修为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内圣外王”。朱熹强调，修身治国的基础是“格物”“致知”和“意诚”“心正”，一方面，强调要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知为习惯，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打牢基础，筑实根基。要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③的宽大胸怀。
  朱熹强调教育要“明人伦”。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④朱熹在最后一次修订《四书集注》时，在《大学章句》序文中保留了下面这段话：“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⑤他认为，培养和选拔国家需要的人才，基础必须坚实，一定要打牢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这个基础。朱熹强调，“圣人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系统，成递进关系。“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就首先要重视提高民众的个人素质，这就要“修身”。朱熹关于以人为本，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人才思想与当代科学人才观不谋而合。科学人才观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当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要从以学历为本位转变为以能力为本位。要重视创造性和贡献的潜力，重视养成教育，注重基础教育，强调应用教育。要把人才放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看他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贡献，并以此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五
  朱熹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提出“重点”与“一般”相统一的人才思想。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社会民众的教育，提高社会民众的基本素质，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非常重视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促进。朱熹认为，人才培养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这就很好地处理了提高全民民族文化素质与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之间的关系。教育应当培养国家急需的达济天下的人才，但教育的责任不应该仅仅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承担了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任，承担了“明德新民”“启发民智”的神圣使命，两者应当高度统一。所以，朱熹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吃皇粮享受国家俸禄，不是为了当官，重要的是明理修身。在《重修尤溪庙学记》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尤溪学宫题写的“明伦堂”三字，正体现了他的明理修身的理念。朱熹诸多著作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知识的渴望，对人才的期待和尊重。
  从19岁考中进士后，朱熹的一生基本上都在讲学。他讲学的书院遍布各地，有近50所，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考中进士的就有300多人。更重要的是，朱熹的一生都在做劝人为善、循礼、明义的事业，实际上担当起教育民众、提升百姓民众整体素质的责任。朱熹这一人才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在超越了近千年时空的今天，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科教兴国和树立科学的人才观，都有启示作用。
  朱熹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出“重点”与“一般”相统一的人才思想，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其人才观是超前的，进步的。它对新时期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人才工作上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人才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
  朱熹提出了任贤使能必须有一系列人才政策作保障的人才思想。
  第一，取缔恩荫任子等世袭制度。朱熹认为，一些无德无才的公卿子弟凭着血缘的关系就可以位高权重，这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好的。一方面，这些人因为没有本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大政。另一方面，恩荫过滥，有害道德风尚，是对真正的人才的一种贬低、压制，是对尚贤原则的极大破坏。他说：“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①如果“使膏粱之子弟不学而居士民之上，其为害岂有涯哉！且以汉诸王观之，其荒纵淫虐如此，岂可以治民！”②许多公卿子弟骄奢淫逸，不能担当重任，如果委以重任，国家的前途命运将不堪想象。因此，应当广开选才用才的渠道，任人唯贤，国家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第二，对待举荐要严肃，要慎重。朱熹认为，举荐是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方法之一。南宋时期，官员的升迁是要有人举荐的，这本身不是问题，如果用的好甚至是个好的方法，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个做法。如果不严肃，可以不负责任地乱举荐，问题就大了，势必造成选才用才的乱象，造成不正之风盛行。因此，朱熹提出，对举荐用人者要负连带责任，如果举荐的人有问题、出问题，举荐者要受到应有的处罚，该降级的应该降级，该降薪的应该降薪。他建议：“监司荐人，后犯赃、犯罪，须与镌三五资；正郎则降为员郎，员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若已为侍从，或无职名可镌，则镌其俸，或一切不与俸荐。如此，则方始得它痛，恁地也须怕。”③朱熹要求，举荐者一定要有公心，对故友亲朋不能举荐，“且如荐举一事，虽多方措置提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亲旧，应副权势，如何得心变。”④朱熹还强调，举荐人才一定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一定要以选得人才为重，而不能受人情和权势的影响和左右。在《朱子语类》中，他的学生记载说：“有亲戚托人求举。先生曰：‘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⑤为了确保举荐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朱熹主张实行“公议举人”制。他认为，公议举荐，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公认是好人是能人，自然能得到大家的举荐。这样做，一方面能够客观地把优秀的人才选上来；另一方面，阳光操作，可以防止不负责任的胡乱举荐的弊端出现。“有为其兄求荐书。先生曰：‘没奈何，为公发书。某只云，某人为某官，亦老成谙事，亦可备任使。更须求之公议如何，某不敢必。’”⑥
  第三，反对仅凭资考升迁。朱熹认为，仅凭资考就能升迁是片面的，资历能够增长人才的见识，但只是人才的一个方面，真正的人才还应该从德能勤绩多方面进行考量。他说：“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①如果仅凭资历年限进行论资排辈的话，真正的人才就无法得到重用，就可能形成一种不思进取，只等年限的不良风气。他又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②因此，朱熹强调，选能任贤一定要注重工作实绩，要看实际表现，真正做到因才任职，据功升迁，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人才生态。
  第四，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为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创造条件。科举制度为破除世袭制度在历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特别是为下层人才提供了升迁的机会，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但到了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已经比较突出了。朱熹说：“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③大学等教育机构，本来应该是培养有德行又有知识的人才的地方，但受科举的影响却变成了造就科举考试机器的场所。朱熹认为：“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风俗日薄。”④科举“最切害处，是轻德行，毁名节，崇智术，尚变诈”，“不知是甚世变到这里，可畏！”⑤这是值得深思的，也是朱熹认为必须改革的主要原因。改革的方法之一是要选择一个好的教师。他说：“凡事须有规模。且如太学，亦当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绳墨，迟之十年，日与之磨炼，方可。”⑥又说：“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⑦好的人才应该得到这些有德行有才能的贤儒的教导和培养。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过于幼稚。但是，作为南宋时期的学者，朱熹能看透科举制度的弊端，力倡改革，实属难得。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是有借鉴价值的。
  与其他事物相同，人才的成长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人才工作要善于发现、利用和尊重这一规律。用切实可行的政策加以保障，各方面统筹兼顾，使人才能够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朱熹提出任贤使能必须有一系列人才政策作保障的人才思想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原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8期）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5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6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6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6页。 ②《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69页。 ③《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5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5页。 ③《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29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9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0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0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0页。 ①《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页。 ②《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页。 ③《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9页。 ④《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94页。 ⑤《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9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1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0～2681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2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0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2页。 ⑥《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2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2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6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3页。 ④《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33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01页。 ⑥《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2页。 ⑦《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