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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和”的思想
  朱熹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而人格追求是圣人之人格，为此，他非常注重“和”。朱熹“和”思想，主要着眼于如下几方面：
  第一，个人身心和谐、人格和谐。朱熹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①为什么要立志学做圣人？朱熹认为，是因为圣人身上具备“仁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②圣人还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的品格，“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③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的风范，“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④总之，圣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德，其身心是和谐的，其志趣是纯洁高尚的；圣人和谐人格的最高境界是“中和”。所以，朱熹主张：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本”，刻苦修炼，努力成圣，“圣人与我同类”，使自己的身心和谐、人格和谐。
  第二，人际关系和谐、群体社会和谐。朱熹说：“和以处众曰群。”①又说：“人和，得民心之和。”②人们处世要以“和”为纲，“和为贵”。人格和谐是人际关系和谐、群体社会和谐的最基本的前提和保障，而人际关系和谐又是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人类战胜困难与邪恶的保证，是完成理想大业的必须具备的客观环境。人际关系和谐，就是人心和谐一致即同心一致。要使人际关系和谐一致，朱熹认为必须“贵德重礼”和“明职分履道义”。“贵德”是重视伦理道德，加强伦理道德的修养，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和人格，人人都是文明的人；“重礼”是重视礼仪、法律、制度，就是用礼仪、法律、制度来规范、统一人们的言行，人人都讲礼仪、讲法律、守秩序、守规矩，人人都是懂法守法有规矩的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程子话说：“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又引范氏话说：“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又说：“敬与和，亦只是一事。敬则和，和则自然敬。”③可见，“贵德”与“重礼”的目的都在于促使人们互相尊敬，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和谐，进而达到群体社会和谐。“明职分履道义”，强调人人都要懂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义务，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群体社会和谐。朱熹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④又说：“为君当知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礼；为臣当尽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两尽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⑤人人都“贵德重礼”，都“明职分履道义”，那么人人就都具有了君子心诚之德——中庸。朱熹说：“中庸者”“惟君子惟能体之，小人反是。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①贵德重礼，诚实无妄，戒谨处中，则为君子；无德无礼，虚伪妄行，肆无忌惮，则为小人。朱熹教人贵德重礼、明职分履道义、心诚处中而做君子，不要反是而做小人。人人都为君子，人与人的关系能不和谐吗？群体社会能不和谐吗？
  第三，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上，朱熹强调“天人合一”，即强调人与宇宙自然要和谐一致。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②又说：“天人本只一理”、“天即人，人即天。”③朱熹明确指出：天人万物一体、天人万物一理，天人是合一的。什么是天人万物一体、一理？朱熹认为，“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大本为“道之体也”，达道为“道之用也”。依此而行，便可“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这就是万物一体、一理的道理。如此者，便能天地位，万物育，与天地同流、万物一体一理了。因此，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就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圣人法天”、“天者，理势之当然也”、“顺得这势，尽得这道理”。若不顺天而获罪于天，那必被天惩罚。因此，人类不仅必须爱护自然，爱护万物，而且还要不断地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规律，不断承担起修复被人类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的任务，以使生态环境得到平衡。朱熹说：“‘赞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焙物，而薪炊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至于尽物，则鸟兽虫鱼，草木动植，皆有以处之，使其各得其宜。”④人物各自有分，各得其所，各成其宜。人类爱护自然万物，遵循自然规律，使人类文化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人类与自然万物共生共长共荣，“这才真正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而天地之气亦顺矣。”⑤天人万物一体、天人万物一理，天即人，人即天，人类就要与宇宙自然沟通，我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就可保持天人平衡、天人和谐，万物也就生长发育，欣欣向荣。“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①
  第四，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天下太平。朱熹说：“仁者爱之理。”②人有了仁爱之心，就能“立人”“达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仁爱”之心的人，就会讲推己及人，向众人施行仁爱，而且还能宽容待人，与人为善。就会做到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的那样：“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③又说：“问‘如心为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将去。仁之与恕，只争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④忠，尽心尽力，忠实厚道，忠诚坚定，诚信有加；恕，己心如人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对人宽容。施行“忠恕”之道，宽容待人，与人为善，忠于民众，忠于人类，把仁爱推向天下众人，使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天下太平。
  朱熹又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⑤“中”是天下一切情感和道理的根本，“和”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普遍原则。面对事物的矛盾和道德价值的冲突，采取“中庸”、“中和”的方式来处理，即在坚持根本、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协商讨论，交换意见，互相理解，互相宽容，统一认识，达到共识，使事物向和平和谐的方向发展，即向最好的方向发展：“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⑥在处理国与国即国际关系上，采用“中庸”、“中和”方式来处理，既坚持了原则又化解了矛盾，使人类处于和睦与友谊之中，国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世界和谐、天下太平。
  从上所述，我们认为，朱熹的“和”思想包含四个层次：一是个人道德和谐、身心和谐，即人自身和谐。朱熹强调要学做圣人，进行道德修养，使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格和谐。二是人际关系和谐，即人与人和谐。朱熹一向把“贵德重礼”、“明职分履道义”作为人们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崇高道德观念。因为“贵德重礼”、“明职分履道义”能使人们具有君子心诚之德——中庸。人人都是君子，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和谐，社会就自然安定、和谐了。三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即人与宇宙自然的整体和谐。朱熹强调“万物一体”、“万物一理”和仁者“爱物”；还强调“中和”为万物一体之大本、达道，把“中和”的德性升华为与天地万物一体、一理的整体和谐的宇宙观。四是人与群体社会的和谐，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天下太平，即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朱熹强调推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把仁爱推向所有社会成员，使社会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和谐社会，①使世界“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②“保合大和万国咸宁”，③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天下太平。这也是粱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说的：“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人与人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这实质上是提倡以“不同”为前提而保持“多元和谐”的“大和”即“太和”——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多元和谐观。总之，朱熹的“和”思想是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通俗化，以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使孩童、成人、老人、妇女、各种阶级阶层、各色人等在日用言行、起居生活都遵守着一定的道德规范，使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万物欣欣向荣。所以，朱熹“和”思想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和谐、整体和谐、群体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
  二、朱熹“和”思想的当代意义
  朱熹“和”思想是我国传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为封建统治者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它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友好交融、维系多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当代对我国乃至人类的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笫一，弘扬朱熹“和”思想，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改革开放，我国的科学发达了，生产力提高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来应该凭借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而越来越充实、高尚，但是有的人却因此而失去了人生方向，把追逐财富、追逐物欲看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并由此而自私自利、奢华无度、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损害公民利益等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朱熹的人的身心和谐、人格和谐的“和”思想给了我们启示，就是我们在对财富进行合理追求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清除身上的恶念与邪欲，恢复善的本性，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第二，弘扬朱熹“和”思想，坚持以“人和”为核心的伦理观这一和谐文化的根基，提倡“贵德重礼”，遵守社会公德，“明职分履道义”，明晓职责履行义务，坚持原则，宽容待人，互相帮助，与人为善的精神，使人际关系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提携，共同构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多元共存、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第三，弘扬朱熹“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提倡民主协商。政治民主是国家文明的主要体现。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朱熹主张“公议”，君民共同公议朝政，这可以充分发挥臣民的作用，既可以避免君主专制主义的出现，也有利于纠弊，以实现开明政治。朱熹同孔孟先儒一样也主张“君子不党”、“和而不同”。朱熹教人贵德重礼、明职分履道义、心诚处中而做君子，不要反是做小人，也就是“君子不党”、“和而不同”。“不党”就是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不搞阴谋鬼计。“不党”就不会有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力量之间也容易沟通。“不党”就会公正无私、公平合理。“和而不同”就是重视和尊重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之间可以通过协商，求同存异，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合力。可见，朱熹政治生活上也是要求和谐的。但是，因为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朱熹所主张的政治生活的和谐和所希望的开明政治是不会实现的。不过朱熹政治生活中的“和”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坚持政治民主制度，提倡民主协商的政治生活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力资源。
  第四，弘扬朱熹“和”思想，弘扬“大同”的崇高和合目标这一和谐文化旨归，在台海关系上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坚持两岸人民“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原则，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近20多年来，台海两岸人民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同胞情谊日益加深，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是少数台独分子挑拨两岸关系、推行“两个中国”、制造国家分裂的活动也变本加厉。因此，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坚决揭露、打击台独分裂阴谋，又要弘扬朱熹“和”思想，弘扬“大同”的崇高和合目标这一和谐文化旨归，使两岸人民理性了解仁爱和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大道理，懂得台海两岸“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利害关系，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坚持两岸人民“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原则，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第五，弘扬朱熹“和”思想，坚持“尚中贵和”这一和谐文化的本质，扩大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和睦，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有极大的增强。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肯定和欢迎的，但也有一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论者趁机大肆散布“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制裁、分裂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弘扬朱熹“和”思想，坚持“尚中贵和”这一和谐文化的本质，与世界各国和西方文化及各种宗教文化平等对话，协商讨论，交流互补，求同存异，反对霸权，反对恐怖活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扩大国际合作，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促进人类和睦，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
  第六，弘扬朱熹“和”思想，在人与宇宙自然关系上，坚持“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这一和谐文化的内核，提倡参赞化育。朱熹从来不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是互不联系、各自孤立的，也不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类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而是认为万物和人类都是由天地生成的。因此，人类不仅与天地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人类还是属于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既是最灵最贵的又是充满仁德的，因此就有责任帮助天地化育万物，关护万物，使万物各正性命，使万物和人类一起和谐生存、生长、繁荣。如果将“人定胜天”推向极致，那么不仅万物不能生存，而且人类也会陷入生存的困境。这种思
  想既考虑到了人类要依靠自然界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又考虑到了人类有责任帮助万物生存和发展，因此是正确的。我们要弘扬朱熹“和”思想，坚持“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这一和谐文化的内核，与宇宙自然和谐，保护生态平衡，优化生活环境，提高生存生活质量。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27卷第3期，2008年6月）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2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80～2381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页。 ①《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②《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9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45页。 ⑤《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5页。 ①《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②《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7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9～1570页。 ⑤《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①吴兆基、武春华：《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4页。 ③《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9页。 ⑤《四书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78页。 ⑥佚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①寻国宾：《解读五经经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②寻国宾：《解读五经经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③佚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