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1130—1200）登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进士第，随后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常平司、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后官至秘阁修撰兼侍讲等。其自言“自蚤年入仕，而实历厘务差遣仅及五任，通计不满九考”，①而“入侍经幄，仅及四旬”。②在人生的多数时间里，朱熹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以书院为讲学阵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享有盛誉。
  一、从政为民，立教厉俗
  朱熹是在“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下成长起来的儒家大学者。他主张抗金，强调富民强国以养兵备战，终身不忘收复中原失地。入仕后，一心为公，深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首肯。故其有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③这是朱熹为官的自白，也是其在官宦生涯中恪守的准则。
  朱熹于绍兴年间（1153—1157）在福建同安担任县主簿，主要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等事务，即掌管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同时，兼管县学事，参与学校管理，介入教学活动。他把搞好教育事业视为重要使命，故在教书讲学上甚有作为，为日后长期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人评价曰：“莅职勤敏，纤细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苟利于民，虽劳无惮。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①
  朱熹于淳熙六年四月至八年闰三月（1179—1181）在江西南康任知军。这期间，重农桑，兴水利，抗旱魃，修荒政，济民生，有政绩。特别是整顿军学，修复白鹿洞书院，定教规，聘名师，招生员，置学田，聚图书，登坛讲学兴教化，大大推动书院发展，成为典范被载入史册。朱熹于淳熙八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1181—1182）在提举浙东任上，虽然忙于抗旱救灾活动，但也两次出巡各地，雷厉风行地弹劾不作为、贪污腐化的地方官员，对整饬官吏，醇化士风，振奋民心起到表率作用。
  朱熹于绍熙元年四月至次年四月（1190—1191）在福建漳州任知州，其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朱熹在衰世中用于挽救人心世道的最佳措施，就是整顿学校教育、砥砺士风。他在佛老泛滥的漳州荒远之地整顿学校，目的在于振兴儒学、推广教化，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革漳州“俗未知礼”的方略。由此，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推动漳州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后人所乐道。
  朱熹于绍熙五年五月至八月（1194年）在湖南潭州任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百日时间甚短，且疾病伴之，却不忘教育事业，热心于改善州、县学的办学条件。特别是兴复岳麓书院，登台讲学，各地慕名来学者甚众，影响甚大。
  朱熹不仅在各地施教于民众，灌输正心诚意的理念，还冒死在奏章中提出“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要求限制皇权不使私欲膨胀，以端正治理天下的根本。朱熹常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②朱熹批评宋高宗、秦桧推行与金议和的路线，又批评宋孝宗登基始有隆兴之北伐，因战前准备不足而败，再起与金和议之声。朱熹认为：“夫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咈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朱熹对吏部侍郎陈俊卿说：“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论之，上则天心未豫而饥馑荐臻，下则民力已殚而赋敛方急，盗贼四起，人心动摇。将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为图回之术，则岂可以胜言哉？然语其大患之本，则固有在矣。盖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为是说者，苟不乘乎人主心术之蔽，则亦无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书不暇及他，而深以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明公。盖是三说者不破，则天下之事无可为之理，而君心不正，则是三说者又岂有可破之理哉？”朱熹不但自己要正君心，还鼓动立朝的正人君子一起来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早悟上心，以图天下之事。”①朱熹晚年有幸进入朝廷为宁宗侍讲，便抓住机会向皇帝讲《大学》的内容，灌输儒家正心诚意的修身与治国思想。
  朱熹要求人们学习儒家经典著作，把握儒家思想精髓，明辨是非善恶，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认为，“天理”无非体现在宇宙事物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上。“所以然之故”，指的是事物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主要体现为自然世界中的普遍规律与原则；而“所当然之则”，指的是事物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其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所应当普遍遵循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并举通俗易懂的例子说：“如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熹的明理灭欲之道德要求，特别指向士大夫，要求以此约束官大位显权重者。朱熹的这些主张在南宋时期被强化，是有深刻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的。古往圣贤提倡限制人欲膨胀，适用于所有的人。人类不强调个人品德修养，不克制私欲膨胀，只以个人为中心，其言行危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环境之实证，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不胜枚举。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皆属无节制的人欲所致之范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社会道德造成颠覆的今天，克制私欲可以为个人营造一种心灵的宁静，让人多一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以共同建设美好的和谐世界。
  二、与时俱进，编著教材
  学界习惯将宋代勃兴的儒学称为新儒学，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是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多以义理阐述孔孟思想，各自著述，未经提纯，也未形成完整系统。至南宋，东南三贤继续努力倡导与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致力于古人为己之学，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义理学说，汲取周、张、邵学说的部分内容加以综合提炼，熔铸成庞大而完善的体系，建立了儒学阵营中居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学派。朱熹长期研究儒家思想，探奥明义，对经学、史学、文学、礼乐以至自然科学均有贡献，而且广注儒家典籍，为广大士子提供最佳读本，用以抵御异端邪说。朱熹的学术研究涉足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农学、医药学等领域且获得很高成就。他把历史、礼乐、兵谋、刑法、制度、地理、天文之类，归为“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的讲学内容。但是，他侧重于哲学、文学、史学、天文历法等知识的钻研、掌握与传播，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正当学问”而着力推广。
  南宋是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蹙处东南一隅，未足华夏版图之半壁，长期处于金、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的包围之中，与金、西夏存在对立或作战的状态中；内部又处于儒学式微、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动荡不安的衰局，时刻都有倾覆之虞。朱熹虽然生活在不受战乱直接影响的武夷山下，却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使命，继承儒学精髓，对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细致的推究。特别是倾注40余年心血所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孟思想得以复明，通过大力宣扬推广，试图以此来挽救衰败的人心。
  朱熹要求从教者认真地做好培根工作，一再强调少年时期读小学，要掌握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常识。朱熹认为，儒家经典中蕴藏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要求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并编刻教科书《小学》大力推广。①他把“备载古人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法，亦有补于学者”的内容，编入小学教材，让人自幼读儒家经典的精华，待15岁之后入更高一级学校读书，就能弄明白小学时期所学之事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原因与道理。通过掌握更丰富的知识，懂得更深刻的道理，即能见道之大原，成为一个合乎儒家道德规范要求、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即能分辨善恶正邪，能正确认识自身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并能处理好人与人、自身与家庭、自身与社会、自身与国家乃至普天下的关系。这对于个人自我潜能的发挥、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和平，显然是有极大的帮助。
  朱熹在实施教育过程中，把《四书》《五经》作为重要的教材使用。经过孔子整理的《五经》以及脱胎于儒家元典的《四书》，无不阐述儒家提倡并要遵循之道。在南宋之前，《五经》“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②朱熹整理出《四书》以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③朱熹大力倡导进德修业的教育精神，培养了民族心理和道德品质，使当时的教育摆脱了宗教的同化，使中国至今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其功厥伟。
  三、家居讲学，接引后来
  朱熹在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凡其履迹所至，皆有讲学活动。在福建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竹林精舍，在江西修建白鹿洞书院，在湖南修复岳麓书院，并登坛讲学。朱熹始终把“家居讲学、接引后来”视为有益之事。同安县学讲学、南康知军讲学、武夷精舍讲学、竹林精舍讲学，无疑是其讲学的里程碑。在武夷山下寒泉精舍、武夷精舍与竹林精舍讲学为期较长，则是其讲学生涯中的黄金期。
  宋代教育机构，既有传统的各级官办学校，也有民间的各类私立学校。
  官方无力支持办学，便不得不开放政策让社会力量办学。由于异族长期雄踞北方，强悍的金兵不断南下征伐、侵扰，南宋军民不断奋起抵抗，尖锐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与北方金国长期作战、对峙的局势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下，民疲国衰，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事连绵、财政日困和统治者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各级官学虽未中辍，且在宋孝宗统治的乾道、淳熙年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已经不能有效承担起培养大批人才的重任。一些在官场失意的中小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有德有识之士，或利用已有书院旧址，或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纳生徒，切磋学问，传播文化。这样一来，私人开办和讲学的书院便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朱熹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办学校、大力开展教学活动，成为最具影响力、最为后世景仰的教育大家。朱熹孜孜不倦地讲学，其授徒近50年，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人才。门人中有来自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江苏、湖南、四川、广东等地，至今有姓名可考的482人，多位知名者载入《宋史》，门人与私淑中有官职的占142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受学群体中，不乏祖孙三代、兄弟、翁婿、师友众人同时或先后向学者。①
  朱熹对仅教人“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错误做法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遵照古代设教育人的模式，“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②努力培养道德人才。北宋统治者在打败割据势力，基本统一国家之后，在治国策略上作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重视“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由此，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随之出现重视科举，重用士人的局面。于是，有庆历、熙宁和崇宁的三次兴学热潮，全国各地广办学校，而且帝王尊孔崇儒，提倡佛道，使北宋教育进入繁盛时期。帝王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美名曰以孔释老三者“迹异心同”，以此来统辖人们的头脑，使得北宋大力提倡文治教育的结果是偏离了“文德致治”的轨道，使士人、儒者、官员、军人的头脑浸淫着不思作为的思想，形成了士大夫集团贪图享乐的思想。到了歌舞升平的徽宗朝后期，北方强虏挥鞭南下，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顿使一个王朝土崩瓦
  解。在朱熹看来，靖康之变的发生，是政权内部腐败所造成的，从而无法抗击外来势力侵略，一失于国策，二失于德育，三失于民心。
  宋代官学服务于科举仕进，重文不重德。朱熹抨击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官方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反对学校只一味强调学生的应举“及第”，而忽略了道德的培养与才能的提高。认为，这种缺少德育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绝大多数不堪任用，甚至反成世累。朱熹是科举的受益者，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概阻挠。如古田林用中于乾道四年（1168年）六月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秋试，他作诗“不用叮咛防曲学”①送之，希望门生不要忘记此前所从事的“为己之学”，以求步入正道。
  总之，朱熹读《孝经》《语》《孟》《六经》之书，学尧舜周孔之道，知三代两汉以来治乱得失之故，讲明仁义礼乐、天理人欲之辨，遵守国家之条法，长期从事教学活动，以道德修养来塑造人格，形成内容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挖掘与借鉴。
  （原刊于《海峡教育研究》2013年第3期）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4页。 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7页。 ③《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5页。 ①黄榦：《勉斋集》，江夏黄氏家藏珍本，第384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08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74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4页。 ③黄榦：《勉斋集》，第404页。 ①陈国代：《大教育家朱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87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