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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于乾道七年（1171年），在中国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社仓事目》，于淳熙八年（1181年）呈请南宋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①此后，社仓也就成为农村储粮备荒及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朱子社仓法（后人把《社仓事目》连同“五夫社仓”经营管理办法统称“朱子社仓法”）即成为一个以实物形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社仓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现在考察朱子社仓法（以下简称社仓法）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创办社仓的缘起及其推广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福建闽北地区发大水，这时朱熹奉祠闲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他“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②。在视察灾情后，他呈文反映灾情，并感叹说：“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①。为了赈灾，朱熹向慈善户劝募余粮，按照平常价卖给灾民，同时上书建宁知府徐嚞，请求发放常平仓（官仓）的存粮，救济灾民，以利生产。徐嚞接纳建议，命崇安知县诸葛迁瑞，着有关司台，调派船只，运米六百斛，至崇安县兴田码头。朱熹亲率乡民，连夜将米挑回开耀乡，按丁口发放，灾情遂得缓解，“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②是年冬，抗灾得到丰收，百姓精选良粟，运往县仓偿还。刚继任建宁知府的王淮看到此景，高兴地说：“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③次年，朱熹又上书新任建宁知府沈度说：“粟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请仿古法，为社仓以贮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④沈度从之，并拨给钱六万缗创建社仓。乾道七年（1171年）秋，五夫社仓在朱熹的精心筹划下建成，变常平仓赈济为社仓赈济，大利于民。
  在朱熹创办五夫社仓的带动下，建阳、光泽、建宁、瓯宁、顺昌等闽北各县相继建立社仓。不久，闽北境内建社仓百余所，社仓之举可谓盛极一时。后来，社仓又不断向外推广。淳熙二年（1175年），浙东大儒吕祖谦之父，自婺州来访朱熹，住在五夫里屏山，亲眼看见社仓之惠政，返浙即着手筹划婺州（今浙江金华市）社仓。接着，又有江苏常州宜兴社仓，江西建昌军南城吴氏社仓等出现。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以后，由于朱熹的积极倡导，孝宗皇帝的支持，社仓在全国推广，并成为农村储粮备荒的主要形式。
  这里要说明一点，创办社仓并不是朱熹最早提出来的。就宋代而言，据记载：“社（义）仓创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置仓于州县。”⑤但建社仓于乡里，乃朱熹开其先。宋人李心传说：“朱元晦先生尝置于里社，每岁以贷乡民，至冬而取，有司不与焉。今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令乡人之有行谊者掌立，则合先生之遗意矣。”①明嘉靖《建宁府志·古迹》亦载：“社仓，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乡大夫，念饥民苟求一饱而轻犯刑辟者，于是与里人仗义协力，买田积谷，立为社仓。”
  社仓民办的好处，古人也有定论。明人钟化明在《康济录》中说：“唯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清人方承观说：“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②这些评价都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朱熹向孝宗皇帝呈请实施他的《社仓事目》。同年十二月，孝宗皇帝将朱熹的《社仓事目》“颁诏行于诸府各州”。
  二、社仓法的基本内容
  考察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有四点：其一，社仓设于乡里，官督民办。社仓分布于乡里，可就近赈济灾民，方便民众，克服了常平仓之不足。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明确指出：“……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遁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③社仓可以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社仓民办虽有因宜之便，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官府的支持和监督。《社仓事目》规定：一是社米的贷放、收回，事先须报经州县批准；二是贷放和收回时，县府须派“清官”到场监视，并携带仓子、斗子，用官斗平量；三是出纳完毕，社仓主持人须将收支数额报州县备案；四是贷放过程中如有徇私舞弊，许当场举报，由官府纠办。这些规定的目的：一是州县政府能够了解仓储及赈济情况，便于宏观调控；二是为了防止各种奸弊发生。这些都说明社仓具有浓厚的官督民办色彩。
  其二，社仓法规定贷放收息，自行积累资金。官办常平仓米的筹集，历代多采用征收义仓税办法解决。征收义仓税，无论是按田亩还是按户等，均侵害了地主官僚的利益，往往遭到他们的反对。再者，常平仓之粮食经常被官府移作他用，名不副实。《社仓事目》规定贷放收息的办法是：“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等到息增多，“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①夏借冬还，每石收息米二斗，利息并不算低，但比起出倍之息的高利贷，还是优惠得多。规定这样的利率主要是为了使仓米不断增值，以丰补歉，达到赈灾的目的。朱熹采用借常平米为本，用贷放收息，逐年积累的办法建立和发展社仓，效果良好。他在《辛丑延和奏札四》中说：“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敖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②由于有了一笔社仓米作基金，加上管理得当，“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③
  其三，社仓米灾年用于赈济，平年用以扶贫。常平仓米用于灾年赈济，平年不开仓，甚至坐视米霉烂也不贷放。朱熹创办的社仓则不然，他制定的《社仓事目》规定：“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庶几丰荒赈贷有节。”④这种无论灾年、平年均行贷放，平年放贷收息，灾年减息、免息。灾年用以保障饥民必需的生活，保护生产力；平年在“新陈未接之际”贷放，赈给深山穷谷耕田之民，解决农民春夏荒之困难。这样做既可使“死米”变“活米”，发挥其扶植生产，增强抗灾能力的作用，又可使贫苦农民免遭高利贷剥削。同时，它还可使仓米年年更新，不至霉烂变质。
  其四，社仓依靠乡官、士人管理。在“有治人无治法”的封建社会，一般的规章制度是无足轻重的，关键在执行制度的人。如果没有清廉公正、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再好的社仓法也不能自行发挥作用。为了解决社仓的管理问题，朱熹提出“责付出等人户主执敛散”的主张，并在开耀乡五夫里社仓付诸实施。所谓“出等人户”，即指乡官（为有官阶无官职的“寄禄官”，如朝奉郎刘如愚等）、士人（为编入“士籍”的人，也称举子、举人）或辞官致仕的乡绅。
  在朱熹看来，依靠乡官、士人主持社仓，较之单纯依靠社首、保正长利多弊少。从政治上讲，宋儒崇尚理学，大多数人有忧国忧民思想；从道德修养方面讲，宋代士大夫以“讲道德，说仁义”相标榜，都想借机为自己树立一个“有义行”的好名声，加上他们家庭富有，不会借主持社仓的机会营私舞弊，贪图蝇头小利。另外，这些乡官、士人在地方有一定威望，有一定组织号召力，为乡民所畏服；同时，他们与地方官府有一定联系，办事方便等等，这也是社首、保正长所不能比拟的。
  此外，经营管理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借出容易收回难。“财入民手，虽贫民不能妄用；及其取也，虽富民不免后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仓事目》规定：借贷社仓米必须由社具状结保，不具保者不贷；贷户如拖欠不还或者逃亡，由具保户“均备纳足”。这项规定可以起到贷户自我约束、互相监督，共同负责的作用，使贷出之米能及时如数还仓，不致发生“仓廪空匮，难以为继”的问题。
  三、社仓法的社会保障作用
  我国古代以实物形式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悠久，其中备受推崇的是“朱子社仓法”。它充分体现出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朱子社仓法规定平年贷放收息，不断积累资金。这种用息米自身发展，荒年赈济灾民，保护生产力，进行再生产，在中国救荒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但它同任何事物一样，朱熹的社仓法也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理由是贷放收息，“舒聚敛之余谋”，对农民进行榨取，有失“忠厚恳恻之意”。朱熹不拘泥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认为如果平年不贷放使之生息，就不可能积累仓米，何谈救灾。同时，平年不贷放，会使仓“粟久储速腐，惠既狭而将不久也”①。朱熹通过社仓米的贷放收息，使之增值，积累雄厚的基金，增强抗灾自救能力。从另一方面说，它又可以用积累的息米赈给无偿还能力的孤老残幼，起到扶贫之作用。朱熹在《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中说：“夫市里之间民无盖藏，每及春夏之交，则常籴贵而食艰也。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隐君子李君吕而谋焉。”②这种从大处着想的救灾扶贫思想是很可贵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社仓法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封建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改变了受灾民众单纯依靠国家拨谷救济的思想，有效地培养了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它还找到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兴办一种互助性质备荒仓储的办法。开耀乡实行社仓法十余年，除建仓房三间和归还所借常平米外，尚有余粮三千一百石。当时，开耀乡有人口约二千人，而能有三千多石粮食作为社仓基金，就当时而言，应该说水平是相当高了。朱熹在《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说：“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③三十年不到，开耀乡五夫社仓有基金五千斛粮食。这已充分说明，开耀乡五夫社仓已经超过常规赈恤范围，向全面社会保障前进了一步，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新发展。
  朱熹创办社仓，极力推行社仓法，其目的是发挥其社会稳定机制作用，“惠活鳏寡，塞祸乱源”④。朱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具有忧国忧民思想。他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自身利益，对于因天灾人祸引发的农民频繁起义闹事深感忧惧。据统计，两宋三百余年，共出现大小农民起义闹事四万多起。他为之作记的建阳县长滩社仓，就是在“绍兴某年，岁适大侵，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①的情况下，由“里之名士”魏元履呈请常平使者主动创办的，目的是“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农民流亡或暴动，维护社会稳定。
  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蝗旱，朱熹提醒孝宗皇帝说：“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②朱熹想通过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社仓法，达到救灾扶贫的作用，使黎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朱熹这一思想，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封建专制社会，只能在一定时期起到一些良好作用，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综上所述，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是通过社仓法实现的，而社仓法是在创办社仓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制定出来的，并吸取古代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的有益成果，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在中国古代以实物形式的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0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63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63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63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20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21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6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0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9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9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97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79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98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8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2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77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87页。