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南宋社会那种宋金政权对垒、民族矛盾尖锐、道德价值体系几乎崩溃的时代背景下，朱熹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以心性论为基础，构建了道德教育的形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本体论的依据。朱熹重视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内在道德自觉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实践不仅仅体现在行为上遵从应有的道德规范，而且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要求。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掘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能为我们今天解决社会道德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
  朱子理学作为宋末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其道德哲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朱熹在理一元论哲学的前提下，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构建了道德教育的形上学
  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即“天理”。“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停也。”①在朱熹那里，理是永恒的宇宙本体，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理既是宇宙本体而主宰万物，又是宇宙本体而派生万物。他用“理一分殊”来概括“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②可见，在朱熹看来，天理只有一个，而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通过分殊表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朱熹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认为仁义礼智合而言之，是天理之总名，分而言之，则是组成天理的件数。他说：“天理既浑然，然所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都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③可见，天理浑然是总称，仁义礼智是分名，是天理中的具体条理。在这里，朱熹对仁义礼智的理解和阐述，已不满足于道德伦理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辅助性作用和服从性地位，在关注社会人生的基础上，站在宇宙本体的角度来审视道德伦理。
  朱熹还把理与万物的规律联系起来，认为理又是物“则”，事事物物皆各有其“则”。他指出：“天之生物，……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④“未尝不同”的理即是宇宙的本体，其“不能不异”的理就是事物的“则”。各个万物都具有本体之理与规律之理的两重属性。对于事物的规律之理，人们只能顺应，不能违背，“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⑤他还说：“水之润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土之稼穑都是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便无此理。”⑥从上述可知，“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仁义礼智的总称，又是物则（即事物的规律）。朱熹在其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的依据。
  （二）朱熹以心性论为基础，强调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中的作用，为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朱熹的心性论是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他以“理”、“气”为逻辑起点，对人的心性问题做了深入地探讨。朱熹说：“气不可谓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命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非以气为性命也。”①他认为，天理为人所禀受，安顿在人身上，就是所谓天命之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它是至善的；气质之性在道德内涵上既包括道德理性，又包括感性欲求，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天地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气质之性则是作为个人特殊本性，是普遍本性在个体上的特殊表现形式。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即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即气禀之性）。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强调人可改变气质，即通过道德修养，纠正气质之偏，复其性善之本，实现道德教化任务。他在给宁宗皇帝讲授《大学》时指出，古代圣王设小学、大学以教子弟，都是为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弊，以复其性，以尽其伦”。②可见，朱熹对道德修养功夫的重视，其性气关系理论最终是为道德修养作论证的。
  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说。他认为，“心”是认识和道德意识的主体，无论是人的知觉思维，还是行为活动，都是在心的支配下实现的。“心统性情”思想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心兼性情，指的是心兼动静、体用、已发、未发，即把性情各自的属性都涵摄于心中；二是心主宰性情，即心统御管摄性与情，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是具有把握和控制能力的。朱熹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即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他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功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③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静、体、未发）的道德修养与遇事（动、用、已发）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在这里，朱熹强调必须发挥理智之心的主观能动性，以认识和保持内在的道德理性。
  朱熹还从人的知觉之心按其知觉的来源和内容不同，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他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①道心，即指以义理为内容的与天理有关的心，仁义礼智之义理为善，道心亦为善；人心，即指原于耳目之欲的心，人生有欲，饥食渴饮“圣人不能无”，②“人心”有“可为善，可为不善”。③因而，朱熹主张人心需要用道心加以限制，才能避免人欲横流，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心”服从于“道心”。
  朱熹的“心性论”强调了人是性气结合的产物，通过道德修养，可纠正气质之偏，复其性善之本。同时，朱熹主张心统性情，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中的作用，强调了人人都有培养、教育而成为圣贤人格的可能。这种从先天“气质之性”到后天“变化气质”的教育培养，充分表明了教化成善的可能性。这就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的理论依据。
  二、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展开
  朱熹在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朱熹认为，宇宙的本体的“理”乃是至善无恶的。换句话说，“至善”乃是世界本源的存在状态，这不仅为他的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也为其道德教育理论的展开提供了一条中心线索，因而朱熹的整个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始终围绕对“至善”的追求而展开的。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突出了伦理本位，极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并为此提供了系统的明确的方法论。出于其政治上“内圣外王”的理想，他将这种修养的过程归纳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递进过程，而其中最根本和核心的是修身。这是朱熹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特色。他重视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由外在道德教育到内在的道德自觉，这也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主体价值所在。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展开做些分析。
  （一）培养理想的人格是朱熹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
  朱熹把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贤君”“忠臣”“孝子”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①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②他认为，教育不是“钓声名取利禄”“科名爵禄之计”，而是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所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并认为“学者学此而已”。③这里所说的“五教之目”、“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从其具体内容看，所谓“义理”，是指“三纲五常”之类的纲常名教，也就是朱熹哲学中所说的“天理”的基本内容。所谓“修其身”，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天理”的要求“迁善改过”。朱熹所设计的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是所谓“圣人”人格和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他具备“仁”的道德品质。仁的含义是“爱”，如朱熹所谓“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④这种爱是对他人、对万物的无私之爱，是一种“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朱熹又常常把“仁”与“公”相提并论，如他说：“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⑤他认为，只有无私才能做到“仁”，有私心就不能做到“仁”。这就是说，要想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清除私欲，因为“仁”的境界就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境界。一个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了，就能“讲明义理”，当人君就可成为“贤君”，当人臣就可成为“忠臣”，当人子就可成为“孝子”，“然后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
  （二）“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
  如前所述，朱熹将“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认为，一切现实的人性已不全是“性之本体”，即性的本然状态了。这个受到气禀污染、并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就是“气质之性”。它反映出既有理的作用，也有气的作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所以，朱熹又提出了“变化气质”的主张。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改变人的“气质之性”，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工夫，把“气质之性”中恶的杂质（如人欲）清除掉，人性的本然状态，即天命之性就能完全显现出来了。这样，人也就达到了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最高的理想人格。可见，道德教育的作用（功能）和意义（价值）则是要通过变化“气质之性”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而体现出来的。“变化气质”的过程也就是“复其性”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还指出，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这样，灭人欲与存天理就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过程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的削弱也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增强。如朱熹所说：“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①这是说，人们虽然受气质之蔽，但只要“痛加工夫”，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也就能达到去蔽复明的目的。
  （三）修养论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
  在论述朱熹的道德本体论时，我们涉及到了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朱熹认为，本体与功夫，两者相互统一，相辅相成。与道德本体论相一致，朱熹构建了以修养论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敬涵养
  朱熹倡导“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在宋明理学中有很大影响，是朱子学修养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治心的重要功夫。“主敬涵养”说，主要由“静养动察，敬贯动静”思想组成。朱熹所谓的“主敬”就是要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是道德修养和教育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朱熹认为，心有未动
  ①《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页。
  和已动，即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也就是说，心有未发之静时，也有已发之动时。由于心通贯动静，故道德教育主要是治心，重在倡导人们的内心自觉，启示人们进行道德品质的自我体察，使人形成道德自觉和自律，做到静时涵养于未发，动时察之于已发。朱熹的所谓“涵养”，是针对人气之心持敬而养之，其主旨是要涵养出心知理明。他认为，这种未发的主敬修养工夫不仅可以涵养德性，而且可以为格物致知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
  2．格物正心
  朱熹以《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的格物、正心为基础，强调道德教育。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①在这里，朱熹告诉人们，道义之理要通过事物之理的明了来获得，只有先学事物之理，而后才能获得“吾心之全体”，为“正心”打下坚实基础。而其强调的“用力之久”，则是说认知有个过程，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探究方可获得。所以道德教育最终目的在于复明天赋之理，前面的格物只是一种准备的基础，后者才是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3．致知力行
  朱熹认为，德性最终要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才有价值。他特别重视道德践行，在道德修养和教育上十分强调“致知力行”。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②可见，朱熹是把致知与力行视为完整的认识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知与行既有区分，又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依而进的。由此，他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的思想，“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志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③这就是说，从知到行，不仅需要正确的认识，还需将正确的认识渗入到灵魂，化为人的灵魂的一部分。所谓的“重在践行”，就是要进行道德意志的锻炼。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引导人们进行“致知力行”、“重在践行”的过程。这也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
  4．循序渐进
  在道德教育上，朱熹认为要先“小学”后“大学”。在道德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对道德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认识。这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要注重人的道德行为训练，“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①①在小学阶段取得了道德感性认识，道德理解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就要进人大学阶段。这时应对人注重进行道德理论的培养，以获得理性道德认知，即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②朱熹在其道德教育实践中，还依据儒家经典的内容，适应小学和大学两极学生年龄特征和人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和《经筵讲义》等教材，成为我国古代德育教材建设史上的创举。
  三、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正如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全然地超越时代而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一样，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判其糟粕，继承其合理的思想，并加以创新，为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我们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略论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对朱熹道德哲学继承创新，构建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道德理论体系
  朱熹通过对道德伦理的宇宙本体论证，将标示世界万物之所以然和所当然的“理”确立为最高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从而为道德认识和道德践行提供了一个超越的、客观的标准，而不至于陷入道德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任何主观随意性。他的探索思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是很有意义的。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诸如一些部门出现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现象；一些地方发生了道德冷漠、丧失良知现象；一些领域出现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事件，等等。这些都一次次冲击着道德底线，挑战公众良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大意见。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制度、机制、法制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很重要一点是我们道德理论建设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社会多元价值观、中西新旧各种理论交错，导致了社会现实中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我们的思想道德理论建设还远远没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朱熹对道德本体论的探索思路启示我们，要从哲学高度探讨道德本质问题，认识道德的特点和道德标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着力构建符合新时期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体系，以充分发挥道德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促进作用。
  （二）对朱熹在道德教育思想中注重塑造完美人格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有助于我们培养理想的一代新人才
  朱熹在道德教育中，非常注重塑造一种高尚的人格，其目标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他所要培养的个体人格的特点是：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人立身、处世注重气节、操守，要求自重、自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致力于自我完善，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放纵自我。这种“自律型”人格模式比现代西方流行的以个人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由型”人格模式，在今天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朱熹把培育个体完美的人格，看作是教育的第一要义，对我们今天教育工作，正确处理德育、智育的关系，克服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倾向，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种智德双修的教育方针，是大有帮助的。
  （三）对朱熹的道德修养思想进行吸收改造，为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提供可资的借鉴
  如前所述，朱熹在道德修养论中充分肯定和强调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在个人乃至集体道德形成中的作用，对于今天学校在德育过程中较多注重他律而轻视自律的教育方法是大有裨益的。又如，朱熹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一再强调“知行相须互发”的思想，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加以提倡，这对当今从事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大有帮助的。再如，朱熹强调为学和道德修养须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及深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对反省我们今天学校教育的德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小学讲理想信念，中学讲文明礼仪，大学讲卫生安全”的本末倒置的目标设定有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要在现代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使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使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9期）

①朱熹：《读大记》，载《朱熹集》卷七〇，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56页。 ②《朱子语类》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8页。 ③朱熹：《答何叔京》，载《朱熹集》卷四〇，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85页。 ④朱熹：《答余方叔》，载《朱熹集》卷五九，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67页。 ⑤《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 ⑥《朱子语类》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84页。 ①朱熹：《答郑子上》，载《朱熹集》卷五六，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72页。 ②朱熹：《经延讲义》，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92页。 ③《朱子语类》卷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4页。 ①《朱子语类》卷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9页。 ②《朱子语类》卷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1页。 ③《朱子语类》卷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3页。 ①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载《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3587页。 ②朱熹：《玉山讲义》，载《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3588页。 ③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载《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3586页。 ④《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朱熹：《答程正思》，载《朱熹集》卷五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页。 ①朱熹：《大学章句序》，载《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②朱熹：《答程正思》，载《朱熹集》卷五O，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页。 ③《朱子语类》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页。 ①朱熹：《大学章句序》，载《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②朱熹：《大学章句序》，载《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